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教授王军说，在1992年的“出租车公司热”中，一些机关和事业单位在很短的时间内申办了大批出租车公司。这些公司都登记为全民所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吸引民间资金进入出租车行业，政府还默许私人投资设立出租车企业，但必须“挂靠”一个“主管单位”。
董昕告诉记者，天运公司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当时拥有面的40辆，夏利20辆，桑塔纳10辆。“通过银行贷款和集资的方式，公司先购车，然后司机带着钱买车，面的5万元，夏利10万元，桑塔纳17万元。不到一年车款凑足，还了集资款。”
“企业的全部资本都来源于职工。”董昕坚持认为，公司今天所有的财富，都是靠全体司机的资本和没日没夜的劳动血汗积累起来的。
1993年北京市出租车公司的数量比1991年增加了2.6倍，车辆增加了两倍。但也产生了市场供过于求、无序混乱等问题。 1996年10月，管理部门发布129号文件，此后公司之间兴起兼并重组之风。
天运公司也面临兼并重组。但在董昕看来，天运公司的未来，应由他和其他职工一起决定，“我们是企业的主人，而不是像桌子凳子和车那样的资产。”
这个较真儿的司机找到1991年9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条例颁布在先，天运公司成立在后，既然注册为集体企业，就应依法管理企业。”在他看来，肉要烂在锅里，集体财富是属于集体劳动者的，司机是公司的股东，通过职工大会行使权利，获取资本投入的收益。
他找到法院、信访办、主管局、工会，就为讨一个“说法”。有工友说，“有这工夫多拉几趟活儿挣钱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