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点多，班里稀稀拉拉来了三四个人，课照常上。到中午，又有1名学生因故离开。下午的情景模拟课，只剩下3个人，其中还包括一位母亲，代替不愿来上课的16岁儿子前来。于是，原定有21人参加，模拟两场新闻发布会、1场主题演讲、4场专栏访谈，每个学生都被分配了角色和任务的模拟课，由于人太少，计划得满满当当的议题和方案只能草草了事，甚至用辅导老师填充本应由学生扮演的角色。
事实上，这次模拟课，本是因为一次饭桌上学生们自己主动要求而增设的，也是此次3天集中培训中，额外增加的一天课程。为满足他们的要求，包括项目中心副主任吴萍在内的老师们多费了不少心血，人均也几乎多出了8000元费用。没想到，学生们还是放了老师鸽子。
把教育看成了商品
班主任吴萍刚刚接手这个班级，就遭遇下马威。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今年5月，学校组织学员去北京游学3天，到了北京，也有不少学员旷课。前一年带班的老师告诉她，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不久前，还发生了一起意外——原定从外地前来授课的老师，半夜12点因航班延误无法抵达上海。吴萍只好彻夜通过各个渠道联系其他老师上课。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本来就不多的几个学生抗议为什么不跟他们商量就擅自换老师，并拒绝听课。
吴萍觉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富二代”们把这个培训班看成完全的商品，认为既然我出了钱，你们就要为我们服务好，我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