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成都晚报记者再访杨大爷，将蔡体行的照片给他看。这是蔡体行在上海的近照，微胖的圆脸，刻上皱纹的鬓角。杨大爷的表情没有一丝变化，定睛看了又看，喃喃地说：“像，可能像，可光看头像还是不行，还是要看本人。”如果真的见到她，会说什么呢？老人又茫然了：“不知道。”
老战友：
我们不了解他的感情生活 但可以证明他说的是事实
“我们不了解他的感情生活，但我们可以证明，他说的其它情况都是事实。”昨日在看到关于“情圣”的报道后，杨忠渭当年的战友、从四川省气象局退休的马玲隶婆婆主动致电成都晚报。原来在1951年，上海共有150名十六七岁的孩子响应号召，参加西南军区气象干部训练班第二期培训。虽然后来去处不同，他们还是相约每年聚一两次。
马玲隶说，她作为聚会的联络人，每次只能将电话打到川大的收发室，通知杨忠渭参加。杨经常缺席，即使来了，也来得很晚，吃了饭就走，话还不多，“问一句答一句”。虽然对杨了解不深，但她评价：“用我们上海话说，他是有点‘神戳戳’的，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人很聪明。不然我们这批人能上大学的很少，偏偏就有他呢？”据她说，当年的战友很多都当过气象局的一把手，考上大学的战友中，还有人成了院士，没想到杨忠渭的晚年生活如此不济，让她觉得非常辛酸，“我们已经商量好，一定要找个时间到医院看看他。”
老领导：
他当初常对我定时汇报思想 但从未提过喜欢谁
马玲隶还提供了另一位战友谢永苞的电话号码。谢说，培训结束后的1952年5月，他、杨忠渭和另外一人被分到了西藏，“只有思想好、表现好、业务好的，才能到最艰苦的地方。”由于西藏大雪，道路中断，才改派到峨眉山实习——在千佛顶，当时为了开辟西藏航线，要建一个高山站。三个人昼夜值班，即便已经冷到零下20多℃，也要每隔几个小时就发报一次，提供监测到的数据。“杨忠渭的表现比较好，而且组织性纪律性比较强。”谢永苞这时忍不住笑了起来，“当时我们都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员，由于我是副书记，他每个星期都会准时向我汇报思想。我都在想，哪有那么多可以汇报的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