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张的复习时间、艰苦的复习条件，对于萧园来说并不算什么，“最让我痛心的，是考前三个月，母亲溘然长逝了。”
母亲去世前，最后的遗言是“不要告诉萧园，别影响了他高考复习”。
萧园的外祖父卢光楼曾就读于北京交通大学，1923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著名的北伐战争，1927年在南昌起义时牺牲。母亲卢前瑛曾在合肥女子中学求学，抗战爆发被迫辍学。萧园的两个哥哥，因为父亲“成分”(“工商业兼地主”)不好，小学毕业了就回乡务农。或许正是三代人坎坷的求学经历，卢前瑛对小儿子的上学机会分外珍惜。
萧园最终没有让亲人失望，他以安徽省文科第五、徽州地区第一的优异成绩，被北京大学录取。1981年的高考，全国报考人数259万，录取28万，录取率为11%。而安徽省的录取率还不到3%。
从北大毕业之后，萧园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担任编辑。之后又当起“史官”，负责编辑国家卫计委所属的中国计生年鉴(现为中国卫生计生年鉴)。
多年以后，回想起那个蝉鸣阵阵的夏日，萧园印象最深的还是“紧张”——“那是农村孩子唯一的出路啊”。
(华 熠采访整理)
高考是奋斗的见证(40年的高考记忆)
在刘家玮看来，北京大学是个无比崇高的地方。初中时因一分之差未能进入本省最好的高中，最终选择回本地读书，考上最高学府成为他暗自要争的一口气。
刘家玮读高中时自主招生刚刚起步，虽然新颖，也有准备周期长、辗转多地考试等问题。“我当时在学校总是排第二三名，看到自主招生的机会，就义无反顾地准备了。”靠着自己的备考节奏，刘家玮在获得自主招生加分的同时，调动了自身状态，成绩开始提升。虽然高考时在最擅长的数学和语文上发挥不佳，但依靠新概念作文竞赛一等奖的加分，刘家玮顺利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进入大学后，刘家玮作为志愿者，已连续4年参与北大吉林省招生组工作，提供报考咨询，协商志愿调剂，这些经历使刘家玮成为一批批考生“命运的见证者”，也不断唤醒他的高考记忆。
“高考就像一个大型游戏，有着清晰的目标和明确的反馈机制。大家遵循单一的逻辑，拼命在筛选机制中提高被选中的几率。那时我经常读康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就是为了确定简单生活的意义。”刘家玮说。
大学期间，刘家玮继续文学创作，担任文学社社长；学习成绩优秀，顺利保送研究生；参与学生工作，担任中文系研究生会主席。“学术、学工、社团、实习，所有这些事情我都做过，但很难有全力以赴的感觉。”刘家玮反思，“高考为高中生活带来唯一的‘正确’，可以为之心无旁骛。而到了大学，生活中布满了‘未选择的路’，如何规划成了问题。”
“我要感谢高考，感谢当时不遗余力地付出。”对刘家玮来说，自己是高考的幸运儿，高考是他人生前20年奋斗的见证，也是今后生活的背景和起点。
(张 帅采访整理)
找到生活新起点(40年的高考记忆)
邵洋，目前是中建三局某超高层项目专业负责人，曾参加过两次高考，还参与了国庆60周年阅兵式。今年是他来到北京的第九年，也是他步入社会的第五年。
回想起他的高考，邵洋的神情略显复杂。
2007年夏，邵洋刚刚结束高考，纵使他生活的小城市异常闷热，也无法阻挡他对未来生活的向往。然而，现实却将梦打碎，邵洋仅以5分之差，与理想院校擦肩而过。
邵洋不甘心去读二本学校，也不愿意放弃自己坚持了3年的梦想，经反复思量，他选择了复读，这意味着他要重回高中，再奋战一年。
“那时候，我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像第一次总复习时那么‘兵荒马乱’了。”邵洋说。
2008年，吉林省高考录取政策发生了变化，实行考后填报志愿。新政策的实行，稳定了邵洋高考前那颗不安的心，他心无杂念，全力备考，最终考了639分，比之前提高了40分。
和家人、老师几番商量后，邵洋郑重地在第一志愿里填上了最初的梦想——北京交通大学。一个月以后，他如愿收到了北京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高考前，我在一个小城市生活，每天两点一线，生活圈子小，接触的人也比较少。”邵洋说，“高考后，我一人来北京读书，这是生活的新起点。2009年，我作为北京交通大学的学生代表团中的一员，参加了国庆60周年阅兵式。当我所在的交通运输方阵齐步走过天安门时，那股心头涌上激动之情，难以名状。”
目前，忙碌的工作令邵洋倍感充实，他所在项目顺利开工，一座座建筑平地而起，这些都记录了他的点滴成长与责任担当。邵洋感慨道：“人生，是由大大小小的节点组成。高考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节点。它带我走向外面的世界，把我推上更宽广的舞台。而我也带着梦想拾阶而上。”
(陆怡彤采访整理)
高考并不意味着一切(40年的高考记忆)
中国政法大学教师许冬生的家乡在浙江省温州市。1995年，她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次重要的“大考”——高考。1995年，全国尚未开始扩招，因此当时考大学的录取比例要比现在低，考生压力也就不言而喻。很多人只要有高考的机会，就会拼尽全力。
为了备战高考，许冬生身边不少同学常常凌晨5点就起床读书。天未亮，教室里就已经陆陆续续有同学进来读书。直到第一堂课铃声响起前，教室外的走廊上、大树下，全是学生读书的声音。为了争分夺秒多做几道题，很多人常常在晚上10点宿舍熄灯后，拿出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等到11点查房结束，大家又钻出被窝，点灯继续夜读，常常学到次日凌晨的一两点。
1994年，全国37所重点院校试行并轨制收费，逐步建立起“学生上学自己缴纳部分培养费用、毕业生多数人自主择业”的机制。从此，渐渐地，学生要自己掏钱读书，国家对大多数人也不再分配工作。即便如此，高考热度依然不减。
但社会上对高考的态度也在变得多元化起来。上世纪90年代是温州制造业飞速发展的黄金期，大量的个体户由此发家致富。许冬生说，“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论调叫做‘读书无用论’，说什么‘做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等，但是，整体上而言，大家对于高考还是很重视的，正是有了高考，许多人才有机会继续深造，体验不一样的生活。”
那么，没有参加高考与高考落榜的同学最后怎么样了？
许冬生说：“很多高中成绩平平，高考也考得不是很理想的同学，现在也非常出色。好几个同学现在自己办企业、做经营，在自己的领域已经小有名气。还有一些高考落榜后选择复读，再去学习、再去考研的也找到了自己理想的职业。所以，我觉得高考虽然神圣，但并不意味着一切。”
(潘蔓玲采访整理)
[责任编辑：葛新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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