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移易风俗的方式方法必须简便易行、因势利导,其作用结果必然是“平易近人,人必归之”。虽说也能赢得部分百姓的赞同,但河南“禁放令”的被迫更改,江苏镇江公务员禁放烟花爆竹遭到可行性质疑,贵州凯里复婚不准操办酒席被认为不近人情,正是因为这些行为违背了“移风易俗”的规律,最终导致好心办不成好事。
大干快上、速干速成。这在某些领域内还能运转有效,但也不是屡试不爽,在任何领域内都适合。在风俗文化、教育培养、精神塑造、创新创造等需要时间适应或者涵养的领域,大干快上、速干速成就很容易犯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错误。尤其是在利益和政绩的推动作用下,这种急于求成的冲动常常先乱了自己的节奏,导致工作对象的抵触,造成事情的曲折或失败。
中国人做事特别注重“情”“理”二字,情感上要让人能接受,要给予时间,道理上要说得清楚,要立得住,而且“情”的重要性往往在“理”之前。进入现代社会后,除了“情”“理”之外,还要讲一个“法”字,即对于政府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对于百姓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移风易俗”多数还是为了社会形成一个更好的价值观,但做事不易,成事更难,所以无论是红头文件也好,乡约村规也好,无论是规则本身还是执行程序,都必须用合情合理合法的标尺来丈量。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24日 02版)
[责任编辑:韩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