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揭秘:原来这些参加过长征的开国元勋也当过老师

　　做一名小学教师，并不脱离毛泽东的个人规划。1913年，毛泽东考入师范学校时，就有做教师的意愿，他曾向斯诺说起：“我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而且差不多已经决定自己最适合于教书。”(《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23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1918年，也就是毛泽东从“一师”毕业那年，他在给罗学瓒的信中，建议新民学会的诸友人不要都向外面发展：“深以同人多数他往，无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之人，后路空虚，非计之得。”

　　其时的中国，学校是个新事物，是一个能形成文化认同并且上下左右联通的大系统，既招引人才，又成就人才。毛泽东有政治家的眼光，他看重学校，依靠教育工作凝聚同志，发展团体，巩固社会改进事业的根基。至于毛泽东个人暂不考虑留学而专心在国内发展的决定，则是在任主事前六个月作出的。他认为给世界作贡献亦离不开中国这片土地，“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毛泽东早期文稿》，428页)。那么，毛泽东打算做多长时间的老师呢？他对以教育为职业是作了长久打算的。在附小工作一年之际，他填写《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时，在“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栏目下填写了“教育学”，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目下填写了“教育事业”。

　　走进“一师”附小的毛泽东，已经是一位颇具见识的知识分子。他一年前主编的《湘江评论》是五四运动中一面鲜明有力的旗帜，受到了李大钊的称赞。他保持着强烈的求知欲，四个月前还在上海与陈独秀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并受到鼓舞。走进“一师”附小的毛泽东，有着崭新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不主张朋友们“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是客观的道理，关于社会的“主义”本身即是一种“知识”，是启蒙过程中个人要学习才能有所得的新知新见。从此，匹夫之责要在“主义”中表达出来，“主义”之下的诸友人不应该一起遣散闲情，“主义”团结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年谱》上卷，7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主义”通过学校可以成为众人的共识，这必定是毛泽东的想法。彼时的他已经行有所持，心有所念，他带着青年人特有的愿为社会和民众效力的志气、乐于践履实行的锐气、求通求变求上进的朝气来到“一师”附小，他的教育工作也因此而别开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