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多次参加全国人大组织的精神卫生法调研，马力已经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医生告诉我，精神疾病有三到十天的急性期，真正的治疗就要抢这个时间，只要治疗及时，就可以恢复，回归社会。过了这个时间，就成了慢性病。”
谈起这个话题，马力颇为激动，“这些人是特殊的弱势群体，一方面受疾病困扰，另一方面受社会歧视，如果得不到及时帮助，就可能变成病人。”据了解，在目前所有的精神病患者中，只有20%的人能得到救治。
早在2002年起草的《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2010年)》显示，中国精神疾病患者约有1600万人，还有约600万癫痫患者。
此外，受到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的17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约3000万。“在这个群体中，目前小学生有心理问题的占20%，中学生为14%至38%，大学生占到20%。”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获知，这部法律被部分人大代表看成是与《食品安全法》同等重要的法律，都涉及生命安全与基本权利。参与该法立法工作的人士说，每年两会均有大量代表提交议案，认为这部法律再不出来，基本人权就会出问题。
滥用的“强制”
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仍是强制收治。在公安部监所管理局辟谣后，一个由律师为主组成的“关注精神病强制收治邮件组”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发来的讨论资料显示，“这个消息值得欢迎。但未经法庭程序，当事人没有司法救济机会，对所谓刑事犯罪的事实和证据没有质证和审查机会，就被公安决定关进精神病院，也是个严重的制度缺陷。”
讨论组成员之一就是黄雪涛，她的业务专长在外商投资、国际贸易等领域。一次偶然的机会，黄雪涛代理了一起正常人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的案件，促使她投身对精神病人强制收治的关注之中。
2006年，深圳当地人士邹宜均，被家人以近似于绑架的方式送入精神病院，并被禁锢长达三个多月。后在黄雪涛等人的帮助下，才得以逃脱并提起诉讼。
该案中，精神病医院坚称“谁送进来的，我们医院只对他负责”，对于律师提出的人身自由、通讯权、会客权，院方表示需要征得送治人同意。黄雪涛认为，出于非医学理由，对邹宜均的人身自由、会客自由、通讯自由实施限制，实际上是合谋对邹宜均实施非法拘禁。
案件折射出法律的尴尬。十年前通过的《立法法》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黄雪涛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指出，“由于《精神卫生法》迟迟未能出台，对精神病人的强制措施的法律依据仅是卫生部等部委规章、规定，即便是地方制定的精神卫生条例对此作出规定也明显违反《立法法》。”
正常人被强制收治的另一面，是大量需要救治的精神病人得不到治疗。
马力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说，“精神病人的住院治疗分为自愿住院、保护性强制住院与保安性强制性住院三类，后两类为非自愿治疗，这也是目前《精神卫生法》起草最重要的争议所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研究员刘白驹也认为，目前保安性非自愿住院治疗仍是法律空白，对其重视不够。
2010年两会期间，刘白驹提交了“关于《精神卫生法》应当如何规定非自愿住院治疗问题的提案”，呼吁中国《精神卫生法》在确立自愿住院、治疗基本原则的提下，建立两种非自愿住院治疗制度，即救护性非自愿住院治疗和保安性非自愿住院治疗。
据马力介绍，由于第三类已经发生了危害社会的行为，按照《刑法》规定，公安机关可以收治。因此，争议最大、最难办的要属救护性强制住院。“在讨论和调研中，我们认为对于收治的对象必须严格遵守两个程序，首先是医生鉴定，然后有独立的第三机构来复核到底是不是精神病人。这个第三方必须是独立的并且和医院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不隶属于任何机关，由三到五人组成的专家组随机选取。”
黄雪涛认为，精神病的决定者不应该是受益人，比如公安机关和医院。因此，应该提供司法救济与表达异议的渠道。
刘白驹则特别强调，由于非自愿住院治疗的实施，构成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精神卫生法》应对其适用的条件、程序和责任作出明确、严格的规定，并且引入社会、司法的干预、监督。
[责任编辑：孙金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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