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学生：来到中国才知道误读了中国
“我只讲我看到的，听说的我不讲。”老人一再声明。这种精神，也赢得了花田教授的尊重。“老人特别重视什么是事实，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证言提供者。”教授告诉他的学生们。
尽管老人再三表示，“为了中日友好，这些悲伤的往事不要再提”，但在师生们的要求下，这一场讲述，一直持续到夜幕完全降临才结束。而离开时，差不多每个学生都向老人深深地鞠躬道别。老人讲的内容令他们动容，但他们之前几乎闻所未闻。
回想起来白洋淀之前和清华学生进行过的讨论，太田绿终于明白为什么清华学生会追问：“日本人对于战争有没有负罪意识？”
“我们大多数日本国民并未意识到不知情也是一种罪，也没去思考，那么多加害于人的事实，我们是否担负其责了。”她总结道。
然而这些正是受害者所在意的。“在日本，书上不讲，这些孩子的父母没经历过战争，也不会亲口讲给他们听。”野中教授说，这些年轻人不了解实情，所以他要带他们来中国，到战争现场确认“日本侵略中国时的屠杀和伤害是事实”。
野中自己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亲自到南京，听到大屠杀亲历者的证言后，才确信这些“实情”的。他的祖父和两个伯父都曾参与这场战争，其中祖父死在负伤回国途中，二伯死在山西。野中说，他每次到现场寻访，都会有新的发现，并会为自己仍然那么不了解战争历史而羞耻。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这样，尤其是一些年轻学生。回到日本后，一名学生在课外活动时，试图与同学分享这次与战争历史有关的体验，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答复——“我从没想过什么战争这种事，想这个有什么好处，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离我太远了吧！”
如果花田教授听到这样的答复，他肯定难以接受。在他看来，“日中两国的未来，将落在这些年轻人的肩上”，这些年轻人了解历史和现实的实情，“是他们的责任”。
“和日本国内的报道不太一样啊”
实际上，中国的现实，和曾经的战争历史一样，在这群初次到中国的日本大学生心目中，都是支离破碎或模糊不清的。
在他们的印象中，日本媒体里提到的中国年轻人，要么是唐家岭的“蚁族”同龄人，要么是足球赛场上焚烧日本国旗的“愤青”。这些蚁族，“自封知识阶层，但是没有实际的社会地位，被迫捆绑于贫困阶层，目睹富豪们的豪华生活以及权力腐败，很难保持内心的平静”。
在清华学生的带领下，这群二十二三岁的学生到了唐家岭。那天，垃圾和灰尘漫天飞舞，狭窄的过道旁，墙上被反复撕贴的招聘小广告上，付给应聘者的月薪只有这些日本学生每月花费的十分之一。以至于太田绿忍不住感叹：“这里的青年和我年龄相仿，却处在如此境地，世界真不公平。”
但接下来采访的结果与他们曾看到的报道大不相同。
接受采访的4个年轻人，都表示“对都市生活充满希望”。其中两名来自山东的女大学毕业生，刚到北京5天，还没找到工作，但她们认为“这是自身能力不够，不是政府和经济大环境的原因”。
这令日本女孩加藤纱衣子肃然起敬。她原本以为，中国学生会跟他们一样，如果找不到工作，会说“经济不景气”、“政府措施不力”，把责任推到他人和政府身上。
但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他们看到的却是中国年轻人显示出的强大的上进心。这令太田绿感觉“有些糊涂”：“和日本国内的报道不太一样啊！”她的同学佐佐木幸子则从专业的角度，试着解释了原因——传媒为了强调问题性，会把最悲惨的和最好理解的部分拿出来，但是在深入思考社会问题和寻找对策时，再局限于此就错了。
这趟实地参观和寻访，让日本学生意识到，这些他们一直觉得“女生装单纯，男生没主见”的中国同龄人，竟然具有着“异常高涨的自我责任心”。这一点令加藤最为吃惊。她眼前的中国学生即便一时找不到工作，也会信心满满地告诉她，“自己是支撑国家发展的生力军”。尤其是听到那两个待业女大学生说“为了国家发展，自己吃点苦也没什么”时，她甚至断言：“中国国民的上进心会让未来的中国更繁荣。”
而闲下来与清华学生聊天时，荒川丽未则意外发现，聊起日本动画片和明星，清华学生“比我这个日本人对日本文化更了如指掌”。这令她非常开心，甚至“那一瞬间觉得是在和早稻田的同学聊天，没什么不同”，也根本感觉不到反日情绪。
于是她得出结论，“国家不同，但人民的想法应该大体相同”。只是这些人民，往往由于各种原因，很难了解到实情。“记者，作为国家和世界的权力监督者、作为国民的看家狗，应不屈于强权，当好保护国民知情权的角色。”这个立志成为记者的女生，颇为庄重地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