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缺失
创作主体偏离
如果说如上所述还是“剧本荒”的外因，那么，作为戏剧创作自身的内因也不容忽视。
不可否认，时下戏剧创作热闹风光，时有佳作出现。但是，近年来，思想弱化、主题平庸、创意贫乏、人物扁平的问题已经日趋严重。剧作家面对商品经济的大潮，面对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以及迅速变化的社会现实，失去了直面与判定的能力，对人性的复杂性失去了探索的锐气，对社会的阴暗面失去了批判的勇气，在严重的失语状态下，集体性地选择了逃避。一些人钻进了故纸堆，借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卿卿我我，表达个人的趣味和义气；另一些人则加入流行文化大潮，一面大骂市民阶层的庸俗无聊，一面利用浅俗化的戏谑、商业化的卖点、感官式的娱乐，追求艺术投资利益的最大化；一些人摸准了评奖机制的脉搏，在主题正确、人物正面、剧情正统、行动正当之中，刻意地重复着妄揣上意、循规蹈矩的获胜模式……如此一来，戏剧的精神诉求明显弱化。英国戏剧理论家马丁·艾斯林认为，戏剧是特定情境下人类灵魂的实验室，自有戏剧以来，其对于人类存在的普遍困境和人性内涵的深入开掘就不曾停止过。因此，戏剧不仅仅是高台教化或简单娱乐，它还是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是引导人心向着崇高的伦理道德和永恒正义迈近的阶梯。
有剧作家不无尖锐地指出，如果话剧无关人的痛痒，不能震撼人的灵魂，不能启迪人的精神，我们大家看它干嘛，我们还不如约几个人聊大天，喝小酒。当戏剧变成了个人追求名利的手段时，对于时代的痛痒、人民的悲喜已经丧失了感知力和表现力。一些演出，热闹一阵便化作浮云，究其原因，在于戏剧的原创性不足，缺乏丰富的人文内涵和持久的艺术生命力。
戏剧固然是综合的艺术，但是剧本的创作却是剧作家个体精神与生命意识灌注其中的产物。因此，我们应当尊重艺术的规律和艺术家创作的自由。但是，在评奖机制下，领导的意志主导了创作的构思，专家的主张遮蔽了剧作家的创意。曾经写过《商鞅》的姚远，不可谓不是一个成熟的剧作家，但是一个剧本被各个权威改过来，改过去，完全失却了原初的样子，以致姚远不得不苦笑：干脆说集体创作，姚远执笔好了。笔者到外地调研，一位剧作家说，现在有一批人，控制着评奖那点事，你不按他们的意志改，还想进京么？还想得奖么？剧作家在剧团的财力物力、领导们的荣誉政绩面前， 只有委曲求全。
对于文学艺术来说，实用主义是害死人的。每个剧作家的人生阅历、精神境界、心理状态、艺术思维各不相同，创作出来的戏剧作品本来应该丰富多彩，别样生动；但是，现实中戏剧的主题题材、情节结构、人物关系却总是趋于雷同，这就是中国人的“聪明”，他们善于从因袭中学习因袭，从成功中复制成功，于是单调成为共性。
我曾经看到过一部获奖作品的演出节目单，宣传部长、文化局长赫然在目，编剧的名字却遍寻不着。还有一位导演改编了一部经典，演出后公然抹掉了原作者的名字。创造经典作品产生的环境，最起码的应当是对于剧作家的精神劳动保持敬重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