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世界早已不兑现静态的一般假定。如今金砖国家在做的，正是亚洲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多年来想做而不敢做或者根本做不到的；今后金砖国家准备做的，正是亚洲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期待他们去做的。经济学家出身的楼继伟财长说得够直白：金砖银行也好、亚投行也好，它们将更重视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将为亚洲和全球经济发展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更全面体现发展中国家的价值观。换句话说，作为具有复古意义和现代价值的新公共产品，金砖银行和亚投行的成立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范式转换。

　　另一方面，全球经济格局变迁也随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所担角色的不断升级而正在发生微妙变化，如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正从一般意义上的沟通与协调平台，升级为积极主导全球经济与金融治理的机制性安排。这从本次金砖国家的乌发峰会的有关成果即可反映出这种变迁趋势。而从国际经济秩序变迁史来看，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初步完成工业化和初步建成相对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后，其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中的诉求就不仅仅是一种被动适应，而是基于已有的经济力量，积极寻求参与国际经济话语体系建设甚至重建话语体系，包括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而西方一定会利用既有公共产品和相关力量工具迟滞或者阻扰中国积极主推区域性乃至全球性公共产品，却很难阻挡中国积极构建多边合作体系的努力。从这个角度来说，以金砖银行、亚投行为代表的跨区域制度安排，标志着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决策者们为了摆脱既有国际经济体系的战略锁定，通过主动创设并拓展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多边合作平台，以国际共识、对话机制和多边协议消除分歧，促进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从共享中获取利益，在积极提升既有全球经济分工体系话语权的同时，也在尝试参与承担全球经济体系担保人的角色。（章玉贵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