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
在中国文化中，儒学在当代的意义主要在社会伦理方面、个人的道德修养方面及个人精神和心灵的安顿方面，儒学思想回归不涉及政治制度的重新安排，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都没有直接的冲突。我对儒学发展的前景是乐观的。
现在不光是儒家，法家、兵家大家都在读，现在读孙子的人可能比读四书五经的还多。杂家、法家，还有黄老法家也有好多人读，读这些书的人，大部分都和现在的管理有关联。也有一部分是从文化教育出发，基本上是强调儒家文化经典，主要是《四书》。《四书》体现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而且这套核心价值观是跟中国人的历史文化处境和生存条件相符的，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所以它就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古往今来，仁人志士，为国家、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先人们，他们身上的精神，我认为主要不是来自于佛教，也不是来自于老子或者庄子，而主要是由从先秦开始，传承不断，一直到十九世纪的儒家文化。
后来理学的出现，承担了重建儒学价值体系的职能，通过对理论挑战和现实问题的创造性回应，古典儒学通过理学而得以复兴。可以说，宋明理学对汉代以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一个新的反省，并通过这种反省致力于儒学的复兴。理学虽然明确声明自觉承继孔子到孟子的先秦儒家，实际上理学思想体系中也扬弃了经学、玄学、佛学及道教的思想。理学能够在宋以后获得这样的发展，正是因为它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批判地吸取了不同思想的营养。
从中古一直到现代，中国文化一直在和各种外来的文化因素的互动场域里面不断发展。儒家文化只有深入探讨作为他者的佛、道思想，才能够反过来深入地认识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才能掌握自己的发展方向。所以，外来因素并不是儒家发展的障碍，恰恰可能为儒家思想的发展提供一些营养、契机，给儒家认识自己提供更好的参照。在19世纪后期以来，我们面临着新的现代化社会变迁的时代，遇到了更广泛的世界文明的环境，同样也遇到了社会价值的重建的课题等，重新再看宋明理学的产生、建立和发展，也有可能为我们今天提供思想文化上的启发。
上周五论坛上，甘阳表示，在西樵山下开展“四书”教学研讨会，是基于对于西樵山深厚理学文化的认可和传承。而据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元林介绍，西樵山在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出现了四大书院：湛若水创建的大科书院和云谷书院、方献夫创建的石泉书院、霍韬创建的四峰书院，“此时广东名士辈出，四书院成为此后数十年间中广东士大夫集团一个重要的讲游之所，而西樵山的理学圣地的地位，就是奠定于此时。”
王元林说，在这些明代大儒的带动下，广东出现了创立书院的高潮，据《广东书院制度沿革》统计，明代广东兴建书院共168所，大量书院的创立为岭南地区人才的培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邓智华介绍说，湛若水、霍韬等人在西樵山讲学同时也在明朝做官，史称“南海士大夫集团”，他们的思想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人通过修祠堂、编族谱、兴社学、办书院、撰家训等一系列手段和方式，在地方积极展开了一场文化的创造活动，致力于在既有的正统文化体系中营造新的规范。”
“在今天看来，明代理学大儒们齐家治国的经验与变革仍有借鉴意义。”邓智华说，霍韬当年环顾当时朝廷海禁森严之景况，曾提出“东南番皆由广入贡，因而贸易，互为利市焉，中国不可拒之以自困”之说，“意思就是说儒家士大夫也要有通商贸易、发展经济的眼光。”
霍韬之后，集官僚、学者于一身的庞尚鹏，其在隆庆晚年所撰《庞氏家训》，提出“民间常业，不出农商”，主张对家庭财产进行经营和管理，《庞氏家训》后来在珠江三角洲成为许多宗族家训的范本。
王元林说，在朝廷中，南海士大夫集团扩张政治势力，提高了岭南地区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力；在地方上，推行宗族的整合和建设，大力发展宗族经济，促进了岭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在文化上，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为岭南地区人才的培育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他们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岭南地区的发展相互促进。(专题撰文/摄影：张素圈 叶宁 梁秀玲)
[责任编辑：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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