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幸遇好心人
薛秋帆跳下的这个车站叫善化站。果断的决定让薛秋帆逃离了险境，但在这个陌生的车站，他却无助地提着行李站在月台上发呆，不知道该去哪里。渐渐地围来很多人，有的目光凶恶可怕，有个青年人扯着他的衣襟，诘问：“你是不是作了坏事，要席卷潜逃？”有的问：“现在这么乱，你要去哪里？”“有没有亲友可以投靠？”
薛秋帆当时才19岁，从未见过这世面，吓得浑身发抖。这时，有位约40岁的长者，用台湾话问他：“你是福建人？知道泉州府吗？”薛秋帆曾在闽南读书，会讲闽南话，就回答说：“我就是泉州人！”长者面带和善地点点头，薛秋帆的心情也变得轻松些。长者拨开人群，俯身拎起薛秋帆的两件小行李，小声说：“跟我来！”
薛秋帆尾随其后，出站台走了五、六分钟，拐到一座小屋前停下来。长者说：“这就是我家。现在外面很乱，我看你可怜，你就暂时在我家躲藏几天吧！”长者把薛秋帆安置在主房隔壁的小木板房里，里面很黑，一股霉味。长者提进来一只尿桶说：“你这些天就躲在这里，大小便也不要出来。我家生活不怎么好，现在三餐吃番薯米粥，我家吃什么，你跟着吃什么。你不要害怕，事到临头也没办法。外头有什么事，我会来告知你。”经过安置和劝慰，薛秋帆心中暗暗庆幸在乱世中遇到救命恩人了！
长者向薛秋帆介绍说，他叫蔡全能，在当地从事货物运输。家中有妻子，二女二男，大儿子是善化站铁路员工。蔡全能家中广播机里整天不断播送：台湾人民自治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以及各地起义的战况；所有学校已经停课，号召学生参加起义抗争行列；并警告台湾人不许藏匿国民党人员和“阿山仔”，如经查出将一体问罪。
早晚有邻里朋友来蔡全能家聊天，谈各地起义人员和“国军仔”抗争的战况，不少“阿山仔”被起义人员打死打伤。听到这些传闻，薛秋帆心里一阵阵害怕。蔡家对待薛秋帆都很好，不时地安慰他，再三嘱咐他不要跑出去！
后来广播机传来南京国民党政府派大批军队从基隆、高雄港登陆，实行武装镇压，到处枪杀和逮捕起义人员。3月16日，蔡全能先生告知薛秋帆，社会秩序已恢复正常，他可以去台中找亲人了。3月17日上午，蔡先生又拎起薛秋帆的小行李送他到善化车站上车。临别时，薛秋帆不禁潸然泪下，心里默念着“我这一辈子刻骨铭心记着，他是我劫后余生的救命恩人”！
薛秋帆在台中堂哥处休息数天后即前往台北，之后考入台湾省立农学院(后为中兴大学)就读。1949年辍学回福建家乡，在福州市工作。
一甲子后再寻觅
岁月悠悠，时光过了半个多世纪，海峡两岸隔绝的坚冰终于被冲破，实行开放往来。2006年7月14日，报载中国国民党台南县委员会主委苏明国率团参访泉州市的消息，薛秋帆看到后脑中浮现“二二八”落难时的善化镇，就是台南县管辖下的地方。他于是立即写信给中共泉州市委书记郑道溪和苏明国先生，并附上寻找蔡全能家人的多条线索，希望寻找蔡老先生及其后裔下落，以便取得联系，表达感恩的心意。
2006年10月20日，薛秋帆接到泉州市委对台办的复函：“你给市委郑道溪书记的信，书记阅后责我办办理，已转国民党台南县委员会，拜托予以查寻。”12月18日，薛秋帆收到国民党台南县委员会主委苏明国先生的回信说：“对你重情重义的诚挚心意，表示敬佩。”来信附有查寻情况：蔡老先生已于1956年去世，附上其子女各家的电话和住址等。信的末尾写道：“您的至情至性的情怀，很让我们感动”等语。
接到台湾回信后，薛秋帆思潮难平，夜不能寐。他想答谢蔡家大恩，最终选定书画作品。薛秋帆请著名画家潘宝池画了一幅牡丹画，牡丹乃花中之王，国色天香，欣欣向荣，象征着蔡家后代子孙昌盛，兴旺发达。薛秋帆本人书写“恩重如山”四个大字，表达感戴心意，亦让子孙后代记住这份海峡情。
恰好这时，薛秋帆打听到台湾东森文化基金会执行长张国祥先生来福州后要返台湾，他即拜托把礼品送到善化镇蔡家。张国祥先生到善化蔡家时，蔡老先生的长子、80岁的蔡腾芳手捧先父遗像，带领全家十几人在家门口迎接，小心翼翼地打开礼品盒，全家人睹物思人，非常激动，举着礼品合影留念。其后，蔡腾芳隔海给薛秋帆打来电话，代表全家人向他表示感谢！在电话中，蔡腾芳还一再希望薛秋帆有机会时再到善化来，薛秋帆内心感到莫大的宽慰。
[责任编辑：薛白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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