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讲到提高效率，应该说我们已经提出30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转过来。现在已经迫在眉睫、不转不行了。
新京报：那现在是遇到了怎样的问题呢？
吴敬琏：到了大概世纪之交，我们就逐渐发现，原来这些优势逐渐逐渐地衰退了。比如说劳动力的结构转移，在大概五六年以前出现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这种情况已经变化了。所以要靠劳动力的结构变化去提高效率，余地不大，而且劳动成本迅速地提升，从5年前就开始了。
当我们的技术水平跟国外的技术水平差别很大的情况之下，可以利用对外开放，引进技术，甚至用市场换技术的办法，迅速地缩小差距。但是当我们普遍的技术水平跟国际上的平均水平差距无几时，就要靠原始型的创新了，不能拿过来就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原来的优势已经消退了，而原来有些做法的副作用可是越来越明显了。
新京报：原来有些做法的副作用是指什么？
吴敬琏：比如说政府，政府在我们过去的发展中，在动员资源投入指定的方向上起了很好的作用，在中国经济追赶的时候这是有效的。但当你要力争成为领跑集团的一员的时候，要靠创新，而创新的不确定性非常地大，政府是没有这个能力来决定的。
在过去两年发展新兴产业的过程中，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发展新兴产业不确定性太大，而政府投入资源成功的概率是很小的。于是就发生这样的情况：当全国各地政府都把资源投向新能源的时候，没过几天就发现这个行业出现大量的过剩、大量的亏损，这就说明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所以过去我们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或者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语言叫做“中等收入陷阱”。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根本点就在于过去所依赖的推动增长的因素作用已经越来越小，必须找到新的能够推动增长的因素，而且能够让这些因素发生作用。
新京报：这个新的推动因素应该如何去找呢？
吴敬琏：前一阶段，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关于各种路径、方案的选择，做了一份《2030的中国》报告。这个报告里面有一句话，“要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最根本的一条是下注在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全要素生产率）上，要把所有的力量放在新的驱动增长的因素上，即效率提高。一种语言就叫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用另外一种语言就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讲到提高效率，应该说我们已经提出30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转过来。现在已经迫在眉睫、不转不行了。
用过去的增长方式，我们现在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就靠发行货币来支撑增长，结果货币超发所引起的宏观经济问题，使得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两难的困境，叫做既不能紧又不能松。紧了怕它崩盘，减速减得太快，但是又不能松，松了以后我们的房地产泡沫问题并没有解决，通胀的压力并没有根本上降低。所以一定要转变。
“由改革推进增长的新时代”有望到来
过去这些年，我们改革放慢了。所以现在需要通过推进改革，建立一个更加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体制、更加有竞争强度的经济体制，来保证我们的创新，保证效率的提高。
新京报：你刚才提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效率我们已经提出30多年了，进程缓慢原因何在？
吴敬琏：为什么30多年都解决不了呢？是因为体制有问题，就是30年前就提出过的，叫做“体制性障碍”。根本的办法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要改变我们落后的经济体制。
过去这些年，我们改革放慢了。所以现在需要通过推进改革，建立一个更加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体制、更加有竞争强度的经济体制，来保证我们的创新，保证效率的提高。
新京报：近期你经常提到顶层设计的改革思路，什么是顶层设计，中国需要怎样的顶层设计？
吴敬琏：顶层设计是一个网络设计中间提出的一个说法，叫做top-down design，从最上面往下来进行设计。
现在我们就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是一个政府控制着整个市场、整个社会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还是一个法治、有规则的市场经济？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我们要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是唯一的出路。这个市场经济是一个大系统，它有许多子系统，每个子系统要进行设计。
新京报：大系统、子系统分别指什么？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又如何理解？
吴敬琏：顶层就是一个规范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有计划的经济，然后下来各个子系统，财政怎么样，企业怎么样，金融怎么样，从顶层一直往下设计。
宏观管理就是总量管理，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次要是通过财政部，通过两者的配合以达到总量供求平衡，至于个量就完全靠竞争，就是每个企业用什么资源等等都是由他们自己决定。
总量如何控制？一个是货币发行量，货币发行量决定了总需求，只要货币发行量掌握得对，总需求和总供给就能达到一致。还有一个是财政手段，主要在一些公共产品或者是带有公共产品性质的领域通过财政调控。
新京报：近期看到各种改革已经开始启动，比如增值税改革，比如温州的试点，你如何看这些改革？
吴敬琏：从下到上的一些制度创新的春天到来了。一个是“十二五”计划都提出来，要全面的推进改革，要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各整体规划。
另外一个从下而上也出现制度创新，比如说，温州在金融方面的改革，上海的增值税扩容，开始的时候中央的财政和税务机关都是表现得比较被动，比较保守，害怕减收，现在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已经完全改变了他们的态度，积极地到处推行，而且保证财政部门和税务部门给这种改革以政府的补助。比如说广东省最近的关于企业注册的改革，就体现出市场经济所必要的“非禁即入”，即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限制进入的都自由进入，简化企业的注册登记的手续，像这样一些改革正在各个地方有很多新的创新。
顶层设计和从下到上的制度创新，这两个力量正在汇成一个巨大的潮流。新的一届政府很可能会带来一个由改革推进增长的新时代。
现在来看我们的改革有希望，但是不是能百分之百改革到位很难说，因为会碰到一些既得利益。
新京报：总体看你对未来还挺乐观。
吴敬琏：是有条件的乐观，总体来说取决于大家的努力，但比起过去两年政府不断加强“计划”，最近气候变暖，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