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过程，西方发达国家走了几十年到一百多年的时间，因此“人口红利”并不明显。而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也迅速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从而使人口年龄结构表现为明显的“两头小、中间大”。
有研究表明，1978年,平均一名劳动力要抚养0.603个未成年人和赡养0.081个65岁以上老年人。2006年，则变为一名劳动力负担0.255个儿童和0.127个老年人。这28年间, 少儿抚养负担年均以1.24%的幅度降低, 而老年负担则以0.166%的幅度增加，两者相抵，总抚养负担每年以1.075%的幅度降低。这样，劳动年龄人口多，社会总抚养负担降低，劳动力供应充足、成本低，产生了明显的“人口红利”。
过去30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广东更超过13%，这当中确实有很多“人口红利”的影子。上世纪80年代末，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南下，广东等地形成了汹涌“民工潮”，千千万万打工仔、打工妹推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猛发展，并以此不断向内地扩展，助推中国经济的历史性起飞。
据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蔡昉的研究，我国人口抚养比例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加0.115个百分点，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
然而，“人口红利”既然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中间阶段，也就注定终有消失的时候。2004年前后，距“民工潮”兴起不过15年左右，珠三角、长三角等地用工形势迅速转变，“民工潮”变成“民工荒”，并且同样迅速地向内地扩展，各地近年都陆续出现“招工难”的情况。“人口红利”开始消失，越来越受到关注。
据蔡昉预测，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只增加了约1%，到2015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不再增长。大概从2013年开始，我们的人口抚养比就将不再下降。也就是说，2013年或2015年前后，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我国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应该说就消失了。
短短数年间，一向被认为中国几近“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居然正面临短缺———这确实是一个让我们吃惊，却又不能不面对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