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协会应该发挥作用，用人工成本管理工资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
记者：您的LVA理论，为工资增长开放了一个科学合理的空间。而要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增加LVA，您觉得有哪些比较可行的措施？
马小丽：首先，从国家政府角度立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国家现在没有一部专门的、系统的工资法律法规文件，现行的有关工资的法律法规文件比较分散:《劳动法》的第五章讲的是工资，还有与《劳动法》配套的一些法规文件，《劳动合同法》有关劳动合同签订等五个环节与工资有关的规定，还有有关工资集体协商和最低工资等专项规定，这些都比较零散。所以，对《工资条例》，大家翘首以盼，国家必须要出台工资的系统的法律法规，而且有些条款规定要细，要可操作，可能对企业更有指导意义。
其次，行业协会应该发挥作用，给企业工资增长提供一个技术和科学方法的支持。人工成本管理、劳动定额制订、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的开展等，都离不开行业协会的作用。比如，不是说人工成本控制企业的工资就是压低企业的工资，企业压低工资，就会造成人才的流失，企业还得招聘新的人才，而招聘成本等都是计算在人工成本中的，为什么不把这个成本拿出来给优秀员工涨工资呢？用人工成本管理工资其实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国外也是用这种方法。
最后，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是由国家控制着，相关文件已经做了明确规定，将经营者的年薪收入增长与员工的工资收入增长有机地结合起来；非国有企业就得靠国家立法来解决劳动者的工资增长问题了。在企业完全自主分配条件下，经营者的任务是平衡好利润与工资的分配关系，因为利润与工资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为什么有的企业用了各种方法不断改革工资制度，使工资制度模式无不先进、科学、合理，但到头来人才还是流失？这说明，还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关系没有理顺，所以要从理论上、政策上、宣传上加以解决和落实。
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把这种理论的导向定位好了，国家再出台一些相应的政策来落实这个理论，光靠理论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但理论又万万不能没有。现在大家都在谈工资应该怎么提高，怎么缩小收入差距，怎么实行“提低、扩中、调高”，等等，我觉得还是应该先有一个理论的突破，然后用政策来落实理论，这样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改革收入分配应自上而下进行，政府应承担立法、协调、指导与斡旋作用
记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实现收入分配的改革路线应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政府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和功能？
马小丽：要把LVA理论用于实际中、解决实际问题，收入分配改革必须从上至下进行，即政府一要认同一个可应用的理论，二要改变一些现行的法规政策规定，三要制定相应的法规政策，才能完成理论到实践的飞跃。
我国要搞好收入分配改革，政府一定要出面，政府的作用非常大。根据我们的了解，企业都对国家的政策导向和法律法规等调控手段非常关注。像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将企业的分配自主权全部下放给企业了，只有工资总额没有下放。而企业就等红头文件，有了红头文件，员工都按红头文件执行。改革开放三十年了，现在还是这种情况。企业按照国家制定的法规政策行事，员工没啥想法；如果要是企业自己制定的制度办法，即使内容和程序都合法，一旦据此处理了员工，他们也会提起诉讼。千万不要简单地认为这就是计划经济，这不是计划经济，要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首先政府一定要发挥好它的中间协调、指导与斡旋的作用以及法律的规范作用。
提高LVA，劳动者就必须优先享有社会发展带来的好处，为此，国家要给予积极的政策扶持，推行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卓见成效的“藏富于民”、“让利于民”的惠民政策：对于“藏富于民”，政府要通过税收减免政策来实现；对于“让利于民”，企业要通过利润出让政策来实现。
当然，要实现“藏富于民”、“让利于民”，从现实操作上来说很难。要实现企业让利，工资才能增长，而实际上，劳动与资本是不平等的。LVA理论只是开放了一个工资增长的空间，至于工资到底如何增长，能够增长多少，要综合各方面的因素。从宏观上必须考虑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就业情况，以及物价水平等因素；从微观上要考虑企业的支付能力和劳动者的贡献率等因素，工资增长是劳资双方和政府三方面综合权衡的结果。
比如，国资委作为资方代表人，总是站在国有资本收益最大化的角度上，要不它也绝对不会实行EVA考核；全国总工会作为劳方代表人，肯定是站在劳动者的角度上，要不它一直在极力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我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无疑是站在宏观管理的角度上，一方面要考虑就业状况，另一方面又得考虑工资的合理增长。工资增长过高，超过企业的支付能力，企业亏损倒闭，到时候不雇员工了，这样反而给劳动者带来的就是生存问题了。
在我国，劳资双方与政府这三方的关系比国外的更为融洽，这样其实反而更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也只有在政府自上而下的指导、调控下，劳资双方与政府三方动态博弈的过程中，三方的风险才能降到最低、权益保障才能最大化，收入分配问题才能更好地加以解决。（人民网记者 陈叶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