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要真正启动以农民工为基础的低收入者的消费，不仅要改善他们的收入支出结构，改变他们的资产负债表，还得设法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让他们也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农民工们能否获得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福利，将是社会体制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志。当前，农民工仍然承担着相当的上学、就业、医疗等社会负债巨额成本，农民的手脚因此被捆住。由此，笔者以为，户口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政府能否补助农民，让农民享受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失业保障等，以换取农民消费乘数的扩大，由消费扩大而推动经济增长，由经济增长而保障税收增长，政府再通过税收增长弥补国库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
与户口对称的是农村土地，如果农民享受了政府补贴下的城镇居民的福利，就得交换出或者失去原来的农村土地承包权。土地承包权转移到城镇并由城市统一调配资源，是当前土地流转过程中的难点，但这可以弥补地方政府对于农民工转变成居民的巨额成本，如果相关的农村建设用地改变性质用作工业或者商业用地，政府就可以获得巨额的土地增值收益。如果地方政府不能交换到农业用地实现土地增值的补偿，那就得另想办法。由于农民工是在全国范围内流动，无法与具体城市作固化对称的统计，而一个城市也无法承担“无量”农民工的福利。一个城市承担了农民工就业，支付了相关福利，国家在税收上就得有相应的减免，吸纳农民工就业越多，承担和支付的福利越多，对称减免的税收或者地方留成越大。
由此而论，如果推出就业与福利上交税收减免的奖励规划，或能在解决农村居民城市就业及福利问题上提供一个方向，也为城乡统筹提供了解决的途径，从而调动起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与企业雇佣农民工的积极性，将本来转移支付的部分预算安排于农民工的就业和福利，逐步建立城乡居民平等的社会保障机制。当然，对于中西部地区，通过资源税等形式筹集社会经济发展资金，根据当地的文化、资源特点，设立各有特色的开发区、振兴区，将有利于地区间的均衡发展，减少农民工全国大流动的成本，从而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
因此，打破户口制度下的城乡隔离壁垒，重构新时代中国城乡关系，释放中国农民的消费潜力，核心问题是政府能否先通过补偿农民工，进而增进全社会的大效益，打开并释放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李国旺 作者系华宝证券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