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这样的结论，许善达建议，政府应该搞一个居民收入增长的规划。这个规划要搞一段时间，比如说5年或者是10年，并且不能仅仅局限在反周期的政策思路中。要超越这个视野来研究中国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以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设计出一套跳出反周期调节的宏观调控的战略，然后包含着若干措施，这样才能够起到提高居民消费率、进而恢复经济均衡的作用。之前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等于是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结构调整的目标，推迟了结构调整的时间，用以保持总需求的增长，使得经济很快从金融危机中复苏。但是，不能永远围绕金融危机来处理问题，还是应该有一个长期的提高居民消费率的战略。
借钱给发展中国家输出产能
关于外需和内需的关系。许善达说，产能包含两部分，在所有的投资里，最后会形成一部分产能要输到境外去。中国是贸易顺差，总体上讲，是产能对外输出。实际上对国内来说，只要多出的部分产能能够形成出口，留在国内的产能和国内的需求就能够相等，达到均衡点。换种说法就是，如果能保证多余的产能出口，出口的比重越高，国内经济就越能接近于均衡。这比调整国内经济结构要简单得多。对整个经济的调，一定是个相对长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搞5年到10年的规划，而且可能不只一个而是两到三个，要花10年，20年，甚至是30年来实现这样的均衡。但是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产能已经大于了需求，而且居民消费下降的趋势在持续，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扩大产能的输出量。输出的产能越多，就能给国内调整结构准备出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资源，使得这个调整能够比较平缓、比较顺畅地进行。否则如果想在很短的时间内做一个剧烈调整，必然会给整个经济造成很大的不稳定。
如何产能输出？许善达说，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数量减少了25%。发展中国家本身发展是需要资金的，而且需求量还要增长。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是极缺资金的。他们需要更多的钱开发潜在的资源。与此同时，中国的资金是过剩的，无论是外汇储备还是国内资金。
外汇储备2万多亿美元没处花，人民币也过剩。许善达说，央行在金融危机之后，两次提高了法定的存款准备金率1个点，吸收控制了6000亿人民币。但是准备金率提上去，对很多资金的影响并不明显，为什么？因为在央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时候，中国很多的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已经超过了3%。换句话说，就是商业银行拿着人民币没地方用，存在央行里。结果到央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时候，商业银行只是把超额准备金率划出一个点到法定准备金账户上去，没有实质性变化。
商业银行的存款去年是9万多亿元，只贷出5万多亿。在中国，贷存比的控制指标是75%。就是存1块只能贷7毛5。但是发达国家是百分之百，吸收1块钱存款可以贷出1块钱。然而即使中国商业银行的贷款比例低于发达国家25%，仍然贷不出去。
许善达建议，中国拿出5000亿美元搞一个共享发展计划，借钱给发展中国家搞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要求这些国家用中国借给他们的钱来买中国的产能，从而把中国企业的产能输出去。中国政府虽然没有明确做这样的规划，也已经在做一些准备工作。他说，央行从去年三季度开始，向急需外汇用于对外贷款的商业银行施以援手。相比较其他公开市场工具，央行这样做一箭双雕。既能够调节外汇头寸，又能够回收人民币流动性。有一个数字，截止2009年11月末，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外汇贷款3762亿，同比增长51%。而11月末，外汇各项存款余额2049亿，同比增长5%。换句话说，有1700亿的金融机构的外汇贷款不是靠存款支持，而是靠央行支持。这1700亿美元相当于回收了10000亿人民币的流动性，而两次提高1个点的准备金率只控制了6000亿人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