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已是年过八旬的老人。六十多年前，我受了孙先生的伟大感召，立志救国，开始经历了一段跟随中山先生革命、护卫先生的难忘历程。

从军

　　一九二○年的阳春，我刚十六岁，正在广州上中学。从老师那儿听到了一些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和主张，使我对革命事业更加向往。不久，就听说中山先生积极策划率数千人于江门起义，组成了救粤军，分五路攻袭广州城，从此揭开了第二次护法战争的序幕。继之，陈炯明率粤军在漳州誓师，分三路回粤讨桂。八月二十日攻占汕头，二十一日收复潮安，九月七日占领惠阳，围攻惠州，兵临广州城下。

　　在护法战争的节节胜利之下，广东各地纷纷响应。九月十六日，虎门要塞司令丘渭南独立；九月二十六日，广东地方派将领魏邦平、李福林于广州珠江南岸宣布起义；粤汉路广韶段工人罢工支援革命，广九铁路工人纷纷加入策应；广州各校学生先后罢课、游行；近郊农民、香港工人、海外华侨从四面八方捐助募款响应。

　　一九二○年十月，粤军攻克广州，桂系残部逃回广西。孙中山很快就绕道香港回到广州，重新组织军政府，整顿各军，扩大队伍。大批青年学生争先恐后投笔从戎，这时我再也坐不住了，便背着母亲加入了李福林的军队，成了中山先生护法旗帜下的一名士兵。

　　一九二一年五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广州数十万群众张灯结彩，载歌载舞，热烈欢庆。我也迈着矫健的步伐在队伍中接受中山先生的检阅。记得孙先生用宏亮爽朗的声音说：“粤军回粤，只做到了第一步，尚未完全成功，满清皇帝被打倒，民族主义算是有了一半成功，但由于官僚强盗们的压抑，民权、民生连一点影子都没出现……”听了中山先生的这番话，我们的想法就是渴望参加战斗。

参加护法战斗

　　一九二一年八月，中山先生指挥我们护法义军一举攻克南宁，直捣桂林，迫使陆荣廷逃往越南，于是广东广西连成一片。中山先生信心十足，他不辞劳苦，立乘军舰出巡广西，准备取道湖南北伐；同时命令组成三万北伐军，决心实现北向统一全国的宏伟计划。因陈炯明处心积虑进行破坏，于一九二二年杀害邓铿，勾结军阀阴谋截击北伐军，断绝对北伐军的粮饷接济，扣留廖仲恺……中山先生不得不撤销陈炯明本兼各职，决心改道北伐。在赣南节节胜利，又继续北追残敌。这时，陈炯明指使部下叶举、洪兆麟在广州发动叛乱，围攻宣德路总统府，炮击中山先生观音山住所。在卫兵们的掩护下，中山先生脱险后，登上“永丰”舰指挥反击，同时命令北伐军回师靖难。我们在前线得知这一消息后，个个愤慨难忍，决心回军与叛军决一死战。在许崇智、李福林率领下，我们快速进入粤境，当我军行进到曲江、马坝、大塘时，原来陈的部下谢毅、陈修爵公开叛孙拥陈。孙中山立即令许部转战福建与王永泉部汇合，朱培德、黄大伟部向湘赣退却。我当时在许崇智部下当传令兵，亦随许开拔，一路翻山越岭，又遭叛军沿路堵截，战友在我身边纷纷倒下。后得王永泉部接应进入福州城，撵走了李厚基这个土皇帝，全军遂在此休整待命。

　　这时，我们从一张香港报纸上得知中山先生已经离开香港去上海，临行时还向随员表示了“一息尚存，斗志不懈”的意愿。我军官兵在先生这种精神鼓舞下，在福州城秣马厉兵，等待着中山先生的新的命令。

　　秋天，我们久盼的命令终于下达。孙先生命我军向潮汕进军，配合各路军讨伐陈炯明。当我把东路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命令传到各军时，大家群情激昂。出发前，许崇智向全体官兵宣读了讨陈文告，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文告是：“我军奉令北伐，迭获赣州名城。提师转战千里，援闽幸告成功。此次回师东粤，专讨陈逆炯明。所过秋毫无犯，慎毋妄起虚惊。”许话音刚落，官兵们就高呼起口号：“孙大总统万岁！”“革命军万岁！”群众也潮水般地赶来欢送，场面十分动人。

　　部队出发后，从闽南直驱漳州、汀州、梅县，沿途所过村镇，到处张贴讨陈文告。当部队到达汕头、经过市区时，看到立在市街心公园的洪兆麟石像已被群众打得粉碎，我们还特意跑到跟前看了看，只见底部像座上清楚地刻着这样两句话：“青山不幸留斯像，自石无辜刻贼形。”

　　一九二三年初，广州城终于光复，叛军落荒而逃，中山先生重返广州城。记得在当时，我还背着枪在宣德路总统府门前徘徊，盼望能见上中山先生一面，官兵们也都有这样的心情。

来到中山先生身边

　　一九二三年秋的一天，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日子。承蒙同盟会会员、中山先生的战友、越南华侨农场主任童法（号镜洲）先生的推荐，我从北伐军部队来到了中山先生身边，当了一名卫士，实现了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夙愿。

　　不久，苏联军事政治顾问团在大本营创办了士官班，我又从卫士中被选送去学习深造。我从内心感激大总统对我这样一个年轻士兵的关怀，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多学些军事技术，为保卫中山先生出力。这个士官班共有学员八十多人，主要学习政治和军事。几个月后，学习结业，周振强、方日英、杨步飞等三十多人被选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做学员分队长，我出于对中山先生的爱戴，仍要求留在大本营卫士队，侍卫中山先生。

　　从此，我日日夜夜在中山先生身边工作，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到先生的为人和高尚品德。

在广东大学演讲

　　中山先生是陆海军大元帅，除操劳军事外，国内的许多大事都需要他亲自过问处理。即使这样忙，他每周都要抽时间从大本营横渡珠江到广东大学演讲。上岸后，距学校尚有距离，但先生从不坐汽车，而总是和我们卫士一起步行而去。一路上行人较多，卫士们为确保先生安全，就吆喝行人让开，先生见状总是阻止我们，批评我们不要这样做。很多行人见是中山先生，都主动让他先行。

　　到大学演讲时，先生总是精神饱满，情绪激昂，虽没有扩音设备，但他爽朗、宏亮的声音，在千人以上的会场处处可以听得清楚。演讲时，先生总是用他炯炯有神的目光扫视会场，听众鸦雀无声，时而又爆发出阵阵掌声。中山先生演讲从不知疲倦，经常一讲就是三个多小时。

参加黄埔一期开学典礼

　　一九二四年春的一个清晨，中山先生身着大元帅服，带着随从武官和卫士们乘坐“大南洋”号汽艇，在海军炮艇左右护卫下，沿珠江驶向黄埔军校。当汽艇抵达黄埔时，只见岸边迎面悬挂着廖仲恺党代表写的醒目的对联--“先烈之血，主义之花”。

　　在开学典礼上，中山先生在廖党代表等人陪同下，检阅了全副武装的学生队伍，并发表了讲话：“……在革命事业中，我们既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也取得了失败的教训，中国革命所以迟迟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没有自己的武装，没有人民的基础……现在为了完成革命的使命，所以我们才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建立自己的军队……”

　　开学典礼结束后，先生就在军校同学员们共进午餐。那顿午餐是每人两只馒头，一只咸蛋，因学员们都是站着吃，先生也没坐下，与大家站在一张长条桌旁一块吃。学员们见状，个个从内心赞叹不已。

重九登高

　　广东民间有“重九登高”的风俗。一九二四年初秋的一个大清早，中山先生偕同随从副官马坤（加拿大人）和我们卫士二十多人，乘坐汽车驶向白云山麓。车至山下，先生下车后四周环望。初秋的广州，天高气爽，芳香浓郁，中山先生兴致很高。我们沿着先生指定的山涧小道向上爬去，走不多远，迎面来了几个农民模样的弟兄。中山先生忽然停住脚步，招呼马坤挥手邀这几位弟兄在依山傍水的山径屈膝坐下，经过一番问长问短，我们才知道他们就是刚才汽车驶过的山下村庄的农民。先生心情沉重地说：“你们住的是茅草棚，泥巴房，生活很苦。我们一定要推倒这些封建恶霸，解决你们的土地问题。”几位农民弟兄得知面前就是赫赫有名的孙大总统时，眼泪夺眶而出，一位农民立刻站起来，恭恭敬敬向先生鞠了一躬，声音颤抖地说：“先生真是我们的贴心人，你的恩情我们永世不忘。”几位农民弟兄离开后，孙先生还许久地望着他们的背影，好象在思索着什么。

　　我们又继续沿着山径往上攀登，先生为了鼓起大家登高的劲头，提出把“能仁寺”作为这次登高的目标，他风趣地对马副官说：“马副官，你与卫士们比一比，看谁先到‘能仁寺’顶峰，先到的奖两只面包。”这一来，我们卫士们个个精神抖擞，一股劲地向“能仁寺”爬去。结果马坤得了第二名，先生与他开玩笑说：“这两只面包你是没福气吃了。”一九五六年，马坤访问南京时，还记忆犹新地与我畅叙了那次登高比赛的情景。

视察飞鹅岭

　　陈炯明叛军虽已被我军撵出广州，但其残余仍在东江惠州一带负隅顽抗。为了全歼这股叛匪，中山先生命令北伐军在福建的部队回粤，采用分进合击的作战方案，沿兴宁、梅县、河源、紫金一线直捣增城、博罗地区，从东面将龟缩在惠州城内顽抗的叛军围困起来。西路军也于同时迫近惠州城郊。这样，整个惠州城被围得水泄不通。

　　惠州素有“铁铸惠州城”之称。它三面环水，我军虽兵临城下，但要攻克并非易事。攻城部队原计划利用惠州城郊西边居高临下的飞鹅岭，安装十五门从虎门炮台运来的大炮，对惠州实施轰击。中山先生闻讯后，几次带着我们亲往飞鹅岭视察。先生站在岭上，遥望惠州城内人烟稠密，炊烟缭绕，若有所思。经他再三考虑，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决定不使用大炮轰击惠州城。

石龙石滩督战

　　我军不以重炮轰击，给了叛军以喘息之机。叛将杨坤如率领叛军师长陈炯光残部数千人，从惠州城外沿广九铁路樟木头车站，窜犯石龙石滩地区，并疯狂叫嚣：“打到广州城去吃中饭。”

　　中山先生获知后立即命令大本营全体官兵，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奔赴前线作战，并由大本营参谋长李烈钧立即组成督战敢死队，手持大元帅令奔赴前线。我们卫士队也和督战队一样，和先生一起深入战场。在先生亲自督战下，全体官兵军威大振，个个奋勇争先。经两天两夜激战，西路军和督战队全歼了来犯之敌，确保了对惠州城的围困。

　　我作为中山先生的随身卫士，耳闻目睹了中山先生的一言一行。他不顾个人安危，与士兵同甘共苦；他吃饭睡觉没有时间，督战部就成了饭厅和卧室，饿了啃两口面包，瞌睡了就趴在桌上闭一下眼。我们考虑到先生的健康，多次请求他上铁甲车休息，他都拒绝了，从没离开督战部一步。

　　战斗结束后，中山先生这才感到十分饥饿疲劳，当天回到广州，在东山廖党代表家吃了顿饱饭，睡了个好觉，第二天才渡过珠江回到大本营。

亲赴英租界交涉收回关税

　　广东海关是由英国人管辖，所收关税按比例交一部分给“北方政府”。中山先生为使这笔款项回到革命政府手中，决定亲赴英租界找领事交涉。一天，我们十多名随从、卫士，身穿军眼，手持武器，护卫着中山先生前往领事馆。我们乘坐了三艘汽艇沿珠江堤岸乘风破浪驶向三面环水、绿树成荫的白鹅潭“沙面租界”。进租界也并非是件易事，租界唯一的进出口是桥头堡，堡内由英国武装守卫，进出都要被他们检查。中山先生不愿忍受在本国领土接受外国人检查的屈辱，遂决定不走桥头堡，而沿着河堤靠岸登陆。租界方面见是孙大总统，也无可奈何，只得放行上岸。登岸后，先生布置我们守候汽艇，他和秘书黄昌谷、副官马湘向距我们汽艇只有十多米远的英国领事馆大楼走去。先生出来后我们得知，经先生交涉，英国领事不得不交出所收粤海关税的二十万元给广东革命政府。

平定商团

　　广州商团是同军队一样装备有各种武器的武装组织，会长叫陈廉伯，是帝国主义香港汇丰银行的买办。商团的商业非常繁荣，经常有大车、轮船往来于香港，人们称其为“不夜天”。陈廉伯以繁荣商业为幌子，借口为防止明火抢劫，必须搞武装自卫。凡是千元以上资本的商店，都有了商店武装，有二百元即可得到由英国进口的长短枪三支。

　　革命政府的海军在珠江虎门一带巡逻监视时，截获了一艘装有大批枪枝的挪威货船。中山先生随即下令将船上武器起岸交黄埔军校保管。这一来，广州商团慌了手脚，在陈廉伯的煽动下，商团趁机发动罢市，造谣惑众，说“孙大炮”抢劫商团购入自卫的武器，并唆使两千多商人渡过珠江向大本营请愿，扬言“不达目的，决不收兵”。

　　中山先生决定亲自同这些商人会面。我们跟在先生左右去处理这件事，只见先生泰然自若，在接见商人代表时，一再向他们讲清革命道理。后由于胡汉民措施不力，中山先生毅然宣布由廖仲恺接任广东省长一职。廖先生接任省长后，立刻大刀阔斧，安民告示，但商团无动于衷，仍发动叛乱。中山先生立即下令廖省长开炮摧毁商团总部。经一夜激战，商团残余分子被迫逃窜郊区西村，在革命军的追击下，全部缴械投降。

中山先生北上后

　　一九二四年冬，中国历史发生了新的转折。曹锟、吴佩孚北方政府彻底垮台，西北军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电邀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家统一大计。先生接电后，便轻装简从绕道日本去北京。

　　这一次，我们卫士队没有与先生同往。我们奉命和铁甲车两个大队支援广宁农民协会，推行“三大政策”。在党代表彭湃、廖乾五的领导下，我们和地主武装激战五十多天，终于取得了胜利。

　　回到大本营不久，我们又去执行新的任务。一九二五年五月，盘踞在广州市区的滇桂军三万多人，在杨希闵、刘震寰策划下，私通北方军阀，阴谋推翻革命政权。大本营参谋团命令东征军回师广州。我们卫士队与黄埔入伍生铁甲车队组成渡河冲锋队，我任尖兵长。在海军炮艇和苏联援助大炮的掩护支援下，背水为阵的八十多艘小木船上的勇士们，很快登上了石牌车站堤岸。叛军见我军来势凶猛，吓得望风而逃。战斗结束后，我们与东征军胜利会师在广州观音山。这一战斗，为北伐战争奠定了基础。

　　（范锡琴根据作者口述整理）
　　（ 范良现为南京市白下区政协常委，中山陵园管理委员会委员。）

（来源：孙中山纪念馆网站）

编辑：齐晓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