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到过南洋，而且住了一段时间。有些事情还能记得起来。记得有一天晚上，中山先生召集了许多人在讨论将来国旗的样式和颜色问题，刚好旁边有人端上来一杯开水，中山先生瞥见杯中泛起了红色，就若有所感地说道：“红的颜色很好！”说罢端起茶杯一饮而尽。这时孙先生正为革命而奔走，前途困难重重，但是他却充满了乐观的精神。

　　当时海外华侨对于孙先生领导的革命赋予极大的同情和期望。新加坡华侨中有“小刀会”等组织，都是反对清朝，拥护中山先生的。孙先生看到华侨对革命的支持后很感动，他说华侨是“革命之母”，而且说了不止一次。

　　辛亥革命胜利后不到两三个星期的时间，福建就光复了。当时消息不灵通，只看到外国通讯社模模糊糊的一些报道，但是华侨们已经兴奋得了不得，新加坡的福建会馆华侨开会庆贺，当场成立了“福建保安会”的组织，准备以财力来支援革命。大家推选我当会长，打电报到福建问光复的消息是否确实。以后接到回电证实了这个消息，我们马上汇了两万元到福建。过了几天又汇去二十多万元，去支持革命的财政，安定人心。我们只希望从此以后，祖国能够享受到独立平等的权利。

　　中山先生不幸患癌症逝世，曾经追随孙先生的汪精卫、胡汉民等人相互攻讦，打来打去，蒋介石叛变了革命，抛弃了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的革命思想。从此我对于国民党没有好感。以后我到了延安，觉得共产党的政治很好，他们有前途，他们的实践和中山先生的主张是吻合的，因此当时我同情了共产党。

　　中山先生逝世前，听到俄国革命成功的消息很兴奋，以后就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对苏联抱着无限的热情和友谊。中山先生死后，苏联人民还赠送了玻璃棺材。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却到现在还在喊反共抗俄。他们的行为愧对孙先生，孙先生如果地下有灵，一定是很生气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孙先生为革命而在海外奔走的时候，始终不曾坐过头等船舱。孙先生总是坐二等舱，一则节省费用，二则可以不必象坐头等舱的绅士们那样吃得华贵，穿得笔挺，可以较为随便一些。中山先生在新加坡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说他到外面去玩的事情，他总是那么实实在在的样子。

　　的确，中山先生的为人很值得后人效法。我认为，周总理提倡纪念中山先生，学习中山先生，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应当隆重地纪念这位革命先驱。 　　　　　　

　　（作者：陈嘉庚（1874-1961），福建同安人。侨居新加坡。中国同盟会会员。）[*此件是陈嘉庚1956年应《文汇报》记者锺锡知之请，在厦门集美的住所里的谈话记录.]

 
（来源：孙中山纪念馆网站）

编辑：齐晓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