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最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孙中山留下了永不磨灭的丰功伟绩。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9页。]本文不打算全面阐述孙中山的整个思想体系，只就孙中山的自然观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和大家讨论。

物质论

　　孙中山的物质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孙中山认为，物质是“体”，精神是“用”。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宇宙的基础是物质，先有物质，后有精神，精神是物质长期进化发展的产物。

　　孙中山说：“在中国学者亦恒言有体有用，何谓体？即物质；何谓用？即精神。”（《总理全集》第2集，第246页）

　　中国哲学史上所说的“体”和“用”是什么呢？中国过去的哲学家一般认为，“体”是“本体”，是第一性的、本源的、最根本的；“用”是“作用”或“功用”，是第二性的、派生的、从属的。“体”在先，“用”在后，“用”依赖于“体”，是“体”派生的。但是，不同的哲学家对“体用”两字的实际运用是各不相同的。一般说来，唯物主义者把物质看作“体”，精神看作“用”。而唯心主义者却把精神看作“体”，物质看作“用”。例如，朱熹认为，“理”是“体”，“气”是 “用”。什么叫“理”？什么叫“气”？朱熹说：“气则为金、木、水、火，理则为仁、义、礼、智。”（《朱子语类》）这样，“仁、义、礼、智”便被看作“体”，“金、木、水、火”则被看作“用”。与此相反，王安石则认为，“体”是物质性的“元气”，“用”是“冲气”的“运行”。他说：“道有体有用：体者，元气之不动；用者，冲气运行于天地之间。”（《老子注》）王夫之也指出：“天下之用，皆其有者也。吾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岂待疑哉？”（《周易外传》）认为“体”是物质性的、实有其体的东西，“用”离不开“体”，必须有实体才能发生功用。因此，从“用”得知“体”之实有，这是不容置疑的。孙中山明确地肯定“体”是物质，“用”是精神。这样，他就用朴素的形式肯定了物质是第一性的、本原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肯定了哲学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从而承继了古代中国哲学的唯物主义路线。

　　孙中山还说：“进化之时期有三：其一为物质进化之时期，其二为物种进化之时期，其三则为人类进化之时期。元始之时，太极（此用以译西名以太也）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物质聚而成地球，此世界进化之第一时期也。……由生元（即细胞）之始生而至于成人，则为第二期之进化。物种由微而显，由简而繁，本物竞天择之原则，经几许优胜劣败，生存淘汰，新陈代谢，千百万年，而人类乃成。人类初出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孙中山选集》第141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

　　在孙中山看来，物质是宇宙的基础，人类出现以前，物质世界就存在。不是先有精神，后有物质，而是先有物质，后有精神。地球、太阳、太阳系，整个物质世界，是在人的精神、意识之外，并且是不依赖于人的精神、意识，先于人的精神、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在这里，孙中山绝对地无条件地承认物质在先，精神在后，“绝对地无条件地承认自然界存在于人的意识和感觉之外。”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268页。]他十分明确地肯定人及人类精神是物质世界长期进化发展的结果，是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孙中山认为，“太极动而生电子”。那末，“太极”究竟是什么呢？

　　“太极”这一名词最早见于《易·系辞》。到宋代，周敦颐根据《易传》的思想和道家学说，撰写《太极图说》，提出了一个有系统的宇宙起源说。他认为宇宙的根源是“太极”。而“太极本无极”（《周子全书·太极图说》）因其无形无象，无可指名，故叫“无极”。可见，周敦颐说的“太极”实际上是指一种虚无缥缈的精神客体。朱熹也认为“太极”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是“理”的最高境界。他说：“圣人谓之太极者，所以指夫天地万物之根也。”（《太极图说解》）“太极只是个极好至善的道理”。（《朱子语类》）可见，朱熹所说的“太极”，同样是一种客观精神。邵雍也认为宇宙的原初是“太极”。他说：“天地生于太极，太极就是吾心”。（《渔樵问答》）“心为太极”（《心学》）。很明显，邵雍所说的“太极”就是“心”，就是人的精神。王廷相则认为，作为宇宙本体的“太极”，不是别的，而是“元气”（物质）。他说：“太极，求其实，即天地未判之前，元始浑沌清虚之气也。”（《太极辩》）

　　由此可见，在中国哲学史上，所谓“太极”，是表示宇宙本源的哲学范畴。客观唯心主义者认为“太极”是精神性的“理”；主观唯心主义者认为“太极”是“吾心”；唯物主义者则认为“太极”是物质性的“气”。

　　如上所述，孙中山认为，“太极”就是“以太”。“以太”又是什么呢？

　　“以太”（ether，又译伊太）是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在自然科学中一直流行的一个物质性概念，指的是一种充满宇宙、渗透整个空间、渗透一切物体、没有重量、弹性极大的媒质。当时认为，“以太”是光传播的媒介，而电、磁和引力作用则是“以太”这种媒质的特殊机械作用。（注）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在自己的著作中都曾多次提到过“以太”。恩格斯曾经指出，“以太”如果“真的存在着，那末它就必定是物质的，就必定归于物质的概念之下。”①[《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22页。]

　　那末，孙中山所说的“以太”究竟是什么呢？他所理解的“以太”，和当时自然科学中关于“以太”的说明大体是一致的。例如，他认为宇宙进化“始初”之时，地球和太阳都是气体。他说：“照进化哲学的道理讲，地球本来是气体，和太阳本是一体的。始初太阳和气体都是在空中，成一团星云，到太阳收缩的时候，分开许多气体，日久凝成液体，再由液体团结成石头。”（第662一663页）又如，他认为，电弥漫六合，能和光、热相互转化，他说：“乃知电者，无质之物也，其性与光热通，可互相变异者也。其为物弥漫六合，无所不入，无所不包；……。”（第137页）由此可见，孙中山所谓“元始之时”的“以太”和电，实际上是指弥漫字宙浑沌未分的原始气状物质。（科学研究成果表明，早期地球是炽热的，一切元素都呈气体状态。）他所说的“太极（以太）动而生电子”，和当时自然科学中所谓“光是以太的振动，电因以太运动而产生”的说法是一致的，和列宁当年说的“光和电都是同一实物（以太）的运动形式”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308页。]也是吻合的。

　　（二）孙中山认为，宇宙只存在物质和精神两种现象。凡宇宙现象，不是物质，就是精神，不是精神，就是物质。物质是非精神性的宇宙现象的总和。

　　孙中山在《军人精神教育》中说：“六合之内，一切现象，厘然毕陈，种类至为繁夥。……然总括宇宙现象，要不外物质与精神二者。”“欲知精神之为何，当先下定义。定义云者，就于一种事物，以简单之说明，能确知其为何事何物之谓也。……至于精神定义若何？……简括言之，第知凡非物质者，即为精神可矣。”（《总理全集》第2集，第245页）

　　应当指出，孙中山对“下定义”的理解是不科学的。下定义是什么意思呢？列宁曾经指出，下定义首先就是把某一概念放在另一个更广泛的概念里。例如，当我们下定义说驴是动物的时候，我们是把“驴”这个较狭窄的概念放在“动物”这个更广泛的概念里。但是，在认识论所能使用的概念中，再没有比物质和精神这两个根本概念更广泛的概念了。所以列宁说：“对于认识论的这两个根本概念，除了指出它们之中哪一个是第一性的，实际上不可能下别的定义。”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146页。]。他指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之后，给精神这个概念下了这样的定义： “宇宙现象，要不外物质与精神。”“非物质者，即为精神。”这不过是说，物质现象不是精神现象，精神现象也不是物质现象。精神到底是什么？这个定义连“简单之说明”也没有。不过，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孙中山的实际逻辑显然是这样：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现象不管怎样“繁夥”，但“总括”说来，不外是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世界上只存在物质与精神两种现象，除了这两种现象，宇宙间就一无所有了。因此，可以“简单”地说，凡宇宙现象，不是物质，即为精神，不是精神，即为物质。也就是说，物质是非精神性的宇宙现象的总和。

　　总之，在孙中山看来，物质是“体”，是第一性的东西。物质是世界的本源，是先于精神而独立存在的。物质是非精神性的宇宙现象的总和。这就是孙中山的物质观。

　　尽管孙中山在有关论述中实际上已经包含了物质第一性的思想，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限制，使得他始终未能揭示出物质的特征和本质属性。孙中山不了解“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128页。]

　　有人说：“中山先生把‘物质’了解为有形的个别的东西，……总之，他把‘物质’与‘物体’混为一谈。中山先生对于物质的说明表现在这些地方：‘武器为物质，……’‘风、水、动、植这四种物质，都是人类养生的材料’，‘元素合而成物质，物质聚而成地球’”，从这里可以看出孙中山“对于‘物质’的理解还局限在自然科学的范畴。”（杨正典：《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1期）他说的“‘物质’是‘聚而成地球’的具体的物体。在孙中山的自然观中，物质是元素化合而成的，元素是为电子凝聚而成的，电子是由‘太极’的 ‘动’而生的，‘太极’就是‘以太’。可见，孙中山的自然观中最高的范畴是‘以太’而不是‘物质’。”（尹明、孙长江等编写：《中国哲学史讲话》，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第315页）我们认为，这些说法是不确切的：第一，孙中山并没有“把‘物质’了解为有形的个别的东西”和“具体的物体”，并没有“把‘物质’与 ‘物体’混为一谈”。他认为物质是“体”，是第一性的东西，是非精神性的“宇宙现象”的总和。第二，孙中山说“武器”、“风、水、动、植”等等是物质，这是对的。如果说这些东西不是物质，则是不对的。因为这种说法本身否定了一般和个别的辩证关系。大家知道，个别就是一般，任何个别都是一般。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早已指示明白了的，也是为实际生活一再证明了的。十分明显，如果认为，“水”、“风”等等都不是物质，除了通过我们的感官而为我们所知道的“水”、“风”等等这些个别物质形态外，还有某种普遍的、非个别的物质，那就不对了。第三，对于“物质”这个概念，孙中山有时是作为哲学范畴来运用的（如物质是“体”，是非精神性的宇宙现象的总和），而有时则用来指个别的具体的物质形态。这种情况，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也是屡见不鲜的。例如，恩格斯说：“蛋白体从自己周围摄取其他的适应的物质，……”①[《马克恩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1页。]这里提到的“物质”，显然是指物质的具体形态。列宁也曾经说：“物质是由分离的粒子或颗粒组成的。”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282页。]很明显，这里提到的“物质”同样是指具体的物质形态。不错，孙中山确实说过“太极（以太）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这样的话，但如果单凭诸如此类的话就说“孙中山的自然观中最高的范畴是‘以太’而不是‘物质’”，就说他“对于‘物质’的理解还局限在自然科学的范畴”，那是不符合孙中山的思想实际的。列宁在这里不也是说“物质是由分离的粒子或颗粒组成的”吗？能不能因此而说列宁的自然观中最高的范畴是粒子而不是物质，说他“对于‘物质’的理解还局限在自然科学的范畴”呢？

　　有人说，“对于物质的概念”，孙中山“认为凡是具体的物体都是物质”“根本没有哲学范畴的意义”（李光灿、郭云鹏：《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哲学研究》1962年第4期）。他“把个别的、具体的物体，如茶瓶、木头、手表等等，‘其有质象可求’者，称之为‘物质’”。（侯外庐：《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及其同政治思想的联系》，《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他所指的物质仅仅是‘能缕指其名’的东西。”（杨荣国主编：《简明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65页）“他没有把‘物质’作为标示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来理解，而是把它当成了象人体、茶杯、木头、手表等那样可以感触到的个别具体物体。”（王学华：《孙中山的哲学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24页）这些说法同样是不符合实际的：第一，孙中山并不认为“物质仅仅是‘能缕指其名’”、 “有质象可求的”东西。他说：“一室之内，一案之上，茶杯也，木头也，手表也，奔赴吾之眼中者，吾皆能缕指其名，以其有质象可求也；再由一室一案，推而至于桂林一省，地大物博，种类更多，或者为吾所不能知，所不能名者；再由桂林推而至于各省，或全国，或全世界，则形形色色，虽集多数博物家，不能考求其万一，物类之繁，概可知已。然总括宇宙现象，要不外物质与精神二者。”（《总理全集）第2集，第时5页）在这里，孙中山说世界“物类”繁多，“形形色色”，有的“吾皆能缕指其名，以其有质象可求也”，有的则“为吾所不能知，所不能名者。”然而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只要是宇宙现象，都是“物质与精神二者”。而凡非精神性的宇宙现象，不管它具有何种特殊的性质和形态，不管人们现在能不能“缕指其名”，统统是物质。可见，孙中山根本没有说物质仅仅是“有质象可求”的、“‘能缕指其名’的东西”。如果说，孙中山认为，“个别的具体的物体，如茶瓶、木头、手表等等”，皆属物质；“凡是具体的物体都是物质”，那是无可非议的。难道木头、手表等等不是物质吗？天下哪有一种“个别的具体的物体”不是物质的呢？！第二，孙中山虽然“没有把‘物质’作为表明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来理解”，但是他对于物质这个概念是有“哲学规定”的。他认为物质是“体”，是第一性的、本原的东西，是非精神性的宇宙现象的总和。从物质和精神哪一个是本原的问题来说，从物质这个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范围来说，即从概念的外延来说，孙中山对物质这个概念的了解基本上是正确的。

物质与精神

　　关于物质和精神的相互关系，孙中山有这样一些看法：

　　（一）孙中山认为：人体是精神的器官，人类精神同人的大脑相联系，是人脑的产物。

　　孙中山说：“人者心之器也。”（第105页）又说：“人之一身，五官百骸，皆为体，属于物质；具能言语动作者，即为用，由人之精神为之。”“全无物质，亦不能表现精神。”（《总理全集》第2集，第246页）

　　在孙中山看来，属于物质的人体是精神的器官，没有“物质之体”，没有人的“五官百骸”特别是大脑这个器官，就不可能有“言语动作”，就不可能有精神表露出来。也就是说，没有人身这种生命物质，没有人之器官，就没有“心”，就没有精神。孙中山认为，人身的“言语动作”是“由人之精神为之”的。换句话说，人的“动作”，是由人的思想意识指导的；人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语）。①[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0页。]而“人之精神”、人的思维活动是和人的大脑密切联系的。人脑在人体中，在人的“五官百骸”中，处于发号施令的地位。人的“言语动作”，人的异常复杂而彼此协调的各种生命活动，都是由大脑统一调节的。例如，人们饱后止食这个“动作”，就是由人的大脑决定的。那末，停止饮食这个“动作”是怎样实现的呢？孙中山认为，“止食”这样一个包含着一系列活动的“动作”，是人的胃细胞报告于大脑，然后由大脑命令“五官百骸”的有关器官做出来的。他说：“食物人胃之后，则胃之下口立即紧闭，而收蓄食物于胃中，至足度之时，则胃之生元（即细胞）报告于脑，而脑则发令止食，而吾人觉之，名之日饱。”（第114页）这就是说，人产生“饱”这种感觉，并且采取“止食”这个“动作”，完全是由人的大脑控制、支配和指挥的。也就是说，指导人的“动作”的“精神”，通过“言语”“表现”（“思想的实在性表现在语言之中”①--斯大林）出来的思想、意识，是人脑的属性。[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0页。]在这里，孙中山实际上承认了人的大脑是人的精神和思维的器官，承认了精神是具有高度组织的物质即人脑的产物，承认了“思想是人脑的机能”，承认了“意识是物质的内部状态这个唯物主义的论点”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83页。]。

　　（二）孙中山认为，物质和精神既“对立”又“合一”，二者“相辅为用”，“不可分离”。

　　孙中山说：“精神虽为物质之对，然实相辅为用。考从前科学未发达时代，往往以精神与物质为绝对分离；而不知二者，本合为一。……二者相辅，不可分离。”（《总理全集》第2集，第N5一246页。）

　　由此可见，在孙中山看来，物质和精神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物质和精神是互相区别的，物质现象，不就是精神现象；精神现象，也不就是物质现象。而物质和精神又是互相联系、“相辅为用”、“本合为一”、“不可分离”的。孙中山认为，“精神与物质绝对分离”这种思想，是“科学未发达时代”的错误思想。在他看来，精神并不独立于物质之外，也不产生在物质之前。精神是物质自身的内部状态，它依赖于物质，不可能离开物质。正是从这样的思想出发，孙中山无情地驳斥了宗教家们的创世说。他在对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演讲词中说：“基督教说世界人类，是上帝六日造成的。近来科学中的进化论家说人类是由极简单的动物，慢慢地变成复杂的动物，以至于猩猩，更进而成人，由动物变到人类……科学和宗教冲突之点，就在所见人类来源之不同，由于这一点所见之不同，便生出科学与宗教之争……就宗教和科学比较起来，自然科学较优”。（《总理全集》第2集，第289-290页）他还在《民权主义》中指出：“占了帝王地位的人，每每假造天意，做他们的保障，说他们所处的特殊地位，是天所授与的，人民反对他们，便是逆天。”（第693页）可见，孙中山是坚决否认在物质世界之外存在任何“天意”、神或独立精神的决定作用的。

　　孙中山还指出，物质与精神，“体”与“用”，“二者相辅，不可分离。若猝然丧失精神，官骸虽县，不能言语，不能动作，用既失，而体亦即成为死物矣。由是观之，世界上仅有物质之体，而无精神之用者，必非人类；人类而失精神，则必非完全独立之人！……人者，有精神之用，非专恃物质之体也。……精神与物质相辅为用，既如前述。故全无物质，亦不能表现精神，但专恃物质，则不可也。”（《总理全集》第2集，第246页）

　　这就是说，物质与精神是“相辅为用”的。什么叫“相辅为用”呢？在这里，所谓“相辅为用”，实际上是指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关系。在孙中山看来，精神是离不开物质的。“全无物质”，“不能表现精神”。没有物质，就不可能有精神表现出来。精神依赖于物质、不能离开物质，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但是，在一定条件下，物质也是离不开精神的。例如，在“活”的“完全独立之人”这个条件下，人身这一“物质之体”就不可能离开“精神之用”。如果离开即丧失“言语动作”这种“精神之用”，那么这个“物质之体”就不可能是活的完全独立的人。可见，在这个意义上，物质同样是离不开精神的。精神之用离不开物质之体，是有条件的；物质之体离不开精神之用，也是有条件的。世间不存在不依赖物质躯体的精神，却存在不依赖精神的物质躯体。总之，物质之体与精神之用，物质与精神，在一定条件下，在某种意义上，是互相联系的，是不可分离的。这些，就是孙中山所说的物质与精神“相辅为用”的实际含义。

　　此外，孙中山还认为，物质世界及其规律性是可以认识的。一切都可以“学而知之”，“虽理至幽微，事至奥妙，皆能有法以晓喻之，有器以窥测之。”（第8页）他认为人类进化可分为 “不知而行”、“行而后知”、“知而后行”三个时期。把人类认识发展史分为这样三个时期是不科学的，但这里所贯穿的世界可知，人类认识不断深化的思想却是正确的。正因为从这种思想出发，他才一再强调人们的“知识要随事物之增加而同时进步”。（《总理全集》第2集，第251页）可见，对于精神与物质是否具有同一性这个问题，孙中山的回答实际上是肯定的。

　　应当指出，孙中山的上述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与精神既对立又统一的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他并不真正懂得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但是，孙中山作为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在没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直接联系的情况下，独立地提出物质与精神既对立又统一这样含有明显的辩证唯物主义因素的光辉命题，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孙中山还从自身革命实践经验出发，提出了一系列著名的论断，在某种程度上，自发地靠近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的思想。他强调革命是从客观物质条件中产生的，认为“革命为世界潮流，亦即为顺天应人事业（《总理全集》第2集，第243页）。他还认为客观“趋势”不是英雄豪杰“所可转移”的，革命“潮流”不是“奸雄强暴”用“大力可以当之”的。他说：“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长江黄河的水流一样，水流的方向，……一定是向东的，无论是怎么样，都阻止不住的”“如果反抗潮流，就是有很大的力量象袁世凯，很蛮悍的军队象张勋，都是终归失败”（第674页）。他说：“一国之趋势，为万众之心理所造成，若其势已成，则断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所可转移也。夫华（华盛顿）拿（拿破仑）二人之于美法之革命，皆非原动者。……苟使二人易地而处，想亦皆然。”（第153页）与此同时，孙中山十分强调精神的巨大反作用，特别是在一定条件下精神的决定性作用。他号召人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全力以赴地去夺取革命的胜利。他说：“革命在于精神，革命精神者，革命事业之所由产出也。”（《总理全集》第2集，第246页）又说：“吾党本身的力量是什么呢？即系人民之心力。”“人民之心力与兵力，……应以何者为最足靠？自然当以人民之心力做基础为最足靠。”“吾党所可靠者在革命精神和人民的力量。”（《改组国民党主演说》，《向导》第49期，1923年12月19日出版）还说：“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心之为用大矣哉！ 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第105页）这里说的 “万事”当指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光辉业绩，而不是指的“万物”。不过，孤立地提出“心”是“万事之本源”这样的命题，显然是十分错误的。它不可避免地被人们解释为过分夸大精神的反作用，甚至把精神描写成“本源”的东西。如果认为“心”的作用可以不顾客观物质条件和客观规律，那当然是唯心主义的。然而，我们也不能抛开孙中山的其他有关论述，仅仅根据这句话（特别是当他把“心”了解为“民心”、“万众之心”和“人群之需要”等时）就笼统地简单地说这是“唯心主义”的，说孙中山“错误地得出精神决定物质的结论”（尹明、孙长江等编写：《中国哲学史讲话》、第319页）。大家知道，“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0页。]列宁曾经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②[《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列宁还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③[《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8页。]可见，不能只看孙中山有时承认“革命精神”“产出”“革命事业”有时也承认“精神决定物质”；还要看他是否“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0页。]。应当说。孙中山关于物质客观条件起决定性作用的论述是不少的。诚然，在历史观方面，孙中山的错误观点是很明显的。但是，对他的具体论述应当加以具体分析，不应当简单地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实际上，孙中山的上述命题和论断，尽管在用词、表达方式以致实际思想方面都存在着缺点和错误，但是，它们毕竟在某种程度上靠近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与精神既对立又统一的思想、关于精神具有反作用并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性作用的思想、以及关于既要尊重客观规律又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这正是孙中山超过他的先辈、超过其他旧唯物主义者的地方，正是孙中山哲学思想中可珍贵的精华部分。

　　孙中山先生关于物质与精神相互关系的论述，人们评论很多，有些评论是值得商榷的。例如：

　　有的这样说：“孙中山在解释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时，也具有二元论或唯心论的特色。……孙中山所理解的‘合一’和马克思反映论所称的‘统一’本质不同。前者是‘合一’于‘用’而不是统一于‘体’；后者却正好是‘统一’于‘体’而不是 ‘合一’于‘用’。”（李光灿、郭云鹏：《孙中山的哲学思想》）不错，孙中山所说的物质与精神“合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物质与精神的统一性原理是有区别的。但这种区别，是不是一个主张“合一”于“用”即统一于精神、另一个主张统一于“体”即统一于物质呢？果真是这样，孙中山不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一元论者吗？怎么能说是二元论呢？应当指出，孙中山历来认为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世界的本原是物质，说他主张物质与精神“合一”于“用”是毫无事实根据的。

　　还有的说：“在物质和精神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范围内，孙中山始终没有作出明确的抉择”，他“所说的‘相辅为用’，实际上是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二元论”。（同上）这是不符合孙中山的思想实际的。孙中山肯定物质是“体”，精神是“用”，肯定物质在先，精神在后，就是明确地肯定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不能说孙中山在物质与精神何者为本原的问题上“始终没有作出明确的抉择”。他所说的“相辅为用”明明是指物质与精神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关系，并不是什么“二元论”。

　　还有的说：“他（孙中山）从精神和物质的对立出发，形而上学地简单地认为非此即彼。‘……凡非物质者，即为精神可矣’。这种定义，……把物质和精神从‘合一’分解为二”。这是“和他的‘相辅为用’的前提以及‘体’‘用’‘合一’的看法直接矛盾”的。（同上）这是不正确的。孙中山认为，物质与精神既是对立的，又是“合一”的、“相辅为用”的。这样的命题显然含有光辉的辩证法因素，怎么能认为“他从精神和物质的对立出发”，“把物质和精神从‘合一’分解为二”是错误的呢？怎么能说承认“精神和物质的对立”是和“他的‘相辅为用’的前提以及‘体’‘用’‘合一’的看法直接矛盾”的呢？

　　还有的说：“二元论把物质和精神都看成世界的本原。……他（孙中山）认为生命现象一发生就有了精神意志，而且和物质同为世界的本原。例如他给精神下定义说：‘……凡非物质者，即为精神可矣’。这样的定义，显然是说在物质实体之外别有独立的精神实体。……精神和物质既然相辅为用，就是说精神和物质是同样根本的、互相补充的两种独立实体。”（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36-537页）这些说法是互相矛盾的、没有根据的。孙中山认为，物质世界原来没有精神，精神是后来才有的。这就明确地肯定了精神是派生的、非本原的。既然精神不是世界万事万物的最初根源，而是由物质派生的，那怎么能说精神派生出来之后又一跃而为“世界的本原”呢？这里所说的“本原”指什么呢？如果是指一切事物最初的根源，那么只好把精神说成“派生的最初根源”或“非本原的本原”了。显然这样的概念是一种类似“方的圆”那样的虚构概念，孙中山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思想。拿孙中山讲的“非物质即精神”这句话，来证明他认为生命产生之后精神就“和物质同为世界的本质”，证明他认为“有独立的精神实体”，也是站不住脚的。孙中山讲“非物质即精神”是和他讲的下面三点相关联的：一是宇宙只有精神和物质两种现象；二是物质与精神 “本合为一”、“二者相辅，不可分离”；三是物质是“体”，精神是“用”，物质在先，精神在后。从这里可以看出，孙中山根本不承认存在“独立的精神实体”，不可能认为生命产生之后精神就成为“世界的本原”。至于物质与精神“相辅为用”是什么意思，孙中山是讲得比较清楚具体的。他在说明了活人的“物质之体”与“精神之用”互相依存、“不可分离”之后写道：“精神与物质相辅为用，既如前述……”。表明他所说的“相辅为用”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哪些内容。可见，他所说的物质与精神“相辅为用”，就是物质与精神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依存，“不可分离”的关系，并不是“说精神和物质是同样根本的、互相补充的两种独立实体”。

所谓“生元”说

　　孙中山关于“生元”的见解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孙中山认为，“生元”即细胞是生物的“元子”，人类及动、植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

　　什么叫“元子”？孙中山说过：“前之所谓元素、所谓元子者，今亦推翻矣。因至镭质发明之后，则知前之所谓元素者，更有元素以成之，元子者，更有元子以成之。”（第140页）可见，孙中山所说的“元子”，实际上是指当时人们已知的一切物质客体当中最简单的客体，也就是现代物理学所谓的物质“基本”粒子。

　　在孙中山看来，不仅无机界存在着“基本”粒子，而且生物界也存在着“基本”粒子。生物界的基本粒子或基本单位，可称为“生物元子”，或叫“生元”。“生元”是什么呢？孙中山说：“生物之元子，学者多译之为细胞，而作者今特创名日生元；……。”（第110页）这就是说，所谓“生元”，就是细胞。

　　孙中山认为，细胞是生物在形态上、结构上和机能上的最小单位，是生物元子，一切复杂的生物体包括所有动、植物和人类都是由细胞构成的。他说：“据最近科学家所考得者，则造成人类及动、植物者，乃生物之元子为之也。”（第109-110页）
　　那末，“考得”细胞学说的“最近科学家”是谁呢？众所周知，一九三四年，俄国的高良尼诺夫首先指出：一切生物体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具有细胞结构是一切生物的共同特征。一八三八年，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证明所有的植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植物体的基本单位。一八三九年，德国动物学家施旺进一步指明：所有动植物的组织都是由细胞组成的。这样，一门新的科学理论--细胞学说就建立起来了。恩格斯对细胞学说的建立给以很高的评价，把它列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发现”之一，认为这个发现对于辩证的自然观的产生和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具有重大的意义。孙中山指出，细胞学说建立后，“则前时之哲学家所不能明者，科学家所不能解者，进化论所不能通者，心理学所不能道者，今皆可由此而豁然贯通，另辟一新天地为学问之试验场矣。”（第110页）

　　毫无疑问，孙中山指出不管人类、动、植物有机体的组织和器官的形态与构造多么不同，它们都由细胞构成，这是正确的。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有机体，除了最低级的以外，都是由细胞构成的。”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页。]
　　但是，应当指出，孙中山的“生元”说明显地受到德国病理学家微耳和形而上学的细胞病理学说的影响。微耳和是细胞病理学说的创立者。一八五八年他发表了《细胞病理学》一书，用细胞学说来解释病理过程，打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关于疾病性质的唯心主义观点--体液学说，在这方面是有着无可怀疑的贡献的。但他认为细胞是唯一的简单的生命单位，细胞以外没有任何活的东西，只有细胞才能产生细胞，有机体是单个细胞的机械总和，是相互无关的细胞集团、细胞“联邦”或细胞国家。整个病理学就是细胞的病理学，有机体一切生理和病理变化都是在细胞内产生的。显然，这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是不符合细胞发生发展的客观过程和细胞本身的活动规律的。但由于前细胞时期的生命发展过程的整个领域，直到二十世纪初期依然是一片未经开垦的处女地，因此微耳和的形而上学观点在病理学和生物学的各个领域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孙中山毕业于香港雅丽氏医院附属西医书院，并获医科硕士学位。因而他受到微耳和细胞病理学说的影响是很自然的。

　　（二）孙中山认为，细胞是生命的物质基础，生命起源于细胞。细胞是地球上的无生命物质长期进化发展而产生的。

　　生命是怎样开始的？这是自然科学上一个历来争论不休的老大难问题，也是哲学上一个历来争论不休的老大难问题。长期以来，围绕着这个问题，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科学与宗教之间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在生命起源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主要有神创论（特创论）。按照这种谬论，地球是上帝一下子创造出来的，随后上帝用六天的时间按照一定的计划和目的创造了人类和一切生物。此外，关于生命起源的唯心主义谬论还有自然发生论（即唯心主义的生命突然发生论）、目的论和灾变说等等。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者，对生命起源问题提出种种不同的回答，但归根到底，他们实际上都认为，地球上数不清的生命都是上帝有目的、有计划地创造出来的。他们的谬论，实质上都是特创论的变种。

　　在生命起源问题上的二元论观点有所谓生命永恒说、胚种论等。生命永恒说主张生命物质和非生命物质同时存在，生命物质和非生命物质一样地古老和永恒。因此，对生命永恒论说来，根本就不存在生命的发生问题，而只存在生命胚种在宇宙空间的传递问题。换句话说，地球上的生命是以胚种的形式从其他天体上转移过来的。这就是胚种论。实际上，按照这些“逻辑”，最后必然导致生命是上帝创造的，必然与神创论同流合污。

　　关于生命起源问题，孙中山认为，生命是从细胞开始的。细胞是生命的体现者，是生命的物质基础。生命与细胞这种特殊物质相联系。在孙中山看来，细胞应当叫做“生元”。细胞这种物质，为什么要“特创名之日生元”呢？他说：“盖取生物元始之意也。”（第110页）

　　细胞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在孙中山看来，细胞是无生命物质长期进化发展的结果，是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如前所述，孙中山把宇宙进化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由当时已知的一切物质客体中最原初的客体-一以太到地球形成；第二个时期是由地球上出现细胞到出现人类；第三个时期是人类出现以后。“由生元（细胞）之始生而至于成人”，不过是无限漫长的宇宙进化中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是宇宙进化的一个必然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这阶段之前，宇宙由以太、电子，经过 “动”、“凝”、“合”“聚”等各种化学变化形式，终于逐步形成地球。地球形成后，地球表面上的无机物通过不断的化学变化，使无机物逐渐复杂化从而导致细胞这种有机体的产生。这样，世界进化便从无生命物质的第一个时期发展到有生命物质的第二个时期。由此可见，在孙中山看来，细胞这种有机体的出现，是自然界进化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有机体内部存在着超物质超自然的力量或因素。他始终相信各种有机物都是可以通过化学的途径来合成的。他说：“前者之化学，有有机体与无机体之分，今则已无界限之可别，因化学之技术，已能使无机体变成为有机体矣。”（第140页）可见，尽管孙中山曾经歌颂生命现象的微妙神奇，但他并不认为生命物质与非生命物质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应当说，地球上的无机物通过化学进化的途径来实现有机体的产生，对孙中山说来是深信不疑的。他认为进化发展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世界万物”都是通过进化产生出来的。他说：“夫进化者，自然之道也。”“世界万物皆由进化而成。”（第141、140页）可见，在围绕着生命起源问题而展开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孙中山是站在唯物主义一边的。

　　但是，孙中山认为生命开始于细胞，这是不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0页。]既然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那么不言而喻，生命并不是开始于细胞，而是开始于蛋白体。在细胞出现以前，已经出现前细胞形态的生命。孙中山显然不了解这一点。

　　孙中山关于生命起源于细胞的说法是不切合客观实际的，然而他提出这种看法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一方面，细胞的诞生是宇宙进化和生命发展过程中一件极其重大的事。它意味着生命发展过程中的飞跃、质变，意味着新的过程的发生，意味着一个新的生物学规律的出现，以后生物的进化都是在细胞的基础上进行的。恩格斯曾经指出：“随着这第一个细胞的产生，整个有机界的形态形成的基础也产生了。”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6页。]诚然生命并不是从细胞开始的，在细胞出现以前，就有原始蛋白体，但这种物质体系是比较简单的。它不过是一种极其原始的生物类型，实际上可以看作介于非生物和生物之间的中间类型，即过渡性的生物类型。具有细胞结构的生物类型一旦出现，这种中间类型就逐渐被排斥而消失了。很明显，细胞对于有机体的存在和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细胞是生命活动的主要体现者。有机体的各种生命现象是通过细胞表现出来的。生命的物质基础--原生质一般都存在于细胞中。细胞是原生质的基本单位，也是生命的基本单位。离开了细胞，原生质就不可能有持续的生命过程。换句话说，在现今的地球上，离开了细胞，就不可能有生命。因此，当年孙中山把细胞当作“生物元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直到二十世纪初期，人们对前细胞时期的生命发展过程，几乎没有着手认真研究，微耳和关于细胞之外没有任何活东西的形而上学观点在一般生物学中依然占着统治地位。因此，在生命起源问题上，孙中山受到微耳和形而上学观点的影响是很自然的。由于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孙中山没有也不可能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阐明生命的起源和发展，但他毕竟肯定了生命和细胞这种物质体系相联系，肯定了生命必须有细胞这种物质作为基础。如果说，恩格斯在十九世纪末期提出的“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个命题的历史意义在于：他第一次肯定了生命必定与一定的物质相联系，从而明确地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生命观，否定了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生命观；那末，应当说，孙中山于二十世纪初期在科学文化极端落后的中国，宣传生命必定与细胞这种物质相联系，同样是对当时流行的唯心主义生命观的否定。大家知道，生命起源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今天我们对它的认识比当年孙中山的认识是大大地提高了，但也还很不完全，还有成堆的未知数。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依然是相对的、近似的。看来，在生命起源这个极端复杂的问题上，也是不应该苛求孙中山的。

　　（三）孙中山认为，细胞是一种有“知觉灵明”、有“动作思为”、有“主意计划”的生命物质。

　　孙中山说：“生元（细胞）者，何物也？……按今日科学所能窥者，则生元之为物也，乃有知觉灵明者也，乃有动作思为者也，乃有主意计划者也”。（第110页）

　　显而易见，孙中山的这些论断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现代生物学的研究成果表明，细胞具有一系列的生活机能。首先，其主要机能是新陈代谢。细胞的新陈代谢是同化作用和异化作用的综合。细胞一方面从周围环境中吸取营养物质，并在细胞内经同化作用复制自己，合成出蛋白质；另一方面不断通过异化作用，分解有机物，获得能量，排出废物。其次，是细胞运动。某些细胞的变形运动就象变形虫一样伸出伪足，消灭有害异物。某些细胞的鞭毛能作波浪式的运动使细胞移动。某些细胞借纤毛的活动可以推动附于其表面的物体。再次，是细胞对周围环境的各种刺激能产生各种形式的反应。此外，细胞还通过分裂来繁殖、生长和发育，等等。很明显，细胞和其他生物有机体一样，其生理过程是有秩序的、有条不紊的。没有秩序，没有组织，杂乱无章，这是生命活动的否定。生命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能够在无秩序之中获得秩序，在杂乱无章之中出现组织性。现代生物学告诉我们，细胞生命活动的秩序和组织性是由蛋白质和核酸来维持的。而作为遗传物质的核酸在那里起着主导作用，担当“指导者”。它能复制自己，指导蛋白质的合成，然后由蛋白质（酶）去直接指挥、控制和调节细胞的生命过程。

　　如果说，细胞的上述生命现象是某种“动作”，某种“计划”，那当然可以认为是比较近似于客观事实的。恩格斯曾经指出，蛋白体的刺激感应性已经是有计划的行动的萌芽。他说：“我们并不想否认，动物是具有从事有计划的、经过思考的行动的能力的。相反地，凡是有原生质和有生命的蛋白质存在和起反应，即完成某种即使是由外面的一定的刺激所引起的极简单运动的地方，这种有计划的行动，就已经以萌芽的形式存在着。这种反应甚至在还没有细胞（更不用说什么神经细胞）的地方，就已经存在着。”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6页。]

　　但是把细胞的新陈代谢、消化、排泄、运动、收缩、感应性、生殖、生长和发育等等生命现象夸大为具有某种“意识”--“知觉灵明”、“思为”、“主意”，显然是十分错误的。斯大林曾经指出：“第一个生物是没有任何意识的，它仅仅具有感受刺激的性能和感觉的萌芽。”②[《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88页。]可见，说细胞具有某种低级“感觉”或感觉萌芽，是比较接近事实的。如果说细胞有“知觉”，那就远离客观事实了。因为知觉是在感觉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一些互相联系着的感觉的总和。细胞这种生物有机体显然没有知觉，说细胞有“知觉灵明”，有“主意”，有“思为”，是对细胞生命活动的明显夸大，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

　　孙中山还说：“人身结构之精妙神奇者，生元（细胞）为之也；……动植物状态之奇奇怪怪，不可思议者，生元之构造物也。生元之构造人类及万物也，亦犹乎人类之构造屋宇、舟车、城市、桥梁等物也；……。”（第110页）

　　在这里，孙中山用人类建造屋宇、舟车、城市、桥梁等等来比喻细胞成长为形形色色的动、植物。显而易见，这个比喻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种比喻使人觉得似乎细胞和人一样，有一种制造工具和构筑建筑物的意志，这实际上是给细胞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而事实上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切多细胞生物有机体，都是“各按细胞分裂规律从一个细胞中成长起来”①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6页。]，都是细胞分裂和细胞分化的自然结果。

　　孙中山还说：“人性之聪知觉者，生元发之也；……孟子所谓良知良能者非他，即生元之知、生元之能而已。”（第110页）

　　这就是说，人类的思维能力，是由细胞发生和发展起来的。而细胞具有的“知”、“能”就是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孙中山认为，所谓“良知良能”，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细胞之知、细胞之能。那么细胞的这种知、能究竟是什么呢？孙中山说过：“夫饮食者，……凡一切人类物类皆能行之，婴孩一出母胎则能之，雏鸡一脱蛋壳则能之，无待于教者也。”还说：“夫人生用钱一事，非先天之良能，乃后天之习尚。”（第107、116页）可见，在孙中山那里，所谓细胞具有的“良知良能”，实际上是指一种象“婴一出胎”、“鸡一脱壳”即知食能食那样“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本能。既然细胞仅仅具有某种本能性质的 “良知良能”，为什么又说象人所具有的那样高度的“聪明知觉”是由‘生元（细胞）发之”的呢？显然，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同样受到十九世纪在生理学中普遍流行的形而上学观点、微耳和的细胞王国论的影响。大家知道，十九世纪的生理学研究获得了许多重要的事实，这表明人类对生命活动的认识的巨大进步。但当时的生理学孤立地研究从整体分离出来的局部过程和个别形象，而不考虑局部和整体的联系，从而使局部脱离整体，简单脱离复杂。它把用分析方法分离出来的各种因素看作是各自独立、彼此无关的，认为这些因素的简单凑合就组成完整的现象。它把完整过程的现象或完整结构的特性，看成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那些“基本简单”的不同组合。正是从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出发，微耳和把机体看成“细胞国家”。他认为可以孤立地研究各个器官和细胞的机能，并认为从这种研究中所积累起来的知识的总和，就是关于完整机体正常机能的完备知识。正是在这种形而上学思想影响下，孙中山认为人类的“聪明知觉”归根到底是由人身细胞包括神经细胞和脑细胞的活动“发之”的。这样，他就看不到整个人脑的机能并不是脑细胞机能的简单总和，看不到人的整个脑的整体机能高于脑细胞的机能。

　　孙中山还说：“食物入口之后，其消化工夫，吸收工夫，淘汰工夫……种种作为，谁实为之？……身内饮食机关有如此之妙用者，亦非机关自为之也，乃身内之生元（细胞）为之司理者也。”（第115--116页）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它把部分和整体割裂开来，片面强调部分的主导作用。尽管孙中山在论述饮食问题的过程中曾经指出：“体内各脏腑分司全体之功用，无异于国家各职司分理全国之政事。”并列举了舌官、牙齿、口腔、食管、胃胜、小肠、肝脏、脉管、大肠等在人的消化和吸收过程中的种种功能。（第109、114页）然而他却又认为消化和吸收实质上不是这些“机关自为之。”“谁实为之”呢？孙中山认为，“实为之”的是“身内之生元（细胞）。”不错，细胞是参与人的消化和吸收过程的。没有肌细胞的收缩（如牙齿的咀嚼、肠胃的蠕动）、腺细胞的分泌（如胃腺细胞分泌胃液、唾液腺细胞分泌唾液、胰细胞分泌胰液、肝细胞分泌胆汁）、肠吸收细胞的吸收，消化过程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变化就无从实现。而且细胞构成组织，组织构成器官，器官构成系统；没有细胞，器官和系统及其机能都是空的。显然消化和吸收过程是离不开细胞的。但是，把人的消化和吸收过程看成是各种细胞活动的总和，则是错误的。孙中山虽然认为在消化过程中，大脑处于发号施令的地位，大脑控制和调节各器官的机能活动。但他又认为细胞是“消化工夫”和“吸收工夫”的“实为”者、“司理”者。而这些“司理”者之间似乎是互相分离、没有联系的。它们是彼此孤立、彼此无关的“独立工作者”。这样，孙中山实际上还是把细胞的活动与组织、器官和系统的生理机能割裂开来，与整个机体的活动割裂开来。这正是微耳和细胞联邦形而上学观点在消化和吸收问题上的具体表现。

　　过去，对孙中山的“生元”说，人们几乎毫无例外地给予否定的评价。现在看来，有些评价是值得讨论的。

　　例如，有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在阐述人的生命起源时，……　　 提出所谓‘生元论’，就陷入了二元论。”（杨荣国主编：《简明中国哲学史》第466页）为什么说“生元”说是二元论呢？有的说：“强调单细胞自身固有‘良知良能’，必然导致承认离开人脑机体而存在意识，实际上就承认独立精神力量的存在。这就陷入二元论”。（同上）也有的说：“认为细胞（生元）具有和人相同的精神意志，则陷入二元论”。“人类的精神意志是……人的大脑皮质产生的特殊机能，如果割裂二者的关系，就会陷入二元论。”（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简编》第535页）还有的说： “孙中山说：‘生元之依人身生活，犹人类之依地球为生活，生元之结聚于人身各部，犹人之居住于各城市也’。由此可见，孙中山的‘生元’，实际上是一种意识的‘元子’，‘生元’（意识元子）和人体（物质）的关系，两者是互相分裂的，平行的，就好象人和住房一样。这种观点的二元论性质是很明显的”（尹明、孙长江等编写：《中国哲学史讲话》，第317页）

　　我们觉得，这里有三点值得商榷：

　　第一，孙中山并不认为“细胞具有和人相同的精神意志”。不错，孙中山认为细胞具有某种低级“意识”，但他并不把这种“意识”和人的“精神意志”等同起来。他历来认为，“人为万物之灵”，“童子有精神，牛无精神。”（《总理全集》第2集，第247-248页）既然具有神经系统的牛也没有人所具有的那种精神现象，那末单细胞机体当然更不会“具有和人相同的精神意志。”孙中山还说：“是行之易，知之难，人类有之，物类亦然。惟人类则终有觉悟之希望，而物类则永不能知之期也。”（第147页）可见，孙中山虽然认为生元具有某种“良知”，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人所具有的那种性质的“知”。他认为人类所具有的那种“知”，不仅是单细胞机体所没有，就是“物类”即所有动物也“永无能知之期”。

　　第二，孙中山并不“割裂”“人类的精神”与“人的大脑”“二者的关系”。如前所述，他指出人之“五官百骸”与“人之精神”是“不可分离”的。他批判了“物质之体”与“精神之用”“绝对分离”这种错误观念。认为人的精神是和人的大脑相联系的，是人的大脑决定的。孙中山认为在“人的大脑机体”之外，细胞具有某种本能性质的低级“意识”，这显然是错误的。但这是不是二元论的错误呢？当然不是。因为孙中山认为，细胞这种生命物质是物质世界长期进化发展的结果，而细胞所具有的某种低级“意识”依赖于细胞这种物质，是细胞这种物质的产物和特性。他所说的细胞“良知良能”，既非“精神力量”，也并非 “独立”。他从来不承认有任何超物质、超自然的意识存在。应当指出，在承认意识是物质的产物这个前提下，承认在人身之外存在某种与人的意识有本质区别的低级意识，这并不是二元论。斯大林曾经指出：“动物的感觉能力渐渐发展，随着动物的有机体构造和神经系统的发展而慢慢转化为意识”①[《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88页。]。恩格斯也认为，某些动物的行动是“经过思考的”，他甚至提到高等动物具有某种萌芽的“思维”。他说：“整个悟性活动，即归纳、演绎以及抽象……对未知对象的分析（一个果核的剖开已经是分析的开端），综合（动物的机灵的动作），以及作为二者的综合的实验（在有新的阻碍和不熟悉的情况下），是我们和动物所共有的。就种类说来，所有这些方法--从而普通逻辑所承认的一切科学研究手段--对人和高等动物是完全一样的。它们只是在程度上……不同而已。”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6、545页。]可见，“承认离开人脑机体”而存在某种低级意识，不能认为“这就陷入二元论”。

　　第三，说孙中山的“生元”是一种“意识元子”，“‘生元’（意识元子）和人体（物质）”“两者互相分裂、平行”，这是没有根据的。孙中山的实际思想是：细胞（生元）是一种生命物质，它是物质世界长期进化发展的产物；细胞之“知”是细胞这种物质的特性，它和细胞这种物质是不可分离的。大家知道，意识、思想是不具有物质的物体所具有的物理特性的。然而孙中山所说的细胞，是“最近科学家所考得”的，是“科学家所能窥”见的。就是说，它具有物质的物体所具有的物理特性。可见，孙中山所说的细胞是一种生命物质，而不是超自然、超物质的“意识元子”。根据孙中山关于“生元之结聚于人身各部，犹人之居住于各城市”的说法，认为“‘生元’（意识元子）和人体（物质）的关系，两者是相互分裂的、平行的，就好象人和住房的关系一样”，这也是不正确的。从孙中山的整个思想体系和他这段话的上下文来看，他实际上是讲人身是一个细胞王国。正因为把人身比作人建立的国家，才自然而然地把细胞比作人，而人是居住于各城乡的。这样，细胞“结聚于人身”，“犹人之居住于各城”这个比喻就应运而生了。当然，这个比喻并不恰当。但并没有把细胞当作一种“意识元子”。他历来认为，物质与意识是合一的，不可分裂的。细胞是物质，人身白细胞构成，细胞和人身的关系是物质和物质的关系，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不是意识和物质的关系。他把细胞与人身的关系比作人与城市的关系，依然是把一种物与物的关系比作另一种物与物的关系。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的“生元”是“神秘的灵魂”，是“一种特种神”，“和莱布尼茨的‘单子’相似”。理由是：“孙中山是把人的肉体和精神割裂开来的，肉体只是一个躯壳，肉体的能动不是它自身的机能，而是由另外的力量生元发动的。正是因为这种观点，所以孙中山说：‘身内饮食机关有如此之妙用者，亦非机关自为之也，乃身内之生元为之司理者也’。”（尹明、孙长江等编写：《中国哲学史讲话》，第316页）“人的有目的的活动不是人的生理的机能，而是别有生元为之司理，这样的生元也就等于神秘的灵魂了”。（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简编》，第536页）“他对‘生元’又作了神秘的解释，……他又把‘生元’和孟子的‘良知’作牵强的附会，……因此，‘生元’在中山先生的理论体系中就成了一种‘特种神’。这种特种神和莱布尼茨的‘单子’相似。”（侯外庐：《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及其同政治思想的联系》）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

　　第一，孙中山并没有表露过“人的有目的的活动不是人的生理机能”这种思想。不过，即使他有这种思想，也不能认为这是错误的。众所周知，有目的性，这是人的活动的特点。一般说来，人的活动都是有目的的。人们所进行的全部实践活动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活动，有哪一项不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呢？很明显，我们不能把“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归结为“人的生理机能”。如前所述，孙中山在解释人的消化过程“谁实为之”这个问题的时候，存在着错误。然而这种错误并不是“把人的肉体和精神割裂开来”，把细胞当作“神秘的灵魂”，“肉体只是一个躯壳”；而是把构成人之“肉体”的细胞，看作是执行一切生理机能的独立单位，认为“饮食机关”（即系统、器官）的机能是细胞生活机能的简单总和。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孙中山认为“饮食机关”具有消化和吸收这种“妙用”，“亦非机关自为之，“实为之”的是构成“机关”的细胞。显然，这是一种片面夸大细胞的作用、并把部分（细胞）和整体（器官、系统）分割开来的形而上学观点，而不是一种把细胞当作超物质的“灵魂”的唯心主义观点。在这里，如果把“生理机能”当作超物质超自然的东西，那么，不管是强调部分“机能” 的作用，还是强调整体“机能”的作用（如杜里舒的“整体原则”），都是唯心主义的。应当指出，整个有机体的机能并不是细胞机能的简单总和，它高于细胞的机能。但是，这并不是说机体的细胞没有自身的机能，更不是说机体的机能可以脱离细胞的机能。细胞机能是机体机能的基础，离开这个基础就无所谓整个机体的机能。也就是说，作为机体的一部分的细胞的机能，固然不能脱离机体机能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但是没有细胞机能作为基础，机体机能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就是空的。可见，否定了人的细胞的机能，也就否定了“人的生理的机能”，否定了“肉体” “自身的机能”；离开了细胞机能的所谓“人的生理的机能”，实际上只能是超物质的神或上帝的“机能”。而没有细胞这种生命物质作为基础的“肉体”，不过是一种虚无缥渺的神物。

　　第二，莱布尼茨认为，“单子”是自然界一切存在物的基础，是精神性的能动的独立的实体。物质不过是单子这种非物质的实体的表现。单子有高低之分，无机界是低级单子的结合，动物是较高级单子的结合，人则是更高级单子的结合。因此，整个自然界都是有生命的，无生命的自然界是没有的。最高的单子就是神，它创造了世界上所有其他单子，并把每一个单子安排得和谐一致。这就是莱布尼茨的“单子论”。这样的“单子”怎么能说和“生元”“相似”呢？莱布尼茨的单子是特殊的“灵魂”，而孙中山的生元则是物质实体。说生元与单子相似，是站不住脚的。至于把生元说成是一种“特种神”，无非是因为孙中山认为生元有“良知良能”。但是，如前所述，在孙中山看来，生元之“知”，与人之知，并不相同；所谓“良知”，所谓“良能”，皆属本能，实际上是指细胞的感应性。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等等。且生元属生命物质，它需要“养料”，需要“温饱”。这样的生元，怎么能说是“特种神”呢？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生元”说是“活力论”。持这种意见的人说：“中山‘生元’说的唯心主义实质表现得很明显，这是他把十九世纪末叶盛行的生物学中的唯心主义流派‘活力论’的观点，不加批判地吸取过来的结果”。（杨正典：《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他援引……生物学中的反动学者--新活力论者的神学臆说”，“成了……活力论原则的俘虏。”“他把细胞王国论和唯心主义的活力论联结起来”。（H·I·谢宁：《孙中山的社会政治和哲学观点》，俄文1956年莫斯科版，第139、140页）

　　大家知道，“活力论”认为，生物有机体存在着一种超物质的、超自然的、有一定目的的因素或力量，机体的一切生命活动都由这种非物质的因素或力量所决定和支配。生命就是由没有生命的物质加上这种非物质的因素或力量而产生出来的。所以这种非物质的因素或力量就叫“生命力”，或叫“活力”、“隐得来希”、“生之冲物”、“灵魂”等等。那末，这种非物质的因素或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者提出种种不同的回答，但归根到底，他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因素或力量是最高造物主即上帝赐予的。由此看来，孙中山的“生元”说是不能被认为是“活力论”的观点的。尽管他认为细胞有“良知良能”，但他始终认为细胞是物质世界长期进化发展的产物，细胞本身是科学家所考得的一种生命物质。它具有物质的物体所具有的物理特性。它需要“粮食”，人“饮食之物”，经消化吸收，被“分配于百体，为生元（细胞）之养料及燃料”。（第114页）而细胞之“良知良能”，是依赖于细胞这种物质的，是细胞这种物质的特性，不是外加的东西。可见，孙中山所说的生元（细胞）根本不 存在任何超物质、超自然的因素，这怎么能说是“活力论”呢？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的“生元”和“太极”、“以太”实际上是一个东西，而“生元”是“唯心主义的‘生元’”。持这种意见的同志是这样来论证的：“孙中山把‘太极’看作细胞也是‘以太’。他说：‘生物元子，学者多译之为细胞，而作者今特创名之日生元’。‘太极’、‘以太’、‘细胞’、‘生元’，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孙中山所称的‘生元’本身很明显的就具有二重性：即它既是物质（细胞）的，同时又是精神的。因为 ‘生元’具有孟子所称的主观、先验的‘良知良能’的特征。这种把意识和物质并列，认为在物质世界起初即有精神存在，实际上正是认为客观世界存在的基础是两个互不依赖的实体：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和实际上正是把物质和精神平列的二元论倾向。”孙中山“给‘生元’主观地赋以各种精神特性，这就是孙中山由物质的‘生元’（细胞）失足为‘有思维’（原文是思为，不是思维--引者），‘有主意’的唯心主义‘生元’的关键之二。”（李光灿、郭云鹏：《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哲学研究》1962年，第4期）

　　我们觉得这些论证既缺乏事实根据，又缺乏逻辑力量：第一，孙中山所说的“太极”或“以太”实际上是指弥漫宇宙混沌未分的原始气状物质。而他所说的“生元”或细胞则是构成一切生物有机体的基本单位。后者是前者长期进化发展的产物，把它们说成“是一个东西”，那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了！第二，如果说，“因为”“生元”具有“良知良能”，所以生元具有二重性（既是物质又是精神），那末，按照这种逻辑，岂不是可以宣布所有有感觉的动物和有知觉的人，都具有“既是物质”“又是精神”这样一种二重性吗？第三，说孙中山“认为在物质世界起初即有精神存在”，“认为客观世界存在的基础是两个互不依赖的实体：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这“正是把物质和精神平列的二元论”，等等。所有这些论断，都是从孙中山认为“以太”和“生元”“是一个东西”、“‘生元’本身”“具有二重性”（既是物质又是精神）这样两个前提出发的。但是，这两个前提都是不真实的，因而这些论断都是不正确的。

　　综上所述，在孙中山的自然观中，虽然存在某些不恰当不确切甚至是唯心主义的杂质，但这是次要的、第二位的，占第一位的则是唯物主义。孙中山吸取了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承继了古代中国素朴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传统，并以自己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作为哲学思想的直接源泉。因此，孙中山的唯物主义思想，远远超出了中国古代的素朴唯物主义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传到中国以前，中国哲学史上最先进的哲学思想。

　　〔注〕关于“以太”，在过去的出版物中，曾有些不太确切的介绍。例如，有的说：“‘以太’是十九世纪末期，西欧自然科学家马克思威尔所提出来的一种物理概念的假设。当时认为，太阳和其他星球上的光，赖‘以太’作为媒介传到地球上来。”（杨荣国主编：《简明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05页）有的说：“‘以太’本是十九世纪物理学中流行的概念，指的是一种无色无声无臭而弥漫宇宙、无所不在的极细微的物质，它是光的传播媒介。”（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95页）还有的说：“十九世纪物理学家在探讨光的传播时，曾经假设其中有一种媒介，这个媒介叫做‘以太’。”（尹明、孙长江、方立天、张立文编写：《中国哲学史讲话》，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1页）实际上，“以太”并不是到十九世纪末期才由马克思威尔提出来的假设。早在十七世纪，惠更斯就在《论光》（1678年写成，1690年发表）一书中提出了“光以太”的说法。他以为光是一种波，正如声波需要空气作为介质而传播一样，光波的传播也需要某种介质。他假定传播光的介质叫“光以太”。后来，一些科学家认为，“以太”是一种密度小、弹性大、无重量、充满整个宇宙空间的物质。十八世纪罗蒙诺索夫和欧勒认为，光、电、磁等现象的物质基础都是“以太”，光是“以太”的振动，电是“以太”运动而产生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拉第进一步阐明了电的“以太”学说。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马克思威尔认为，电磁波也是通过“以太”这种介质而传播的，因而提出“电磁以太”这个概念。二十世纪初的科学研究和实验证明，电磁场本身就是物质的一种特殊形式，电磁波（包括光）并不需要假设的“以太”作为介质。这样，“以太”假说就被电磁理论所代替。 　（作者：韦杰廷，原载《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一辑，一九七九年）　
 

（来源：孙中山纪念馆网站）

编辑：齐晓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