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受省体改办、科技厅、上市办和浙江天堂硅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邀请，来杭州出席天堂硅谷创业投资论坛春季峰会。期间，吴敬琏就我省建设“天堂硅谷”等论题接受记者采访。　　

　　“天堂硅谷”希望很大　　

　　记者：目前从已披露的情况看，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合肥、西安、武汉等有十几个城市先后提出要创建“硅谷”，您认为浙江的‘天堂硅谷’能在竞争中胜出吗？”

　　吴敬琏：硅谷具有什么样的本质特征？怎么样才算硅谷？对于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回答。目前中外研究硅谷的学者较多认同的一种观点是：硅谷是创业企业的栖息地。

　　“栖息地”是一个生物学名词，它是指动植物栖身之地。动植物之所以在此栖息，是因为环境适宜，而环境则包括了复杂的因素，比如气温、湿度、植被等。

　　根据斯坦福大学研究硅谷的专家罗文分析，作为企业栖息地的硅谷，其特殊优势可以概括为八条：有利的游戏规则、很高的知识密集度、员工的高素质和高流动性、鼓励冒险和宽容失败的氛围、开放的经营环境、与工业界密切结合的研究型大学、高质量的生活、专业化的商业基础设施（包括金融、律师、会计师、猎头公司、市场营销，以及租赁公司、设备制造商、零售商等）。

　　任何一个想要使自己成为“硅谷”的地方，都必须考虑创业环境。完全照搬硅谷是不适当的，但是基本原则是普遍适用的。根据我国当前情况，企业栖息地起码应当具备四个基本要素：高素质专业（技术和商业）人才的集聚、广阔宽松的创业空间、良好的法治环境、充裕的资金供应。

　　浙江中小企业多，创新精神强，同时有浙江大学等院校的科研人才和民营企业众多的经营人才，许多民营企业也集聚了大量资本，并且正在为这些资本寻找出路，这些都是创建硅谷所需要的。综观浙江经济、文化素质，建成“天堂硅谷”希望很大。最后能否成功，还有许多因素。　　

　　政府应着力于制度建设　　

　　记者：您经常说，现在的政府为高新区、硅谷做的事情太多，太细。有些事情企业、风险投资家能够办，政府就应该交给他们去办。据我们所知，浙江省和杭州市政府对于建设‘天堂硅谷’有着极大热情，您认为，这些热情应该用在哪里呢？

　　吴敬琏：这不是说政府就没事情干了，事实上政府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并不反对在硅谷创办初期，由政府进行必要的投入，特别是办孵化器之类。国外有不少赢利机构来办孵化器，我们的力量不够，集中政府力量办，是很好的做法。但进一步说，政府应该自觉地运用社会资源，让他们竞争，给创业企业提供更专业化的服务。能够由市场去做的事情，就由市场去做。

　　政府要办的事情还很多，特别是制度创新的问题，这是硅谷成长必不可少的条件。我多次强调“制度重于技术”。有的地方认为，硅谷光有人才就行了，其实不然。世界上有大量高智力人才集聚的地方何止千百个。光有比较优势和人才并不一定成功，人才、资金等是必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因素是制度，是企业创新的大环境。政府不要再直接操办一些具体事情，而应该为高新技术企业创造创新、创业的条件，提供更好环境。在建立一个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能够充分发挥创业者积极性、创造性的制度方面，政府是责无旁贷的。　　

　　高校不应直接办企业　　

　　记者：您刚才提到浙江有学校资源优势，也提到了建设硅谷不是光有人才就行了，那么应该如何发挥学校资源？

　　吴敬琏：硅谷里大多是高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人本经济”，在各种生产要素中，人力资本（智力资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量专业人才集聚是发展高技术产业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台湾信息产业的成果与新竹科技园附近有一大批重量级的高等院校，与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有水平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培养了大批技术和经营人才，这些人才是建设硅谷所必需的。

　　但要明确的是，这只是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智力资源存在于人们的头脑里，既不能国有化，也不是用行政命令可以调拨的。怎样使这些高智力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得以在高技术创业活动中有效地发挥，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目前有两个不妥当的倾向：一个是院校自己办企业，一个是政府为院校直接提供风险资金。

　　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办企业是一种中国特有的现象。硅谷60％到70％的企业都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或教师创办的，但是斯坦福大学没有一个校办企业。现代社会分工很细，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管企业，是很难管得好的。而在校办、院办、所办这类特殊国有企业中，发明家和企业家缺乏切身利益联系，也使企业难以有效开展经营。这些校、院、所通常只能从它们所办的企业中拿到有限收入，可是由于精力外鹜和资源分散，削弱了科研和教学的本业。因此，这种让院校自行创收的做法免不了会影响基础科研和教学水平。国内一位大通信设备制造商告诉我，科研教学的削弱已经导致我国一些院校毕业生的综合素质下降和研究院所科学技术储备的不足，以致于高级软件要拿到印度去做。这种现象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而政府直接提供风险资金给院校同样有着失当之处。基础理论研究和共用技术开发都是具有外部性的活动，属于市场失灵的范畴，是需要政府采取适当行动加以弥补的。例如，美国和日本政府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制中提供支持、对重大高新技术开发的支持，都对高技术产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政府不应该直接提供风险资金给院校，特别是为院校的某个项目，如此一来，很容易导致计划经济那一套，扶持一个项目，却失去了公平、公正的环境。政府可以为基础理论研究和共用技术开发提供资金，同时可以推进院校的改制，将高等院校的资源动员起来，使他们本身能够在内部整体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