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么红的明星到天津来演出也得规规矩矩，若是在平民观众中摆谱耍花腔，那下边的看客可藏龙卧虎，一准把你哄下台。有钱人使阔叫板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在租界地还行得通，若是在平头百姓堆儿里是没人看你吹牛的，总得找个什么茬口给你“栽”了。

　　信仰习俗是表现在人们心理活动和信念上的一种民俗传承，在服饰文化方面自然也有体现。传说，妈祖林默多穿一身红装，乘席渡海，护佑渔家船夫，因此有了“海上翻飞著朱衣”的记载。饶有趣味的是天津女子衣着崇尚红色自明设卫城后一直流传至今，很大程度上与这随漕运而渐的天后民俗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就此而言，红色之含义大约有二：一是消灾除疫，在天津义和团运动中“红灯照”女子通身红装，谓之可避枪炮；二曰大吉大利，红色代表热烈，与天津人豪爽、豁达的性格特征相吻合。

　　天津母亲一辈辈地以红色的服饰求得心理和信念上与天后俗信的感应和共鸣。旧时，天津妇女不仅自己爱穿红，在日常生活中也常以红色装扮孩子。尤其在大年夜守岁之时，长辈更喜欢儿孙们穿得越红越好。儿女绕膝满堂红，红色俨然是一种真真切切的希望。初一一早又穿红配绿地赶到天后宫朝香，宝座上天后娘娘的红装将人们的朱颜红衣映衬得更加艳丽。正如清末民谣所言：“称体衣裁一色红，满头花插颤绫绒；手提新买金鱼缸，知是来从天后宫。”火辣辣的红色给天津人血液里注入了炽烈的温度，也塑造了天津女子的无限热情，从而形成了天津民俗文化心态中的一系根脉。

　　天后宫里拴娃娃

　　至清代，天津人对妈祖娘娘的信仰已从保护航海，扩展、移植到日常生活安康、服饰、婚育等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天后宫不断加塑出送生娘娘、癍疹娘娘、乳母娘娘等，有着相当的人情味儿。娘娘的市井化是人们期盼美好生活的愿望使然。

　　昔日，娘娘宫终日香火鼎盛，其原因之一就是津地广传的拴娃娃习俗。由于人们受旧思想的影响，婚后为早生贵子，纷纷到宫内抱求或偷求一个小泥娃娃，以示娘娘所赐之子。富足人家的妇女在娘娘像前众多的泥娃娃中选择一个，放下可观的香资，用红线拴好，口中念叨着为“孩儿”提前起好的名字，轻声说着“好孩子跟妈妈走吧”等话语，高兴离去。贫寒人家多是“偷”走一个，可少放或不放香资。娃娃拴回家要供奉起来，待如真人。每餐要安排碗筷、饮食的同时，逢年节还要摆上水果、糕点，换上新的“百家衣”。日后得子，它便成为大哥，俗称娃娃大哥。娃娃哥哥每年“洗”一次，长一岁，年复一年。所谓“洗”就是洗娃娃的师傅把小娃娃一起和在新泥中，大致照以前的样子重新塑个大些的。随着下一代的出生，娃娃则由大哥成为大爷、大舅等。拴娃娃是老天津人传统生育观中向往和谐与美好生活的产物。

　　宫南、宫北大街及天后宫附近的袜子胡同当年有很多洗娃娃铺,拴娃娃者多，洗塑“长岁”的生意自然不错。从某种意义上讲，洗娃娃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并影响了天津彩塑艺术的发展。

　　２００１年冬，笔者在北京一古物市场巧遇一帧《刘二姐拴娃娃》图片，画面中真切地描绘了刘二姐身背娃娃大哥喜出天后宫山门，来到热闹的宫前庙市的场景。画面人物线条流畅，形神之生动，色彩之丰富，足见当时画师的一番匠心。值得一提的是，画者将拴娃娃这一民俗事例赋予了生活化的风趣表现，让人耳目一新。身着粉红色花旗袍的刘二姐款款走出庙门之时，她含羞的容颜与轻盈的体态不由得吸引了众多商贩的视线。卖茶汤的壶中的开水已冲到手上、溢到桌上。卖烧饼的回眸凝望时，篮筐中的食品已被狗儿叼去。遛鸟者的鸟笼也已撞破，小鸟飞出，好不热闹。而二姐并不为之所动，背着心爱的娃娃款款前行。

　　此画片是老天津鼓楼北毓顺成芳记于民国初年出品的。刘二姐又是何许人呢？其实，早在晚清至民国初年，“刘二姐拴娃娃”（俗称“刘二姐逛庙”）的传说故事就以天津时调、京韵大鼓、单弦等多种曲艺形式风靡津沽并唱响舞台了。天津民俗专家董季群、韩冬、李志鹏等有识之士曾对“刘二姐拴娃娃”的唱词进行过系统的整理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