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樊光春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道教创立以来，宗派纷繁，现在通常以全真、正一两大道派相区别。但是就一些地区而言，却很难做到泾渭分明，例如武当道派，就是汇合了全真、正一两大道派的教义和传承的一个比较特殊的道派。武当道派形成如此风格的原因，主要是武当地处南北交汇的汉水流域，加之传统信仰和某些政治社会因素，使它成为全真道向江南传播和正一道对北方施加影响的重要基地。而陕西终南山-华山道教同武当道教的互动交流，是形成武当道教风格的重要因素。
本文试图从人文地理的角度，对武当与终南-华山这两大道教区的道派传承做一点探讨。
一
大家都知道，终南-华山-武当是有着紧密联系的由西向东的三个地理单元，又都是道教洞天福地。因此道教组织和人员间的交流十分便利，两区道派的互为传承顺理成章。
元代陈采编《清微仙谱》自序说，古代道教分为四派：真元、太华、关令、正一。清代道士陈教友认为，其所序四派传授不甚明了，“大概今所云全真者乃关令派、张道陵者乃正一派也。” 如果按照这种方法来追溯道派源流，则武当道派就是至少其中三派相结合的产物。全真（关令）、正一自不必说，太华派当指陈抟所创老华山派，也同武当道派有密切的渊源关系。现在来做一些梳理。
尹喜是道教前史的关键人物。是他，使老子《道德经》得以传世；也是他，结草为楼观星望气，开启道教宫观建筑的源头。据《终南山说经台历代仙真碑记》 ，尹喜是终南楼观仙真第一人，祖籍天水，隐居终南山盩厔县神就乡闻仙里，结草为楼，精思至道，被周康王拜为大夫。后请求担任函谷关令，迎老子入关，归隐终南楼观，请著《道德经》。老子升天以后，尹喜遵嘱继续在楼观修道，著书九篇，名《关尹子》（后世道教尊称《文始真经》）。又往蜀郡青羊肆会老君，被封文始真人，命统领诸天仙士。
《终南山说经台历代仙真碑记》中又有太和真人尹轨，是文始真人尹喜的从弟。从尹喜修道，被太上召登太和，命下统仙僚，晋代降于楼观，授道士梁谌丹书而去。他是楼观仙真第二人。
尹喜、尹轨二人，都出现在武当仙籍中。《武当福地总真集》和明《敕建大岳太和山志》 同样把二人列为武当仙真第一、二人。称尹喜于蜀郡会见老君之后，归栖武当，“三天门石壁之下石门、石室，喜之所居，古有铜床、玉案，今无之矣。以其所居名曰尹喜岩，涧曰牛槽涧、青羊涧，皆太上神化访喜之地。”尹轨“入太和山，去领杜阳宫太和真人，今为紫虚阳光道德真师。”武当道教文献强调以尹喜为开端的神仙传授谱系，是为了证明武当道教传承的正统性，后来全真道兴起于终南、大行于武当，是这一传承的延续。
二
全真道修持的特点，是内丹之学，肇始于隋唐五代，盛行于宋金元明，由钟离权、吕洞宾形成传授体系，陈抟传播于北方，张伯端流布于南方。在武当早期玄帝信仰崇拜中，也有内丹的成分。据《武当道教史略》转引《玄帝实录》语，玄武入武当修道，渺渺劫仞，绵绵若存，虚心实腹，和光同尘，凿开造化，朴散胚浑，潜虚玄一，默会万真，大得上道。这些都是内丹修炼的术语。所以《武当道教史略》认为：“显然，玄武修道的方法不是服食金丹大药，而是潜心守一、修炼苦行。”又认为《太上说真武本传妙经注》所称“真人”，“是修炼内丹的成功者。” 由此可以理解，为何陈抟首先选中武当作为修习内丹的山场，并且一住就是二十多年。
陈抟由武当转赴华山之后，一面精研《易》理，一面继续内丹修炼，并创造了静功修炼法。陈抟在内丹学方面的进步得益于华山地近终南。长期活动于长安-终南山地区的吕洞宾、刘海蟾都对陈抟的内丹修炼给予很大影响。陈抟身后，形成了太华派，又名老华山派。清代以李西月为代表的西派尊奉陈抟和张三丰，称太华派为“隐仙派”以与新华山派相区别。据《三丰全书》排列的传承谱系，其道派渊源于老子，首传于尹喜，继之为麻衣道者，再传为希夷先生陈抟，自陈抟下传火龙真人，元末传给张三丰。其所以命名为“隐仙派”，是因为尹喜隐于函谷关和太白山，麻衣道者隐于石堂和黄山，陈抟隐于华山，火龙真人隐于终南山，张三丰隐于武当山。“夫神仙无不能隐，而此派更为高隐。孔子曰，老子其犹龙乎，言其深隐莫测也，故又称犹龙派云。” 用历史考证的方法来检查，这个传承谱系显然不可靠，从尹喜到麻衣道者中间时间跨度太大难以从历史事实上加以连接；但是从这个道派的自我传承认同来说，他们确实是以尹喜为理论上的创始人、陈抟为实际创始人的。后来张三丰隐居武当，将陈抟创立的静功发扬光大，以至成为武当道众的必修之课。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成祖诏敕武当山，“大岳太和山各宫观有修炼之事，怡神葆真，抱一守素，外远身形，屏绝人事，习静之功，顷刻无间。一应往来浮浪之人，并不许生事喧聒，扰其静功，妨其办道，违者治以重罪。”这道敕令对武当道教的修炼方式给予了明确评价，要求官民人等不得妨碍道士修习静功。 所以陈教友认为，“全真之教行于北方。其始至南方者，武当一派也。”他在追述元代正一道派对武当道教的影响后指出：“武当自张道贵、张守清后，多兼习清微上道，惟（张）三丰无之名，山藏称其有问养生术，竟日不答，论三教等书若决江河，所言皆道德仁义忠孝之旨，此全真正学重阳长春的裔也。” 他认为张三丰继承的是王重阳、丘处机的全真道真传，同《三丰全书》自认的陈抟“隐仙派”在理论体系和修持方法上是一致的。
三
张三丰在武当的弟子，首推丘玄清、孙碧云、卢秋云、周真德、杨善澄、刘古泉等七人，其中丘、孙、卢三人来自终南-华山。
据明《敕建大岳太和山志》，丘玄清是元代陕西富平县人，当时富平属西安府。丘玄清自幼随道士黄德祯出家，明初携弟子蒲善渊前往汉中、四川等地参访，又到金州、商山（均在陕南）寻访修道胜地，洪武四年（1371年）至武当山，被张三丰举为五龙宫住持，为武当道教大兴功劳卓著，明太祖朱元璋敕授嘉议大夫太常寺卿。其弟子蒲善渊为均州道正。孙碧云比丘玄清小18岁，是陕西冯翊（今大荔）县人，13岁入华山为道士，居半截山，修习陈抟内丹术。明《华州志》载：“孙碧云，冯翊人，居华州半截山。”“孙碧云道庵。庵下溪中有巨石大窝，世传孙碧云受张三丰仙人之道术，驭鹤引凤。” 其时张三丰正在终南山一带修道，孙碧云受其道术是可信的。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被朱元璋召至京城，廷对全真道“三教合一”教旨。次年迁居兰州金天观。永乐十年（1412年）被明成祖召至阕下，敕授道录司右正一职事，奉旨移居武当南岩修行，成为武当榔梅派的开山祖师。卢秋云是湖北光化县人，先入全真道，在终南山大重阳万寿宫修习内丹；继入正一道，在龙虎山上清宫修习符箓。后至武当，奉张三丰命住南岩，无疾而终。在陈教友的《长春道教源流》中，录有丘玄清、卢秋云、蒲善渊事迹，但没有孙碧云。《长春道教源流》卷7还录有王宗道、何无垢二人：“自张三丰至王宗道诸人，亦武当全真派，然其所学不兼正一，盖亲炙三丰传授者也。”该书引《名山藏方外记》王宗道传表明，王宗道先居嵩山和华山，得张三丰授内丹术，后游终南、太白等山。明成祖曾召见，给全真牒，赐金冠鹤氅，令奉书香寻访张三丰。
与丘、孙、卢同时代的武当道士，有些不属张三丰道派，亦有来自于终南-华山的。如：李德囦，四川金台（今金堂）县人，自幼入终南山大重阳万寿宫出家，壮年游武当，先居紫霄宫，后居元和观。
四
以丘处机为本派仙祖的龙门派是全真道的第一大道派，与佛教临济宗齐名，清代有“龙门临济半天下”之称。然龙门派因何而得名，史料中有不同的说法。清代《金盖心灯》 认为，龙门派以丘处机为祖师，因其曾在陕西陇县龙门山修道得名，其开创者为丘的弟子赵道坚，其后衍生出“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圆明”的20字传续谱系，但从该书和《白云仙表》 记录的历代著名人物来看，这个谱系实际上是龙门律宗的谱系。而丘处机身后，弟子法裔众多，并非都是律宗传续。例如，龙门派祖庭龙门洞道院，就有“龙门十三房”之口碑，其中二房何云发和三房陶云芳常住陇州龙门洞和景福山，五房王瑶山常住武当太子坡 ，但这个说法的时空关系都不清晰，似乎是清代以后的龙门派分布状况，因为陇州景福山是清初才开创的道场。而陈教友更是提出龙门派兴起于华山、得名于黄河龙门（秦晋交界之黄河禹门口）的观点。其大意为：丘处机有弟子名靳贞常（道元），隐修于华山王刁洞，传道法于姜善信。姜善信后赴黄河龙门复兴大禹庙，元世祖敕封建极观，自后形成龙门派，又称王刁派。清初华山道士王清正兴复北京白云观，“曾言华阳道派有二，一太华，一王刁也。太华宗陈希夷，王刁宗丘长春。” 这些史料说明，龙门派形成于何时何地、因何得名，以及这个道派的传承谱系等，都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类似的情况也反映在武当的全真道和龙门派传承上。全真道士首先进入武当的，是陕西合阳人吉志通，他师从马丹阳弟子乔潜道 和潘清容，“后居武当山，十年不食火食，但饵黄精、苍术，精神清澈，行步如飞。” 在陈教友《长春道教源流》一书中，丘处机去世之后的全真法嗣，第一名为鲁大宥（号洞云），宋金时居武当四十余年，蒙古军占领襄阳后赴陕西寻访全真道，“西绝汧陇，北逾阴山，至元十二年归，与汪贞常等修复五龙宫。” 鲁大宥西行寻访全真道之时，吉志通已在武当；鲁返武当，吉已仙逝（中统甲子岁）。后来鲁大宥授徒张守清，形成武当本山派，成为近代武当道派的主体。记录鲁大宥师徒事迹的元程矩夫《大天一真庆万寿宫碑》没有记录鲁大宥师从全真道的传承，但《长春道教源流》认为“乔潜道弟子吉志通居武当盖在襄阳未陷时。大宥当先闻全真之学于志通，其后西绝汧陇，北逾阴山，则长春弟子演教之地也。武当传全真教盖自大宥始。”在陈教友眼里，鲁大宥既是马丹阳法嗣，又是龙门派传人。《武当道教史略》认为：“南宋末，北方全真道盛行，鲁洞云北上访道全真，自然要融贯吸收全真道的内丹学，但就其道派授受来看，他并非是全真派道士。他先后度徒众一百多人，最得意的弟子张守清精通清微、正一等派道法，而不称是全真派。” 虽然鲁大宥难以认定为全真道传承，但在《长春道教源流》中，紧随鲁大宥的汪贞常，确实是属于全真道，并列为丘处机法嗣。汪贞常同鲁大宥一起到武当，为修复受战争破坏的武当宫观功劳甚巨。其弟子张道贵又礼清微派黄雷囦习正一道法。陈教友认为“鲁大宥、汪贞常俱全真弟子，张道贵师贞常而学于雷囦，盖全真而兼正一派者。逮张洞囦而所学大行，于是武当遂为全真别派。” 汪贞常法孙单道安后来于明代洪武初年“西游西华、终南诸山，仍居重阳万寿宫。”
清初，龙门派在武当盛行，开办起十方丛林，肇始其事者，是两个来自陕西的龙门道士。一个名叫白玄福，号柱峰，陕北延川县人，龙门派第四代。“入武当山修真，顺治十三年嗣修明真庵，为聚徒讲道之所。”“又于康熙元年抚治王公倡行，修复太子坡复真观，白福元主其事。” 另一位名叫杨常炫，山西人，明末弃家登华山，后迁嵩山，再迁武当北岩。 在白福元和杨常炫的努力下，全真道龙门派在武当得到大规模发展，到康熙年间，太子坡道观成为龙门派向全国传播的一个重要基地，以至龙门祖庭之兴复，都有赖于武当道士。明末，陇县龙门洞道院被毁。清顺治、康熙年间，武当太子坡道士曾守云、田守存相继到达龙门洞，全面修复龙门洞各处殿宇。后来，因曾守云力主龙门洞大殿以真武祖师掌山，以表明与武当道教信仰的传承关系；而田守云主张以玉皇大帝为掌山，二人意见相左，田守云负气出走，另觅龙门山近邻的景福山新建一处道场，主奉玉皇大帝。 清代以后龙门派在华山的传承也有赖于武当龙门派。近代华山龙门派共有18处道院，占近代华山道观28处的大半。其中西峰铁瓦殿、山下仙姑观、孝子峰炼丹炉、青柯坪西道院、南峰金天宫、苍龙岭金锁关、山下太素宫、南峰群仙观、北峰真武宫、桫椤坪庙等10处道观，分别由武当山太子坡白一贯、胡真海，周府庵贾合灵，紫霄宫张明山等龙门派道士自明隆庆、清乾隆等年复建和分支。 武当龙门派之盛况可见一斑。
五
综上所述，武当同陕西的两个重要道教名山终南和华山，在道教信仰和道派传承方面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大致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武当和终南-华山，具有亲密的地缘关系，自古及今，人员和文化的交流十分频繁，这是两区之间道派互动交流的前提条件；第二，在道教基本信仰形式方面，武当和终南-华山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两区都以老子-尹喜为信仰崇拜的源头，都以内丹术作为道众修炼的主要手段；第三，终南-华山是全真道的主要发源地，而武当则是全真道向南方传播的主要基地，武当的全真道最初主要由终南-华山道士传入；第四，近代武当全真道成为龙门派向全国传播的重要据点，甚至成为终南-华山许多重要宫观的人力资源库。对武当与终南-华山两区道派源流进行深入考察和梳理，将丰富全真道历史的研究，也对今后加强两区间的道教教务、学术交流和开辟专线旅游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只是初步提出这个题目，作抛砖引玉之举，以期引起道界和学界的注意。
注释：
如刘慧所著《泰山庙会》认为“只有泰山有进香纳税的历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页103。
《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18：“又往丫髻山进香人等于金盏河地方持号取税”。
嘉庆《延安府志》卷75《艺文志》载杨茂《太和山碑记》。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24：“内官陈增奏收南直云台山三官庙每岁香税一千余两，应比泰山事例。从之。”
明鲁点辑《齐云山志》，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山水志丛刊》第17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页203。
韩光辉《泰山香税考》，载戴有奎、张杰主编《泰山研究论丛》，青岛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
刘慧所著《泰山庙会》，页103-106；山曼主编《泰山风俗》，济南出版社2001年，页14-18。
成淑君《“自是神人同爱国，岁输百万佐升平——明代泰山碧霞灵应宫香客经济初探”》，《济南大学学报》2003年3期。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阿风、许文继、倪玉平等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页339。
杨立刚《明清武当山宫观经济收入浅探》，载《中国道教·武当山中国道教文化研计会论文集》1994年增刊，后以《明清时期武当宫观经济收入初探》载于《武当学刊》1994年第4期。
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之40《户部九·附榷说·前言》（中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页880
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之40《户部九·附榷说·前言》（中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页880-881。
徐霞客著、褚绍唐、吴应寿整理《徐霞客游记》卷1下《游太和山日记》，页52。
《清实录·高宗实录》卷16“乾隆元年四月上丁丑”，《清实录》第9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页437。
杨立志《明帝与武当山宫观经济考述》，《宗教学研究》1998年第1期。
[明]王佐：《大岳太和山志》卷7《敕存留香钱》。
[明]王佐：《大岳太和山志》卷7《敕存留香钱》。
《明实录·世宗实录》卷257“嘉靖二十一年正月丁亥”，《明实录》第44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2年影印本，页5148。
16《明实录·穆宗实录》卷32“隆庆三年五月壬子”，《明实录》第50册页0832。
[明]谢肇淛撰、郭熙途校点《五杂俎》卷4《地部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页70。
《皇明经世文编》卷406
[明]凌云翼、卢重华：《大岳太和山志》卷3《列圣敕谕·敕提督藩臣》，杨立志点校《明代武当山志二种》，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页294。
[明]凌云翼、卢重华：《大岳太和山志》卷3《列圣敕谕·敕存留香钱》，《明代武当山志二种》页290。
[清]刘献庭《广阳杂记》卷2，中华书局1957年版，页87。
1 杨立志：《元明正一天师与武当道》，《武当学刊》，1996年2期。
2 王思任：《杂记·罗坟关圣帝君庙碑记》，载氏著《王季重十种》，193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3 张尔岐：《嵩庵闲话》，载《昭代丛书庚集埤编》卷16。
4 蒋一葵：《长安客话》卷2《皇都杂记·正阳门庙》第23页。
5 焦竑：《澹园集》卷19《汉前将军关候正阳门庙碑》，第228页。
6 陈宝良著：《明代社会生活史》，48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7 任继愈：《中国道教史》（下卷），8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8胡孚琛、吕锡琛著：《道学通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参考书目：
1、 张廷玉（清）：《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
2、 卿希泰：《续·中国道教思想史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3、 任继愈：《中国道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4、 龚书铎：《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
5、 （作者：宫哲兵，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赵玉玲，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博士生）
清陈教友：长春道教源流，卷7，巴蜀书社刊藏外道书第31册。
元朱象先编，正统道藏洞神部记传类；中华道藏第18册。
元刘道明编撰：武当福地总真集？古今明达，正统道藏洞神部记传类，中华道藏第18册；明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6，明代武当山志二种，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21页。
王光德、杨立志著，华文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83页。
道藏辑要，毕集，张三丰先生全集，卷1仙派。
明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2；另见陈垣等编：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1250页，大岳太和山圣旨碑。
同注1。
明隆庆六年刻本，隐逸考。
参见王光德、杨立志著：武当道教史略，第197页。
清嘉庆二十二年刻本，见藏外道书第31册。
清道光戊申年刻本，见藏外道书第31册。
张文、陈法永主编：丘处机与龙门洞，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201页。
同注1。
见元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正统道藏洞神部记传类。
同注1，卷6。
同注1，卷6 。另见元程矩夫：大元敕赐武当山大天一真庆万寿宫碑，明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12。
武当道教史略，第123页。
同注1。
同注1。
乾隆大岳太和山纪略，卷4。
乾隆大岳太和山纪略，卷4；长春道教源流，卷7。
张文、陈法永主编：丘处机与龙门洞，第250-252页。
参见拙著：陕西道教两千年，三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74-175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