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康熙字典》为其时之文字、音韵、训诂三类辞书集大成之作，立足学术前沿，代表其时语言文字、传统学术文化最高水平。

1、优点：

　　① 体例继承《字汇》、《正字通》简化《说文》540部为214部，部首及各部所收之字皆以笔画多少为序，全书部首分十二集，颇便读者，正文以外，卷首、卷末附录凡例、检字、辨似、等韵图，备考、补遗，皆读者之所需，可称完备。

　　②正文求全求备，字有数切，音有数义，皆为分列，各举书证以明源流；单字以外，收录大量语词，字书而兼词典之功；于字兼收重文、异体以备形义，且辨析形近易误，别字、通用皆有说明；若饥训饿，饑训穀不熟；又如钱、佛等字之释，既明源流沿革而兼及论钱之专著，似具百科全书之效；又辨订旧籍异说，亦多可取。康熙御序所谓“无一义之不详、一音之不备”，虽有夸饰之嫌，却不限于“增《字汇》之阕遗，删《正字通》之繁冗，实考、辨、订、补历代字书、韵书、训诂之书而成。

2、疏漏失误。通观全书注音、释义、语源、书证、义例不备、张冠李戴、失误者甚多。前有训诂学家王引之《字典考证》订其引书之误2588条；后有日本人渡部温《康熙字典考异正误》订误4000条，考异1930条；近人王力《康熙字典音读订误》5000余条，皆具体可参。而从宏观角度论其得失者，刘叶秋《中国字典史略》、钱剑夫《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张涤华语文论稿》论及《康熙字典》章节详备可观。

3、略说疏误成因：

　　①限于时代学术水平，其时乾嘉训诂考据诸公若戴震（1723）、王念（1744）、王引之（1766）、段玉裁（1743），三大考史名家若王鸣盛（1722）、钱大昕（1728）、赵翼（1727）尚未出世，乾嘉考据之学尚未兴起，传统文化诸多典籍尚未究明。则其可用之法、可参著作与结论未备。

　　②编纂时间仓卒（五年）。

　　③总纂官张玉书、陈廷敬蒞事未久即逝，康熙四十九年（1710）奉上谕，而张玉书于次年五月病逝；陈廷敬于当年十一月即以病辞官，五十一年（1712）四月而卒。群龙无首失其统属，二者学术成就虽高而未得尽其才。以编纂成员学术水平虽较高（纂修官28人：侍读学士9人，侍读4人，修攥工2人，编修9人，八品顶带监察御史1人），而未尽心竭力，草率从事。

　　④无西方近现代辞书编纂之科学方法与典范之作可参。

二、从《康熙字典》之得失引出的思考。

　　从《康熙字典》之得失反观目前声誉甚隆之四大辞书：《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当其出版之际各自代表其时之学术最高水平，促进人类文化进步事业之贡献卓著，为教学与科研提供“津梁”，因而受到欢迎与好评。然亦各有其失，究其因乃限于历史条件、政治方针政策、人事干扰、资料不备等，亦有编纂队伍参差不齐，主编、主审人手顾及不周等缘故。窃以为当务之急不在增编新书，而亟待修订四大辞书，促进学术文化之进步，高树样板，以为今后编纂新型辞书之楷模。而修订之要约有六端：①不限地域，不重门第，不惑虚名，唯才是用，广罗天下贤才，亦须留意“堂花不解雨，野木自成才”，野有遗贤，执事之恥。②四大辞书原出版者应主动号召天下贤才拾遗补阙、考订辨伪，以利增、删、订、补。③敞开胸怀刻意搜求广识博闻、通达兼善之才，以为主编审稿之助。④“专家”专用，不宜“放之四海”而皆“准”之。⑤广泛蒐集最新研究成果，立足学术前沿以成其新（确凿实据，不是新奇）。⑥突破以往成见，以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必能进步。此为编纂、修订大型辞书之要着。

作者：黑龙江省文史研究馆　田忠侠

编辑：妮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