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议题
 
《康熙字典》的评价问题

  时间:2007-05-26 01:30    来源:     
 
 

  摘 要:对《康熙字典》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是“集小学”或“集字书”之大成,一种是“谬误百出,绝不足据。”本文分析了两种对立评价的各自依据,指出:就字典的体例、型制、规模和征引材料的丰富方面说,《康熙字典》是“集字书之大成”者,但不是“集小学之大成”者;而从注音、释义和引书方面说,《康熙字典》虽有较大成就,问题却很多,有些还很严重。因此玄烨的御制序所说的“无一义之不详、一音之不备”、“善兼美具,可奉为典常而不易者”是言过其实,但不能因此而否定这部字典。本文对一些评论进行分析,表达了要平实进行论述,慎用断语的主张。

关键词:  康熙字典    字典    字汇    正字通

  为参加海峡两岸《康熙字典》学术研讨会,我翻阅有关《康熙字典》评论的若干文章和辞书史著作,同时又翻阅了我参与主编的《康熙字典通解》(张力伟主编,1997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标点整理本《康熙字典》,以为有几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以便对这部字典作出客观的评价。

一、两种相反的极端评价

  《康熙字典》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开始编写,五十五年(1716)编成,书成后康熙皇帝玄烨写有一序。这部字典刊行于康熙年间,为内府刊本,作赏赐大臣之用。以后官府和坊间不断以木版刻印,流行了160多年以后,于光绪八年(1882)由英国人美查在上海开设点石斋书局,用照相石印印刷,《康熙字典》才更大规模地流传开来。姚公鹤在《上海闲话》中曾记载了这部字典的畅销情况:“闻点石斋石印第一获利之书为《康熙字典》,第一批印四万部,不数月而售罄;第二批印六万部,适某科举子北上会试,道出沪上,率购五六部,以作自用及赠友之需,故又不数月即罄。”数月之内即有如此大的销售量,可以说明这部字典的影响之大。当时的读书人不如现在这么多,若按现在读书人的数量计算,求得一个合适的比例,则《康熙字典》的发行数字是相当惊人的。

  《康熙字典》如此畅销,直到现也还有一定的销售市场,除了它的来历不凡之外,其本身的内在条件乃是决定的因素。它收字最多,重解说字形,且“音详义备”,引证丰富,并有异体、叶音、正字和考辨方面的提示,能够满足读者的需要,是使它近三百年来长销不衰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字典从现存图书来看是从《说文》开始的。而从辑佚材料看,比《说文》早一个多世纪的《训纂篇》(扬雄撰)就已经有了同《说文》的解形、注音、释义相似的体例。我在《说文解字的产生及其由来》中说:“《训纂篇》……是我们所知在《说文解字》产生前一个多世纪的字典。该书的字数比汉初《仓颉篇》多收二千四十字,系扬雄奉诏对当时小学家百余人说解文字的整理和总结。这必定是朝廷以之为统一文字训诂、促进教育文化的发展和语言文字的规范的教科书颁发的,是一部官修的权威性的字典”。(见汪耀楠《词典学研究》218页. 1990年四川辞书出版社版)《说文》以后有梁顾野王的《玉篇》,这个《玉篇》我们只能看到流传到日本的木部等部分字的残卷,和宋代的增字减注本《玉篇》是很不相同的,在字典体例的设计,多音多义的处理和征引书证材料方面和后世的字典,如《字汇》、《正字通》已经很接近了。而《康熙字典》则是在《字汇》和《正字通》的基础上编纂而成,在体例和征引材料方面又有了改进,显得更为完备了。赵振铎《古代辞书史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曾以“加”字材料比较这三部字典,而抄录仅为《字汇》和《正字通》两种。我现在把《康熙字典》的材料也一并录上:

  《字汇》力部三画加居牙切,音佳。增也,又陵也。[论语]吾亦欲无加诸人。又施也。著也。○又叶居之切,音基。亦增也。[三略]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彊有所加。又叶居何切,音歌。[方东朔七谏]蓬艾亲入御于床笫兮,马兰踸踔而日加,弃捐药芷与杜衡兮,余奈世之不知芳何。

  《正字通》力部三画加居沙切。音家。尔雅:重也。注:重叠也。又著也。士冠礼:三加。详冖部冠注。又姓。明正德举人加傅。又官名。后汉书东   侇传:夫馀国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属诸加。又高句骊置官有古邹大加、主薄,著帻,如冠帻而无后;小加作折风,形如弁。注:古邹大加,掌宾客之官,如中国鸿胪也。又五加,药名。五叶交加者良。功用详本草纲目。又歌韵音歌,诗郑风: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音俄。楚辞东方朔七谏:蓬艾亲入御于床笫兮,马兰踸踔而日加,弃捐药芷与杜衡兮,余奈世之不知芳何。又孝经纬:三皇设言民不违,五帝画象世顺机,三王肉刑揆渐加,应世黠巧奸伪多。加叶多。古音加读若阿。子虚赋、班彪北征赋、王褒九怀皆此读。又支韵音基。三略: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彊有所加。见吴棫韵补。陈第诗古音考旁证不载。○说文:语相增加也。从力从口。按:说文泥。加从口,专训语增,非。韵会引集韵增也,读若嫁,亦非。

  标点整理本《康熙字典》力部三画加  jiā   ㄧㄚ  《唐韵》古牙切。《集韵》《韵会》《正韵》居牙切。并音家。《说文》:语相增加也。从力、口。徐曰:会意。《尔雅?释诂》:重也。注:重叠也。《玉篇》:益也。《论语》:又何加焉。又《广韵》:上也,陵也。《论语》:吾亦欲无加诸人。注:陵也。又《增韵》:施也,著也。《礼?冠义》:醮于客位,三加弥尊,加有成也。又《韵补》叶居何切,音哥。东方朔《七谏》:蓬艾亲入御于床笫兮,马兰踸踔而日加。弃捐药芷与杜衡兮,余奈世之不知芳何。又叶居之切。音姬。《三略》: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彊有所加。

  从“加”字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康熙字典》和《字汇》《正字通》的渊源关系。除了征引字韵书材料较多外,音义例与《字汇》是相同的,用现代的标准看,这个“加”字的编写,已属侵《字汇》的权了。

  字典是编纂性质的工具书,这样的依循旧例是允许的,《康熙字典》毕竟是在《字汇》和《正字通》两书的基础上有了提高,加之它的特殊背景,所以声誉鹊起,“集大成”是最有代表性的评价。清周中孚说它“集古今小学之大成,垂昭代同文之至治,后之言声音文字者,莫能出其范围已。”(见《郑堂读书记》下册补逸八)
《康熙字典》“集大成”一说,首见于这部字典的凡例,说的是音切:“集古今切韵之大成,合天地中和之元气。”

  用“集大成”一语评价的还有很多,如张元济、刘叶秋和《康熙字典通解》凡例、标点整理本《康熙字典》前言。不过这几种“集大成”不是说的“小学”,而是说的字书或仅限于《字汇》和《正字通》。

  张元济是我国现代出版业的前辈,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他在《节本康熙字典序》(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中有一段热情洋溢的评价:余自束发受书,案头置一《康熙字典》,遇有疑义,辄繙阅之。其于点划之厘正,音切之辨析,足以裨益写读者殊非浅鲜。后出诸书,陈义多所增益,然于形声二事,殊不能出其范围。且蒐罗之备,征引之富,尤可谓集字书之大成。

  刘叶秋在《中国字典史略》(1983年中华书局版)中则谓《康熙字典》“完全仿照梅膺祚《字汇》、张自烈《正字通》的体例,沿用其二百一十四个部首……首列总目、等韵、检字、辨似等附录,末附补遗、备考;在前两书的基础上,集其大成,又作了一些改进。”

  《康熙字典》是“中国古代字典的集大成之作”(见《康熙字典通解凡例》),“被誉为《说文》、《玉篇》以下历代字书的集大成之作”(标点整理本《康熙字典》)。这一类叙述定性的评价已成常语。

  我们知道,字词典是由字头、词目及其编排、注音、释义、例证和某些提示以及检索附录等组成的。这些内容是综合性的大型字词典必须具备或大部具备的,而规模小的,仅限于或侧重于某一方面的字词典,则不一定会包含这许多方面。《说文》之作,在求造字原理、造字本义。韵书之作,在明音读,《玉篇》及唐代的《字典》和明代的《字汇》、《正字通》,可以说是综合性的语文字典了。上述构成字典的各方面内容或因素,在《字汇》、《正字通》两部书中已经反映得较为完备。而《康熙字典》则一仍《字汇》、《正字通》体例之旧,处理得更为完善合理,加之收字全、征引丰富,辨析较精,且由皇帝创意,由朝廷组织数十人之力,完成这一巨制,这样就从客观条件上为这部字典超越《玉篇》、《字汇》和《正字通》提供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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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字典的体例、形制和征引的文献材料方面看,说《康熙字典》是集大成,并不为过。经《康熙字典通解》处理,这部字典已和现代字典的形制相去不远。如:
宛 古文:
(一)(wǎn ㄨㄢ音碗)《唐韵》《正韵》于阮切,《韵会》委远切,并音琬。
①(屈草自覆。)《说文》:“屈草自覆也。”
②又(好像,如历历在目。)“宛然”,犹依然。《诗?秦风》:“宛在水中央。”《注》:“宛然坐见貌。”《魏风》:“好人提提,宛然左辟。”《注》:“宛然让之貌。”
③又,丘名。(凹下,低洼之意。)《尔雅?释丘》:“宛中,宛丘。”又:“丘上有丘为宛丘。”《注》:“宛谓中央隆高。”

(二)又,(yuān ㄩㄢ音鸳)平声。《玉篇》《集韵》《类篇》并于袁切,音鸳。
①“大宛”,西域国名,去长安万二千五百里。
②又,县名。《一统志》:“宛,本申伯国;春秋时属晋,战国为韩宛邑,秦为宛县,汉因之,明属南阳府。”
③又,姓。《左传》:郑大夫宛射犬,楚大夫宛春。

(三)又(yuàn ㄩㄢ音苑)去声。于愿切,音苑。
小也。《诗?小雅》:“宛彼鸣鸠。”《注》:“宛,小貌。”

(四)又(yù ㄩ音郁)入声。纡勿切,音郁。
(通“郁”。)《史记?仓公传》:“寒湿气宛。”与“苑”“郁”通。
[异读]又,叶于云切,音熅(yùn)。《前汉?班固叙传》:“汉武劳神,图远甚勤,王师單單,致诛大宛。”
宜 古文:yí   音仪)《唐韵》《集韵》鱼羁切,《韵会》疑羁切,并音仪。
①(合乎情理为宜,适宜,恰当的事物。)《说文》:“所安也。”《增韵》:“适理也。”《易?泰卦》:“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礼?王制》:“齐其政不易其宜。”又《左传?成二年》:“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注》:“职方氏所谓青州宜稻粱,雍州宜黍稷之类是也。”
②又(和顺,相宜。)《诗?周南》:“宜其室家。”《传》:“宜者,和顺之意。”
③又,(适宜的事。)《尔雅?释诂》:“宜,事也。”《诗?大雅》:“公尸来燕来宜。”《毛传》:“宜其事也。”
④又,(合适,应当。)《玉篇》:“当也,合当然也。”《礼?乐记》:“武之迟久,不亦宜乎?”
⑤又,祭名。(祭祀土地之神。)《书?泰誓》:“类于上帝,宜于冢土。”《注》:“祭社曰宜;冢土,社也。”《礼?王制》:“宜乎社。”《注》引《尔雅》:“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乎社,令诛罚得宜。”
⑥又,州名。古百越地,唐置粤州,改宜州。
⑦又,姓。《正字通》:“元宜桂可,博通经史。”
⑧又,通作“仪”。《前汉?地理志》:“伯益能仪百物。”“仪”读与“宜”同。
[异读] 又,叶五何切,音俄(é)。《诗?鄘风》:“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叶上“佗”下“何”。
[辨正]按《音学五书》宜古音鱼何反。宜字《诗》凡九见,《易》一见,《仪礼》一见,《楚辞》一见,并同。后人误入五支韵,据此,则又非,但叶音矣!
[异体]《集韵》:“  ,隶作宜。”
这两个字可以比较完整地反映《康熙字典》的风貌。

  另一种是相反的评价。章炳麟、蟫魂、黄侃、陆费逵、钱玄同、万国鼎、黄云眉、王力等人对《康熙字典》都进行了严肃的学术批评,而措辞最为尖锐的莫过于章炳麟、钱玄同和黄云眉。章炳麟说它是“朽蠹之质不足刻雕”(《检论》卷四《清儒》),钱玄同说“字典一书,缪误百出,绝不足据。”(见王森然《钱玄同的一封宿》,载1982年3月1日《光明日报》第4版)又说《康熙字典》与《佩文韵府》是“两部劣书”,是“瞎凑杜撰,诸恶毕备,连钞书都不会,离不通还很远”的作品。他甚至还批评了一些褒扬《康熙字典》的人:“而不学之徒竟惊其博赡,奉为典要,甚至拾西人之唾余,认那两部劣书为中国辞类的宝库,以为今后编纂辞典,当以那两部劣书为主要之资料。”(见《辞通钱序》)黄云眉说它“百孔千洞,决非区区补缀所能为役;而呰窳老旧之范型,亦愈见其扞格不适用。”(《清代纂修官书草率之一例——康熙字典》)

  我乐意读辞书评论,尤其留意批评辞书名著的文章。上述各家对《康熙字典》的批评斥责都是有理有据的,从他们的分析批判中可以获得许多知识,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

  上文说过,大型字词典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如收字、收词及其编排、注音、释义、例证、提示和考辨以及检索、附录等。凡是有过编纂大型字词典经历或是从事训语、语言文字教学与研究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找字词典的毛病,从某一内容作系统的批判不是难事。王引之奉敕撰《字典考证》,发现引文错误2588条;日人渡部温以七年时间撰成《标注订正康熙字典》,考异1930余条,订误4000条;王力《康熙字典音读订误》订误不下5000条。再加上黄侃、黄云眉、高树藩、刘叶秋、张涤华、钱剑夫等人的考辨,《康熙字典》之误被指出的就有15000条之多。钱剑夫“据《字典考证》和近人所指出的错误,并参以个人的一点校录”,就归纳了17个方面的错误:不举篇名、不举书名、不考原书、不知溯源、篇名极多错误、书名错误,人名亦误、书名相互混淆(下含4条:本来是A书的文字,B书似有实无,却误引为B书;本来是A书的文字,B书虽有实异,也误引为B书;本来是A书的文字,而且是B书绝对没有的,却毫不思索地引为B书;因为篇名相同,而将A书误为B书)、误记年数、两种毫不相干的书也常相混,文字并有差异、误以正文为注、误以注为正文、误以疏为注文、杜撰注文、断句错误、意改原文,致违原意、妄节原文,大失原意、注解杂引诸书,乱添复词,极为繁琐。(见钱剑夫《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第二章第四节,商务印书馆1986版)。张涤华在《论《〈康熙字典〉》(见《张涤华语文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一文中对该字典的各个环节都作了正反两方面的评论,如字形的解说,古文和异体字的收列和处理、注音、释义、引证,无不如此,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都说得平实可信。说《康熙字典》的引例之失,有“杜撰”“张冠李戴”“妄增”“妄删”“乖谬”“误断”“误脱”“误记”诸语,且有“校订粗疏,错字满纸……鲁鱼亥豕,泛滥成灾”,“粗枝大叶,一至于此”的感叹。

  黄侃和王力从音读方面对《康熙字典》进行了批判。黄侃在《论康熙字典之非》(《制言》第四十期)中批评《康熙字典》有四弊:“古今杂陈,然否不辨。吴棫、杨慎之说本非定论,而亦取之,一弊也。《正韵》之书,乃昔人所云当代不行之典,于今不用之仪,牵取入书,转为审音之障碍,二弊也。所引《唐韵》,清世久无其书,何所依凭,辄造此目?三弊也。引《广韵》、《集韵》多与原书不附,未知乡(向)壁造之,抑将别有善本?四弊也。”

  王力《康熙字典音读订误》(中华书局1988年版)是一部563千言的大著,在《序》中,按注音错误的性质分为八个方面:(一)反切的错误(下含七点:(1)误用《正韵》的错误反切。(2)误用《韵会》的错误反切。(3)误用《字汇补》等书的错误反切。(4)误用今本《广韵》的错误反切。(5)误用今本《集韵》的错误反切。(6)《康熙字典》的错误反切。(7)不合反切原则。)(二)直音的错误(下含五点:(1)声母的错误。(2)韵母的错误。(3)不依字的一般读法注直音。(4)入声与平上去声对应的错误。(5)误以后代的音读为直音。)(三)同音歧为二音,二音混为一音。(四)张冠李戴。(五)以方音乱正音。(六)抄错了韵书。(七)避讳。(八)叶音问题。

  王力和黄侃的音韵学观点不同,但在对待《康熙字典》注音的分析批判上却是大体相同的,如对掺杂有南方方音的《洪武正韵》,都持否定态度。

  上面我介绍了在引例和注音方面学术界对《康熙字典》进行批评的情况,释义是字词典的核心,《康熙字典》的问题也是很多的。黄侃批评它是“字之本义、引申、假借,无所甄明,先后失次”(见《论康熙字典之非》),陆费逵《中华大字典序》说它“一义之释,类引连篇;重要之义,反多阙漏。”赵振锋认为他们的批评是“是非常中肯的”,并且举“坐”、“加”两字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见《古代辞书史话》)。张涤华在肯定了《康熙字典》释义的成绩之后,对所存在的问题也从“解释不科学”“古今义杂糅不分”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至于编排、辨字、异体等多方面的情况就不一一叙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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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康熙字典》应有的评价

  从上面的两种相反的评价及客观地分析《康熙字典》存在的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出,说《康熙字典》是“集大成”者,多偏重于规模的宏大和体例的完备和音义例材料的丰富,说《康熙字典》“百孔千洞”“绝不足信”者则偏重于注音、释义和引例的谬误和疏失。

  立下“应有的评价”这一子题颇有些居高临下的意味,似乎是要在对立的观点中充当一个仲裁人。在学术研讨中好下断语,自以为高是不可取的。我偏好中庸之道,因此对对立的双方都不会作出是非然否的绝对评价。梁人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慨叹知音其难,提出不偏于爱憎,“评理如衡”的批评原则,做起来是不容易的。这是我要声明的一点。

  另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事物,而不能用已经发展进步的现当代的标准去硬套,而论其短长。

  对历史事物我们需要的首先是纵向的比较。就《康熙字典》而言,它既是字典,我们就要与东汉的《说文解字》、梁代的《玉篇》、宋代的《广韵》、《集韵》、增字减注本《玉篇》和明代的《字汇》和《正字通》等进行比较,看《康熙字典》是不是吸收了这些字韵书的长处,是不是在体例的科学,内容的完备和形制的合理程度等方面,集历代众字韵书之长,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从这一层说,张元济所说的“集字书之大成”,刘叶秋所说的“在前两书(指《字汇》和《正字通》)的基础上,集其大成,又作了一些改进,”都是有道理的。

  但是周中孚说《康熙字典》“集古今小学之大成”却言过其实。

  什么是“小学”,小学包括字书之属、韵书之属和训诂之属三个方面。《康熙字典》在注音方面“做得比较差”(张涤华《论康熙字典》语),黄侃所说的“四弊”和王力所作的“订误”足可说明问题。而就义项、释义而论,《康熙字典》并未能做到充分吸收历代训诂的成就而形成集大成的成果。

  我们不能用后世才取得的成果来要求《康熙字典》,如乾嘉时期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远在《康熙字典》之上,但是我们有理由用《康熙字典》以前已经取得的成果来比照《康熙字典》。《康熙字典》有叶音一项,如“安”“又叶乌前切,音烟。”“又,叶于真切,音因”,各有举例。叶音是宋人朱熹所首创。明人陈第的《毛诗古音考》,明清之季顾炎武的《音学五书》都是反对叶音说的。朱熹因不明古音而创此说,陈第、顾炎武因考古音而批判此说,且完全正确,而《康熙字典》取非弃是,是一种倒退。从释义方面看,义项的缺漏很多,我们只要看过阮元主编的《经籍纂诂》和近年出版的《故训汇纂》(钟福邦、陈世铙、肖海波主编,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对比一下《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就会发现《康熙字典》在吸收以前的训诂成果方面还有不少的问题。

  我长期从事辞书编纂和理论研究,知道个中艰辛,对大型字典词典编纂出现的大量的问题会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情心。清人藏镛堂在《经籍纂诂序》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论其大端,实足为有功经学之书;倘不知者指其小舛支支节节而议之,是欲擿泰山之片石,问河海于断潢矣,又乌足与语学问之事哉?”这颇有封人之口,不让人批评的意味。但是他强调大端却是有益的。评价《康熙字典》也宜如此,把《康熙字典》说得一无是处是偏激的,与事实不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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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玄烨序和辞书学史家的断语

  康熙五十五年(1716),玄烨为这部由他提议,由朝廷组织编写的字典写了一篇约700字的小序。这篇序,叙述了历代字韵书的缺陷,对这部字典作了评价:“无一义之不详、一音之不备”,“善兼美备,可奉为典常而不易者”,因此“命曰字典”。

  这是皇帝的定调,不能改变的。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先于《总目》刊刻),都本着这一定调措辞。纪晓岚是一位博学多才,聪明绝顶的人,在《总目提要》中,除详述《字典》的体例、历代字韵书的局限外,对《康熙字典》的评价主要是引御制序:“御制序文谓古今形体之辨,方言声气之殊,部分班列,开卷了然。”评论语仅“信乎六书之渊海,七音之准绳也。”近乎套语。而在《简明目录》中却是另一番表述:

  《康熙字典》四十二卷。康熙五十五年,大学士张玉书等奉敕撰。凡十二集一百十九部。根据六书,蒐罗百氏。每字详其声音训诂。皆先今韵,后古韵,先正义,后旁义。又备载古文,以溯其本;兼列俗体,以订其讹。义例精密,考证赅洽。自《说文》、《玉篇》以下,历代字书,此其总汇矣。

  在《总目提要》和《简明目录》刊刻的前几年,(乾隆四十二年,即1777年)发生过一起因对《康熙字典》有“悖逆之词”并不避圣祖世宗庙讳及御名的王锡侯被满门抄斩的事件。王锡侯感觉《康熙字典》有“穿贯之难”,就自己按义分类编排撰写了六十卷的《字贯》,却酿成了一桩千古奇冤的惨剧。乾隆在这件惨剧中是极其残忍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简明目录》的作者能不知道,并诚惶诚恐地对待《康熙字典》的评价吗?我以为批他们只会说“恭维”话是没有必要的。《总目提要》和《简明目录》并没有蓄意恭维和拔高,其评价反不如我读到过的一些现代理论和史评文章。“自《说文》《玉篇》以下,历代字书,比其总汇矣”是相当得体的评价。
我案头有好些种字典史辞书史和辞书学史著,在为《中国辞书学史概略》(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写的《序》中,最后有一段话:

  史书对研究对象的判断、评价,往往会为后世学人所采用、称引。这就要求史家在对研究对象作出判断、评价或在援引某些例证时慎之又慎,稍不留心就有可能造成差错。我以为读者,本专业的学习研究者,对这一层都是应予注意的。

  说这话是有感而发。钱剑夫《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字典这个名称是清代《康熙字典》最初使用的”。邹酆《〈康熙字典〉编纂理论初探》说:“‘字典’概念萌芽于《字汇》,形成于《康熙字典》。”(见《辞书研究》1998年第2期)在钱先生之前有没有人说过,尚不得而知,但持这种说法的似还有他人。事实是唐代就有人引用过《字典》一书,只是未流传下来,是很可惜的。本无其事而作此说,立此论,这和《韩非子》所说的“郢书燕说”无异。

  《康熙字典》为后人所病诟,与玄烨序和《凡例》的一些过头的断语也是有关的。这种过头的断语,很自然成了后人批评的话题,而且很容易举出事例来作证明。
我曾留意过许多著作的序跋,有不少字典辞书和其他著作的序都要说明本书写作的缘起,对前代相关的著作做一番批评,时时会出现一些定性的断语。这些断语或关涉评价,或关涉史实。对评论对象研究不透,对史实的了解不全,必然会作出错误的或片面的判断。这种判断若被人引用,就以讹传讹,贻害无穷了。

  应当提倡那些平实的研究和评论,王力在《康熙字典间读订误》自序的末尾写道:《康熙字典》编者不止一个,他们的音韵知识水平不一样,有的注音工作做得很差,有的做得较好。例如虫部、衣部,错误最少;又如目部平入相应,做得最好。这是不可一概而论的。

  “不可一概而论”是做学术批评的一条重要原则,王力、刘叶秋、张涤华、钱剑夫、赵振铎等诸位我熟识的先生的字典、辞书论著,都是以深入的研究为基础,对《康熙字典》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我们应当取这种态度。

 

2007年3月11日
于武昌沙湖之滨

作者:汪耀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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