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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飞之女:父亲不让我们沾光

2015-06-24 16:55     来源:新京报     编辑:李典典

  5月29日,北京。在叶葳葳看来,父亲教会她坚强,也让她在逆境中活得不致落魄。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叶飞之女叶葳葳:

  父亲教我坚强 逆境不致落魄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人物

  叶葳葳的书桌上总堆着书,家里的书架上有很多关于新四军的历史。

  退休后的叶葳葳经常前往全国各地的新四军纪念馆,参加有关的纪念活动,她希望收集更多关于父亲叶飞的资料,身为新四军的后代,她觉得那是一种传承和责任。

  父亲在世时,叶葳葳陪他重走过很多以前的战场旧址,从他打了三年游击战的闽东,到新四军战斗过的大江南北,再到山东战场。

  如今父亲离开16年,她还是会去他回忆录中写到过的地方,了解她还没出生时父亲的经历,“一生戎马,始终坚定。”

  人物小传

  叶飞(1914年-1999年)

  原名叶启亨,生于菲律宾吕宋岛奎松省,祖籍福建省南安市金淘镇。1928年参加革命,在闽东地区领导革命,抗战时期的新四军名将,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交通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华侨委员会主任委员。

  叶葳葳(68岁)

  叶飞之女。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外事局原副局长。

  一枚子弹留体内一生

  拿着父亲被授予上将军衔的照片,叶葳葳往父亲的右脸颊一指,一道疤清晰可见。

  叶飞戎马一生,身上有很多伤。小时候,叶葳葳也摸过父亲腿上的枪伤,问起父亲才知道,连同脸上的那道疤,都是他参加地下党时差点丧命的经历。

  1928年,14岁的叶飞放弃了在厦门的学业,参加了地下党。

  19岁时,叶飞秘密前往福安赛岐狮子头客栈与地下党接头,被特务盯上。特务朝他打了4枪,一颗子弹从脸颊穿透,一枪打在胸口进入肺部,胳膊和腿上也分别中枪。

  摸着父亲的伤口,叶葳葳想起电影中地下党员牺牲前的豪言壮语。

  父亲听完哈哈一笑,“没那么回事,当时被击中后,最先想到的是‘这下子不行了,死得早了一点,好多事还没做’。”

  父亲还说,没断气的时候,想到的还是求生。

  特务离开后,叶飞用最后的力气爬到客栈门口,晕了过去。所幸被村民救下,装扮成新娘子送出村就医。

  命保住了,但胸部的子弹一直留在肺里。直到1999年叶飞去世,家人在他火化后的骨灰里,拣出了那枚子弹。

  晚年常叹战场牺牲者太多

  对于父亲的军人身份,叶葳葳赞同有人对他“儒将”的评价,“他好看书、下棋,打仗讲谋略,治军讲技术。”

  1934年,福州党的领导机关遭到破坏,领导游击战的叶飞和上级失去联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葳葳回忆,父亲意识到民族矛盾当前,革命形势会变。在与党组织失联的情况下,为了获得国内抗日的信息,他在闽东的小镇上打了一仗。

  “目的就是为了看报纸,了解国内的形势。”作为掩护,游击队的队员在图书室外打篮球,叶飞在里面读报。

  1938年,游击队已经成长为1300人的闽东独立师,叶飞率部北上抗日,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首先在皖南练兵。”叶飞认为,闽东部队是善于打游击战争的部队,游击习气浓厚,军事技术、战术的基础较差,“在皖南,父亲将游击队历练成为了一支正规的抗日部队。”

  叶葳葳说,在父亲的抗战生涯中,他打了很多胜仗,他指挥的车桥战役曾受军中嘉奖。晚年的父亲时常想起战场上的人,“他说牺牲的人太多了,剩下来的都是幸存者,没有什么可骄傲的,想想牺牲的人,待遇和荣誉都不重要了。”

  国家给的待遇不让子女沾光

  不在乎待遇的“儒将”叶飞,在女儿眼中也是一位工作繁忙的“严父”。

  “父亲总说,国家给我的待遇,那是工作需要和我对革命的贡献,你们不要享受。”小时候,叶葳葳和兄弟姐妹们不能坐父亲的车,星期六有电影看,父母可以坐着车去,他们只能骑着自行车跟在后面。

  在叶飞家里,还有一条他立下的铁规,“不可以利用父辈的关系。”叶葳葳说,在家里,从姐姐到弟弟,都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参加工作。

  “严父”叶飞对子女读书却很宽容,从国外的小说到中国革命史,他从不干涉他们读书的内容,“他本就是一个爱书的人,通读过二十四史,《战争论》和《孙子兵法》是他的枕边书。”

  书也让叶飞和叶葳葳父女渡过了人生中最难熬的岁月。

  1968年,叶飞受“文革”冲击,被关在北京卫戍区“监护隔离”。刚被关进监房的一个星期,叶飞心情燥郁。他让家里给他带书。叶葳葳成了父亲的“送书员”。每个月,她把家里成摞的书塞进书包,连同日用品送给父亲,“从马恩选集到列宁选集,《资本论》他在监室里看了4遍。”

  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叶葳葳成了“保爹保妈的黑帮子女”,在班里没有同学和她讲话。这倒成了她读书的好时光,她一头钻进了阅览室。她觉得,受父亲影响养成的读书习惯让她在那段最艰难的时光感到充实。

  一封信成女儿“主心骨”

  1970年曾让叶葳葳感到彷徨和软弱,“父亲在那一年撑了我一把。”

  那一年,北大的毕业生要被分配到全国各地的基层单位工作。

  叶葳葳记得清楚,系主任站在讲台上抑扬顿挫地念到她的名字,“叶葳葳,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德令哈。”

  “全班的同学刷刷地看着我,我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叶葳葳的同学后来告诉她,她像极了红灯记里的李铁梅,把围脖往后一甩,扭头离开了教室。

  其实,她心里是惊慌无措的,她跑回宿舍,趴在地图上往西一路找到西宁,再往西看,长长细细的一条公路线旁边写着德令哈,“我听都没听过这个地方。”

  她满怀委屈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我分配了,到青海。”信中,发了一通路途遥远、地方陌生的牢骚。

  不久,她在系里接到“立刻到卫戍区传达室”的电话。

  在那儿,她没见到父亲,只有一本马恩选集转到她手里,书里夹着一封父亲写的信。“你现在要毕业了,要走上工作岗位了,青海虽远,没有新疆远,地势高,没有西藏高,那个地方既然有人工作生活,那么你也行。”

  “我就感觉在你最软弱的时候,突然有人撑了你一把。”叶葳葳说,回去后,她非常坦然和冷静地收拾行李,去了青海。

  如今回忆往事,叶葳葳感慨,父亲一生戎马,在革命中历练出坚强,“这种精神让我在逆境中坚强,活得不致落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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