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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民伟:为孙中山拍纪录片的银坛苦斗人

2011-08-12 10:10     来源:北京青年报     编辑:徐维彬

  ■我父亲病危时,嘱托我妈妈一定要把保存下来的《勋业千秋》和《淞沪抗战纪实》送去北京:“这两部片是我为国家拍的,要交给国家。”

  《勋业千秋》颠沛辗转的保存也是一个故事。

  香港被日寇占领后,为了保存《勋业千秋》这部影片,黎民伟偷偷托人把底片交货轮从香港运往湛江,不幸的是,这艘货轮半路上被日本飞机炸沉了,这个对我父亲打击非常大,底片毁了,《勋业千秋》就只有拷贝存世了。

  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队轰炸香港启德机场,结果炸弹炸到了旁边的启明片厂——就在机场附近,离得很近。火烧过来,引起片仓大火。我父亲那时在启明制片厂当厂长,片仓存有他制作的所有影片,可惜当时只能抢救出《勋业千秋》和《淞沪抗战纪实》等几部影片,其他替革命政府拍摄的纪实影片共11部,以及许多“民新”“联华”时期的珍贵影片,如《胭脂》《玉洁冰清》《木兰从军》《蔡公时》等等,全部焚毁了。真是很可惜的,最可惜的就是曾融入我父亲极大心血的《木兰从军》也就此全被毁掉了。

  片厂被毁,日伪要求黎民伟出来主持香港的电影工作,他不干,我们全家十几口人被迫逃亡。当时家中就剩三个《勋业千秋》拷贝,我记得很清楚,为了保存拷贝,逃难走以前,特别在家中后院挖了个坑。那时我们家周围都是农地,就在后院挖坑埋了一个大水缸,把一个电影拷贝用一些油纸包起来,放在大水缸中,埋藏在地下。后来我们逃难从香港跑到湛江,再到桂林,后来又到广西柳州一带的村落里。

  另外两个拷贝我父亲随身带着走,到桂林后托罗明佑把其中一个运到了重庆,交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另一个随身带着逃到广西昭平一带的村落里。这个送去重庆的拷贝,后来被运往台湾,在1961年台中市片仓大火中不幸烧毁了。

  1953年年底我父亲病危时,嘱托我妈妈一定要把保存下来的《勋业千秋》和《淞沪抗战纪实》送去北京,他特别嘱咐说:“这两部片是我为国家拍的,要交给国家。”虽然他晚年重病,失业多年欠了很多债,家庭经济十分拮据,他还是告诉我妈妈:你送那个片子去,不要收钱,我是捐给国家的。我母亲林楚楚在1954年4月把这两部片子送往北京,捐赠给中央电影局。

  抗战胜利后回到香港,我父亲把水缸里那个拷贝挖出来了,后来我妈妈就一直在家里保存着。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电影史研究者余慕云来访问我母亲的时候,谈起这部片子,他说拷贝就这么摆着保存很危险,拿出来看看怎么样吧,当时拿出来一看,发现已经受潮,有些部分都粘黏起来了,因为家里没有冷库什么的保存条件。

  当时我妈妈马上找到原来联华的摄影师罗敬浩帮忙挽救,他曾经拍过十九路军抗日战史的,后来在香港做了电影洗印厂的厂长。他就抱着那个片子,把粘在一起的胶片用手轻轻撕开,一点儿一点儿拉出来,把能抢救出来的就抢救出来,拉出来看可以用的就一段段剪接出来,可是有些部分就坏了,粘在一起根本拉不动了。过去的影片是硝酸片基,受潮后片孔变形,挂不上印片机,就得用手托着影片,一格一格地印出翻底片,再翻印成正片,并且把两格印成三格,为什么?过去拍的时候拍的是无声片,一秒钟16格,但后来的影片放映是一秒钟24格,用这个速度放无声片动作就很卡通,所以把两格印成三格,它的速度就正常化了。就这样,抢救出了16分钟的影片。这段抢救得来的16分钟影片,未经放映磨损,影像素质较好,但不完整,非常可惜。

  1985年我托挚友李雨农和于蓝女士帮忙,在北京查找《勋业千秋》的下落,最后终于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片仓找到。我们缴付了优惠成本费人民币5040元,北京新影厂复制了当年捐赠的那个拷贝,那个拷贝的影片存4本3060英尺,可以放映34分钟。

  1995年和2002年,我们先后将34分钟(从“新影”购回)和16分钟(黎家残存)两个拷贝,捐赠给了“香港电影资料馆”。资料馆需要把34分钟版本再翻底保存再翻正,每次影调都损失,中间层次就很少。他们很认真地把两个版本对着,一格一格地对,16分钟版本影像质量好,就替换到长版本的画面上,还改正了原有影片中部分声画不同步的情况。现在“香港电影资料馆”这个版本,由于是由两个拷贝合并而成,画面的质量和影调很不统一,但是,新影厂的版本还是影调统一的。

  ■我父亲是第一个参加电影工作的革命党人,他不愿做官,终生坚持“电影救国”的理想

  我父亲真是把产业都典当了来做电影事业的,其实他晚年经济很困难,可他都没有跟我们提出来说你们可以挣钱帮帮家里,那时候我们几个离开香港回内地他也没有任何阻拦。我们回内地后,工资很低,不可能顾家啊。我们那时也没有这个观念,尤其刚刚解放,都一心想着参加革命,陆续都跑回来了,没想到这些。我哥黎铿一解放就回到北京,加入“北京电影制片厂”,我姐姐黎萱回来投考表演艺术研究所,还有我也回来了。到他去世前,1953年我的小妹妹黎萍想到北京考舞蹈学院,临走的时候他都哭,但还是让她走。那时他的病情很严重了,但还是不阻拦孩子们。当时大姐黎兰已与沈昌焕(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等职务)结婚,于1949年移居台湾。

  我是在广州念的大学,后来参加抗美援朝,再后来到北影厂做摄影工作。1979年我妈妈病重,我才回香港去。回去以后,我弟弟拿给我一大箱子资料——他们也从来没整理过,就是那么一大箱,有照片,也有我父亲的日记。我就慢慢翻,发现这些东西很珍贵,很有教育意义,不仅是他一生经历,也是一部早期电影发展史。我就想整理出来,留给我们的子女,让家族后人知道黎民伟做了些什么事情。

  我父亲有写日记的习惯,而且他不仅有每年的小日记,还把重要的事项誊抄到一个厚本子上,我管它叫“大日记”。每一页都工工整整,就像我父亲一生为人处世的态度。在大日记开头几页,除了写他自己的履历、家中各人的生日等等,还特别标记“民伟一生应注意”的事项,共有三点:

  一、以投机而兴亦因此而败,大虑。因财以促其寿命;

  二、施恩莫望报五字,自是解除一切烦累;

  三、切忌登政治舞台及走军界。

  我父亲这三句话是特别重要的,这是他给自己制定的行为准则,他的一生也真是忠实践行的。只有他是不愿意去做官的,虽然他很早就参加同盟会。到民国成立后,许多革命党人做了官,黎民伟却不做官,他在日记中讲道:“目睹昔日的革命同志多在仕途上,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我认为此皆教育不普及与道德观念薄弱所致,乃决心从事戏剧工作,希望多获取经验和常识,作为今后进行电影事业的基石。”这就是我父亲开创电影事业的动机,他是第一个参加电影工作的革命党人。

  孙中山先生秘书、前中山大学校长邹海滨著《黎君民伟小传》也曾这样写:“清末,激于革命思潮,加入同盟会,同志多注意政治军事工作,君独毅然以社会工作自任;组织清平乐剧社,自任演员,所演戏剧,多鼓吹革命,冀以唤醒社会;继以舞台剧感人之力,不如影戏宏远,乃转而研究影戏。嗣辛亥革命,君捐资运械,不遗余力。民国成立,凡挂名同盟会者,莫不自诩伟人;甚者竟冒党员,以争权势,君独蔑如!退而继攻其影戏术,同侪皆显达,而君曾不因之变其初志。粤中屡次革命,君出资出力,仍如故。”

  他终生坚持“电影救国”的理想。 1934年他给电影厂的职工元旦贺年卡写着:“我发觉自己太渺小,难负起电影文化运动的使命;但,我自己承认是电影的忠仆,不惜为它作任何牺牲。我将不避一切艰难困苦,与同志肩负这重任。” 1936年全国抗日热潮高涨,“国防电影运动”兴起,他在这年的元旦贺卡上这样写着: “国防武力之前卫是‘空军’;国防文化之主力为‘电影’。际此非常时期,言国防者,幸勿忽视电影。”

  整理这些资料的过程,我对我父亲的理解比原来一起生活时更深刻的多。其实,我父亲原本家境富裕,却愿意赔钱拍电影,更曾因不肯行贿使黑钱,迟迟拿不到建影棚的执照。尽管历尽辛苦,他还是不“投机”,老老实实做事,影院股票、戏院房产均遭人骗去,蒙受极大损失。尽心投入数十年,他自谦是“中国电影摇篮时代之保姆”、一名无所成的“失败者”,他曾列表写下“历年失败之回顾”,每一次都累积高昂损失,甚至被迫变卖私人房产负担职工生活。若以营利而论,确实赔多赚少,真是为了他的电影理想散尽家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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