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二年级的一天中午,天气晴朗,我已穿上了妈妈缝制的短袖衫。还没走到家门口,就看见一大群人围拢在我家门口,好像看大戏一样。
我非常好奇,瞅个缝隙挤了进去。没想到院里也是人头攒动。大家在斑驳的泡桐树影下七嘴八舌,跟赶集似的,嗡嗡直响,我也没听清,只好一个劲儿地往前挤,心里还埋怨他们:到我们家了,居然都没人让一让!
“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于挤到人堆的尽头了,只见“云起时”的地方——堂屋的太师椅上坐着一个瘦嘎嘎儿的、戴茶色眼镜、满脸皱纹、梳着偏分头的老男人。还没等我数清他嘴巴里的金牙呢,爸爸就一把把我拽过去,满面笑容地对那老男人说:“他哥,这是你最小的侄儿(当时我弟还没出生)。”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爸爸就把我往前一推:“这是你台湾来的二大爷,快叫呀!”
我当时比较胆怯,尤其怕见生人。突然间要对一个陌生得好像一块冰的人叫什么“二大爷”,当时就懵圈了,就一个劲儿地往后退。老男人见状哈哈一笑,我一下子看清了他镶的金牙,一共三颗,上一下二。
爸爸很不高兴,朝我屁股上轻拍了两巴掌,训斥道:“门里猴,快叫二大爷啊!”虽然力度不大,但一下子把我打得眼泪汪汪的。老男人一看,赶紧示意旁边坐着的一位戴着白色珠子(后来听大人说,那是珍珠)项链的中年女人。她笑吟吟地起身,拉过我写满汉语拼音字母(上午考试,不得已而作弊)的手,放了一大把五颜六色的糖果。我一下子高兴了,也忘了道谢,二话没说,蹲下就捡跌落的几枚“漏网之鱼”。
大家哄堂大笑,爸爸也尴尬地挠挠头,笑了。中年女人又捧了一大捧糖果,走出门外,散给围观的众乡亲。她走过我身旁,浓烈的香水味儿扑鼻而来,我不由得接连打了几个喷嚏……
后来听大人说,这个二大爷就是我三大爷的哥。当时他们俩都是老蒋的兵,只不过没在一个部队。渡江战役后,三大爷被俘了,后来又转战至朝鲜战场。在一次弹药殉爆中,被手榴弹片击伤腰腿,就复员回乡了。
二大爷却是截然不同的命运:他一直随着败军跑,跑啊跑,上了轮船,最终跑到了台湾岛。形势和缓后,他也解甲归田了。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解甲是事实,归田在台湾却是个“丰满的梦”。万般无奈中,他和几个河南老乡战友凑钱开了个杂货铺,糊口度日。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就那么苦撑着,二大爷一边用心经营小卖铺,一边打探大陆的消息——他虽然没有成家立业,但老家还有双亲和兄弟们在,实在无法“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啊!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二大爷翘首以待,回报他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绝望的消息。终于,他决定不再等了,就跟当地一户人家的女儿成了亲——就是那位佩戴珍珠项链的女子,我的二大大。
1984年被称为中国企业元年。大陆很多人在那时告别了自己原来的身份,开始从事多年来没人敢干的事情——办企业。这股风潮一直吹啊吹,吹到一水之隔的台湾岛。二大爷他们觉得,风向已变,可以回来看看了。三年之后我放学的那天,他们终于回来了。
遗憾的是,双亲和大哥都已不在了。迎接他们的,唯有两个兄弟——我那走路一瘸一拐的三大爷和吃上“商品粮”的四大爷。他们一起上了坟,痛哭一场,然后开始走家串户——在他们看来,回来一趟不容易,下次何时回来都说不准呢!
二大爷二大大逗留了一周左右,终于回去了。他们没有慷慨解囊,没有架桥铺路,没有捐资助学,自然也没有给左邻右舍留下期盼的“土豪”形象。但是,他们还算地道的乡音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回想起来,我不由得想起那句古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乡音在,情就在。即便乡音不在了,只要那颗坚信“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的心在,那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基就在。(作者:蔡运磊)
[责任编辑: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