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国务委员戴秉国：退休第一天就把安眠药扔了

　　资料图片/受访者供图

　　75岁的戴秉国精神头儿十足，头发整齐地梳向后方，浅蓝色衬衣搭配淡紫色领带，外面是一身笔挺的深色条纹西装。

　　4月6日，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他坐在一张宽大的黄色沙发上，只系了西服的第一颗扣子，双脚微微八字打开，多数时间保持轻松的微笑。聊到兴起，他又会开个玩笑，逗得人哈哈大笑。

　　谈起退休后的生活，戴秉国显得很淡然，“退休了，就应该尽可能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直至最终被完全遗忘。”

　　近日，《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由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在京出版。书中戴秉国回顾了2003年-2013年他主持中美、中俄、中印、中日、中法战略对话或磋商，以及他就朝核、台湾等问题出任中国政府特使的特殊外交经历。

　　“朱总理碰到我还问你那本书怎么样了”

　　新京报：你在后记中提到，这本书的写作开始于退休后。写这本书花了多长时间？期间是否遇到一些困难？

　　戴秉国：写了三年左右。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写。开始我是做一些口述，有几个同志帮我整理，然后再去找一些同志补充修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纲要，又经历了反反复复的修改。

　　前年，朱总理(朱镕基)碰到我还问，你那本书怎么样了？外交部的领导和许多同志都支持和参与了这个工作，因为要把那么多战略对话梳理清楚还是要费点功夫的，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

　　另外，实际上写这本书不是三年前才开始，好多东西是过去就思考过。比如，苏联的解体和教训等内容，过去都反复想过。

　　新京报：写书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戴秉国：有一张照片书里没用，是我跟姚明在美国的合影。那张照片太幽默了，他是个巨人，拉着我这个小个子。拿到照片以后，我觉得这张照片可以参展去，说不定能得奖。(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