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与人物

沈葆桢

时间:2007-08-10 13:03   来源:中国台湾网

 

  沈葆桢(1820-1879),字幼丹,又字翰宇,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清代抵抗侵略的著名封疆大吏林则徐之婿。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升监察御史。咸丰五年(1855),沈葆桢出任江西九江知府,第二年,又署广信知府(今上饶市)。太平天国起义时因保全了广信,不仅名闻天下,而且摺升为广饶九南道道台。后由于性格耿直得罪上司,于是去职回家养亲。咸丰十年(1860),重又被起用,授吉赣南道道台,沈以父母年老而婉辞。于是被留在原籍办团练,曾国藩很是赏识。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请他赴安庆大营,委以重用。不久,推荐他出任江西巡抚,倚用湘军将领王德标、席宝田等镇压太平军,1864年捕杀太平天国幼天王、洪仁轩等。1867年接替左宗棠任福建船政大臣,主办福州船政局。当时,正是举办洋务时期,左宗棠在福建福州马尾创办造船厂,尚未来得及开工,就被调往陕甘任陕甘总督。临行前左宗棠上疏说:非沈葆桢不能任其职。所以沈葆桢一上任即建船坞及机器厂,并附设艺童学堂。造成船舰20艘,分布各海口。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以琉球船民漂流到台湾,被高山族人民误杀为借口,发动侵台战争。清廷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赴台办理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筹划海防事宜,办理日本撤兵交涉。由此,沈葆桢开始了他在台湾的近代化倡导之路。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纷纷从四面八方向中国边疆侵逼,造成中国边疆的普遍危机。尤其对于台湾,先后就有美、日、法的先后入侵,造成台澎地区和东南沿海的严重危机,成为 当时边疆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以日本最为凶狠。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表现出对外关系上的极大侵略性。它首先把目光投向邻近的中国,对台湾怀有觊觎之心。

  1871年12月,有琉球贡船两艘遇风漂至台湾,其中54人被高士佛、牡丹两社居民杀害,另12人逃脱得救,被中国政府由福州转送回国。那时日本政府为了缓和日益尖锐的国内矛盾和由“征韩论”所引起的政治危机,正在酝酿对外发动战争,决计抓住这一事件作为出兵的借口。1874年4月4日,日本正式设立侵台机构―台湾都督府,并组成征台军。5月10日,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3600多人在台湾琅峤登陆,其攻击目标主要是牡丹、高士佛两社。5月18日,日军开始与当地居民交锋,22日攻占石门,牡丹社酋长阿禄父子等阵亡。6月初,日军1300余人分三路进攻并占领牡丹社,13日进占龟仔角社,7月中,日军已完成对各社的征讨、诱降,并以龟山为基地建立都督府,修筑医院、营房、道路,并向后山南北各处番社分发日本国旗,准备久踞。

  清政府起初对日本的一系列侵台活动毫无所知,直到4月19日通过英使威妥玛才始知此事。5月11日,清照会日方诘责,并于14日下令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领轮船兵弁驰往台湾,并授予他处理日本侵台事件的军事外交大权。6月中,沈葆桢到台后,一面向日本军事当局交涉撤军,一面积极着手布置全岛防务。他在府城与澎湖增建炮台,安放西洋巨炮;在安平厦门间装置海底电线;增调淮军精锐武毅铭字军13营6500人入台,部置于凤山;陆上防务北路由台湾镇总兵负责,南路由台湾兵备道负责,海上防务,以扬武、飞云、安澜、清远、镇威、伏波六舰常驻澎湖,福星一号驻台北,万年一号驻厦门,济安一号驻福州;同时大力开通部落地区的道路,并派员招抚各处“番社”。清政府也相继运来洋炮20尊,洋火药4万磅,火药3万磅,士气民心为之大振。这些措施渐次推展开来,形成相当的声势,使日军不能不有所顾忌。这时候,台南南部恶性疟疾流行,侵台日军因气候炎热,水土不服,疾疫流行,每日死者四五名至数十名,土气极其低落。在进退维谷、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日本不得不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日方全权代表大久保利通偕顾问李仙得于是年9月到达北京,在前后七次谈判中,日方仍坚执日本进兵的是“无主野蛮”之地,对此清政府予以严厉驳斥。大久保利通认识到,只有在清政府所坚持的“番地属中国版图”的前提下,才能和平解决日本侵台问题。当时清政府的内政外交也存在很多困难,于是在英、美、法三国出面调停下,清政府决计让步,于10月30日签订了《中日台湾事件专约》(《北京专约》)三条,除以“抚恤”及付给修道建屋费用为名偿银50万两外,约中有“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之语,日本出兵乃为“保民义举”,实际上等于承认琉球为日本的属国。日军随后于12月1日撤出台湾。

  日本入侵台湾是对中国在台湾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次挑战,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次严重的边疆危机。日本侵台之役给清政府最大的教训是,使它认识到自己的海防空虚,必须急起补救。1875年4月,清廷发布上谕,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从此走上轨道。促使清政府检讨其治台政策的利弊得失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认识到危险主要来自于外部而并不是内部。过去清政府认为,“台湾之患率由内生,鲜由外至”,因此主张加强弹压巡防,便可日久相安。随着外国的侵略,官员们开始重视台湾,把它称为“七省门户”、“南北洋关键”、“中国第一门户”。沈葆桢、丁日昌一再奏请对日本侵台应加严密设防,总理衙门也指出“经营台湾实关系海防大局”,这是对台湾地位的一种新认识。在这方面感受最深、变革最力的是沈葆桢。

  在日本侵台刚结束,沈葆桢就上了一个奏折,在奏折中他说;“此次之善后与往时不同,台地之所谓善后,即台地之所谓创始也。”从这时起,他相继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治台政策和改革措施。他的第一项改革建议,就是请“仿江苏巡抚分驻苏驻之例,移福建巡抚驻台”。他说:“台地向称饶沃,久为他族所垂涎。今虽外患渐平,旁人仍眈眈相视,未雨绸缪之计正在斯时。而山前山后,其当变革者,其当创建者,非十数年不能成功;而化番为民,尤非渐渍优柔不能浑然无间。与其苟且仓皇,徒滋流弊,不如先得一主持大局者,事事得以纲举目张,为我国家亿万年之计。况年来洋务日密,偏重在于东南,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欲固地险,在得民心;欲得民心,先修吏治营政;而整顿吏治营政之权操于督抚,(闽浙)总督兼辖浙江,移驻不如(福建)巡抚之便。……为台民计,为闽省计,为沿海等防计,有不得不出于此者。”清政府采纳了沈葆桢的建议,从1875年11月起定为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福州,以为兼顾之计,这一制度的设立对台湾有极重要的意义。

  1875年1月,沈葆桢上奏折又提出三项改革:第一,废除严禁内地人民渡台的旧例;第二,废除严禁台民私入“番界”的旧例;第三,废除严格限制“铸户”、严禁私开私贩铁斤及严禁竹竿出口的旧例。这些改革的实质含义是:使大陆人民得以向台岛自由迁徙;打破台岛西部滨海平原所谓“山前”与东部“山后”间的人为壁垒,使汉族居民与土著居民间得到往来交流的自由;打破台岛内经济生活中的若干桎梏,使人民的物质生产与物资流通得到自由,变防民为便民。

  沈葆桢提出的这些改革,主要是为了推动台湾土地的开发、特别是后山的耕垦。而鼓励后山的垦殖,又与所谓“抚番”即加强对原住民的治理密切相关。“抚番”与所谓“开山”、“开路’相辅而行,这也是着眼于安抚内部,加强海防,因而决非权宜之计,而是治台的经久之谋。自1875年开始,这项工作即大规模开展,调兵十九营分三路开山。南路:一由凤山的赤山越山至卑南(台东),一由社寮循海岸东行到卑南;中路:由彰化的林圯埔越山至璞石阁(玉里);北路:自苏澳沿海岸至奇菜(花莲),均于一年内完成。“开山抚番”使东西海岸联成一片,有利于巩固海防,同时对促进东部的开发和汉族与原住民的交往都有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沈葆桢对台湾行政体制也提出并实行了一些改革,主要有:在艋舟甲创建台北府;增设恒春、淡水两县;改原淡水厅为新竹县,原噶玛兰厅为宜兰县。至于加强海防的具体措施,如建设新式炮台、购买洋炮及军火机械,购买铁甲舰,练水雷军等等,在沈葆桢的主持下,都在一一加紧进行。上述改革措施的实行都得到了清政府的允准,因而加强和改进了清政府对台湾的治理,促进了台湾的进一步开发。
 
  可以说,台湾的近代化过程就是从沈葆桢治台开始的。他奏准建闽台水陆电线;用西法在安平、旗后等处建设新式炮台;购买洋炮及军火机械,并建军装局、火药局;调闽厂现造扬武、飞云等一批兵轮供台防之用,并大力倡购铁甲船,从此迈出军事近代化的步伐。1875年,沈葆桢被奏准使用机器开采基隆煤矿,翌年开始动工凿井,建立起第一个近代民用工业。同时,实行开山、抚垦,在香港、厦门、汕头等处设招垦局,招工来台开垦荒地,以促进内山的开发。所有这一切说明,沈葆桢不愧为台湾近代化之路的首倡者。

  光绪元年(1875),沈葆桢撤军内渡,同年奉旨进京,升任江西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督办南洋海防,扩充南洋水师,并参与经营轮船招商局,派船政学堂学生赴英法留学。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病逝。清政府给他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并准在江西及各立功省分建专祠祭奠,谥文肃公。

 

编辑:杨笑

相关新闻

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