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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选择了承包制

时间:2013-05-24 14:24   来源:中国台湾网

  又选择了承包制

  马国川:企业改革就转向了承包制。

  厉以宁:承包制是作为股份制的替代方案提出来的,股份制原来也有试验,但是股份制已经被批为“自由化”,就开始实验承包制。

  马国川:为什么又选择了承包制呢?

  厉以宁:虽然大家看到了承包制有问题,但是又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克服的。如,认为企业“苦乐不均”的问题可以通过基数的平均化来克服,用延长承包期的办法抑制短期行为,等等。于是,在1987年掀起了企业承包的第二次高潮。到1987年底,大中型企业有80%实行了承包制。

  马国川:这时候出现了另一个改革典型马胜利,被称为“中国企业承包第一人”。他先后获得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企业家等400多个荣誉称号,奖状、证书填满7个箱子。1987年,马胜利跨越全国20个省市承包100家造纸厂,组建“中国马胜利纸业集团”。1988年,由于扩张速度过快,纸业集团效益出现大面积滑坡,马胜利最终被免职。

  厉以宁:周冠五也是改革风云人物,他以“承包制”和大规模的并购而成为中国企业改革的先锋。周冠五严格管理,激发工人积极性,改革似乎一夜成功。改革后的前三年,首钢利润净额年均增长45%,上缴国家利润年均增长34%,到1989年,首钢实现利润年均增长依然保持135%,是当时全球钢铁公司年均利润增长率的24倍。首钢的业绩,足以让全国产生幻觉,以为国企的痼疾在于内部管理无序和自主权不足,只要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它们是完全可以在产权不变革的前提下完成改造。

  马国川:但是到1995年,首钢因过度扩张而陷入困境,领导班子也出现了问题,周冠五被免职。从步鑫生到马胜利,再到周冠五,这些改革人物从辉煌走向黯淡,是偶然的吗?

  厉以宁:当然不是偶然的。在各种看似不同的个人因素背后,国有企业选择的改革路径是他们最终失败的根本。承包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具有本质性缺陷,即它在把部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交给承包者以后,企业产权的界定不是清晰了,而是更模糊了,发包者与承包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双方侵权的行为更容易发生。承包制没有也不可能使企业获得充分的自主经营权,也不可能实现政企分开和企业间的平等竞争。它不但没有改革现行体制,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现行体制,加大了改革的难度。

  马国川:在多年的国企改革中,因为试图绕开产权这个核心命题,无数企业家沉沙折戟。

  厉以宁:想绕过去,但是绕不过去的。当时全国对企业改革有几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是以杨培新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承包制是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第二种,是主张企业应该向股份制发展,从承包制走向股份制;第三种,主张实行租赁制;第四种,主张实行资产经营。我是第二种观点的代表。

  马国川:杨培新有一个绰号就是“杨承包”,他认为承包制是企业改革的唯一出路,承包制是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他公开喊:承包制万岁!直到1991年,他还说:承包制是企业发达必由之路。

  厉以宁:承包制不解决问题,它不动产权,怎么解决问题?事实一再说明,解决不了问题。承包制改革对激活国有企业仍然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而且,与如日初升朝气蓬勃的民营经济相比刚好形成反差,国有企业每况愈下。到1990年,不仅没把企业利润包上去,反而在全面承包下,把盈亏成了“三三制”,以前国企80%盈利,亏损只有20%,但承包制后,变成了1/3盈利,1/3亏损,1/3虚盈实亏,即2/3没利润可包了。承包制不解决问题,股份制不让搞,就回到价格改革。

  马国川:1988年5月,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要不怕风险,用5年左右时间解决物价、工资问题。

  厉以宁:当时中央已经决心进行价格改革。6月1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中南海接见了5个经济学家,有我、吴敬琏、王珏、张卓元、吴树青。我预见到可能要发生通货膨胀的后果,在会上提出防止人们提取存款的五项措施:提高利率、发行国营企业股票、卖掉小企业、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发行黄金保值储蓄券。此外,还可以把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改造为股份银行,有计划放开小城镇户口。

  马国川:这些措施大部分没有得到采纳。

  厉以宁:没有。1988年就放价格,还没放就乱了,抢购了,所以暂停了,就开始治理整顿。1989年又提,准备又讨论,赞成股份制的人就多了,谁想到又碰到了一个政治风波,又停了。

编辑:刘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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