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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这里,人民在统治”

时间:2013-05-28 10:13   来源: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

  第五章 “这里,人民在统治”

  我开始在众议院任职之后,收到过一份关于国会的博士论文,主题是从当选国会代表可以了解居住在其选区内的人民。那时候,我的选区拥有美国最高的教育水准和最高的年收入。从这一点有人可能就会臆测,论文的内容一定会写我在全国最大的选区之一被这些前途无量又富有的人群选中的事。但是事实上,论文称我是一个打破常规的人。论文谈到“拉姆斯菲尔德的出人头地在于他在选区内完全没有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

  一天夜里,当我读到这段时,我将已经熟睡的乔伊斯轻轻推醒。

  “听听这个。”我说,给她读起这些评论的语句。

  “唐,快睡吧,”乔伊斯回答说,“这句话很难反驳。”

  尽管20世纪60年代给人的印象是吸毒、放纵和嬉皮反传统文化(“如果你能记住60年代发生的所有所有事情,”一个幽默的人开玩笑说,“你就没有真正属于这个时代。”),但那个10年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那是一个能力与机会的时代,一位兼具这两个特点的、充满活力的领导人就是在那个时代当政的。尽管是一名共和党人,但是面对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刺激和魅力,我很难不为之动容。外表俊朗的年轻总统(当选时43岁)恳求美国人“让美国再次运转起来”,整个美国都响应起来。

  宇航员约翰格伦成为进入地球轨道的第一人。自由骑士 开始在南方大胆地乘公共汽车。朱迪加兰在卡尼基礼堂举行音乐会并载誉而归。幽默讽刺小说《第22条军规》出版。美国妇女有了发言权,女权运动进入高潮。大家都渐渐地认为,在这位年轻有为的总统领导下,美国人无所不能。

  我已经准备好为华盛顿服务了。早些时候,我游历了国会大厦这个代表美国传统、具有纪念意义的精美建筑。我走在铺满大理石的地板上,抬头看着圆形大厅的穹顶,研究着上面大幅的雕像,联邦每个州各有两座。每天我都在庆幸自己能够成为国会的一员,在30岁这个年纪,就能成为数百万人民与联邦政府之间联系的纽带,确实是一种殊荣。

  我发现,与我共事的434名众议员每个人都很有意思。我很快意识到,了解他们,就能学着了解我们的国家。他们在精力、诚实及智慧上有很大差异,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确实代表着各自国会选区的人民,聚于此也都是出于这个共同的原因。他们中有些人还保留着一些早年间遗留下的习惯,众议院会议厅的地板上专门为咀嚼烟草的人准备有痰盂,而且每个人发一个。这里极为看重资历和经验。确实,国会很多老家伙认为新当选议员应该在自己的位子上默默值守,等过个一二十年羽翼丰满些再说吧 ,但我不想这么做。

  由于我已经决定帮助杰拉尔德福特在竞选领导人中打败一个老家伙,从而站到了共和党在众议院排名第二的另一位领导成员—众议员莱斯阿伦兹的对立面。阿伦兹是最年长的老家伙之一,自1935年起就在国会任职了。更糟的是,阿伦兹还是共和党伊利诺伊州议员团主席。他握有很多特权,其中之一便是他在委员会中掌握着我们州选出的所有议员的工作分派大权。我本来希望能够在外交部、军事委员会、拨款委员会或筹款委员会谋个席位。但是帮助唐拉姆斯菲尔德—一个共和党的叛逆者来威胁他自己,这可是阿伦兹最不可能做的事。他信奉的哲学是:“不要失去理智,而要伺机报复。”

  于是,我被分派到了一个公认为最不重要的委员会:众议院科学和宇航委员会,也就是太空委员会。我对分派十分失望,但对于支持福特登上领导岗位这件事却无怨无悔。由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太空竞赛不断升温,委员会的工作比我想象中有意思得多。

  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史波尼克卫星,美国民众惊讶地发现自己原本认为占绝对优势的领域,现在却不得不去追赶俄国人。肯尼迪总统已经提议大幅增加美国在空间计划上的投资,还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美国“努力实现一个伟大目标,即在十年之内,将人类送上月球,同时还要确保他安全返回地球”。这个大胆承诺在全国引起浮想,在一个无所不能的年代,美国人觉得,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到月亮上去呢?

  作为载人航天飞行小组委员会的成员,我与参加肯尼迪总统宏伟计划的人们共处过一段时间,其中便包括尼尔阿姆斯特朗,数年以后,他成为迈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一步”的登月第一人。我敬佩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勇气。

  我知道让一个美国人在月球表面行走有多大吸引力,我也知道政府一再强调美国宇航局的使命是和平的、民间的,其目的是想平息左派议员们指责太空将是冷战新前线的批评之声。但是我对登陆月球的想法却有不同意见。这是对有限资源的最好利用吗?苏联不必对我们表现出来的和平意图有任何担忧。确实,他们宣布自己无意派人登上月球,而是希望将精力集中于不那么引人注目却更实际的工作上,比如载人轨道对接飞行任务和卫星技术。由于把对太空的军事利用放在了次要位置,我真担心美国会让苏联在侦察、情报和通讯上抢占了先机,在这一过程中,苏联还可能加强其摧毁或抗衡其他国家的能力。

  还有一个人也有此担心。沃纳冯布劳恩博士是美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20年前我还没遇到他时,他曾是德国火箭总工程师。希特勒兵败斯大林格勒后,凭借冯布劳恩设计的V-2火箭重整旗鼓,V-2火箭也因此被称为希特勒的“神奇武器”,夺走了数以千计的人的生命。谢天谢地,冯布劳恩的成就来得还是太晚了,未能扭转战局。战后,很多德国科学家叛逃到苏联或被苏联俘虏,而冯布劳恩却率领数百名德国顶尖科学家向美国部队投降,当然这一行为也引起了愤怒。“他的行为简直就是卖国,”一位批评家说,“他击毁了半个伦敦以及很多其他城市,现在带着德国的秘密爬向美国竟然成了英雄。”

  冯布劳恩开始为美国军方工作,于1960年成为位于亚拉巴马州汉茨威尔的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的首任主任,我曾作为太空委员会成员访问过那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年前,德国和美国还深陷于恐怖的世界战争,现如今,冯布劳恩和他的团队却与美国合作共同探索太空 。有魅力、充满自信的冯布劳恩与我们一样确信苏联会给世界造成威胁,因而他投身于我们的太空计划。通过他的工作,美国研制出土星五号运载火箭,它被称为“人类有史以来制造的最强大的机器”,推动我们的宇航员向太空迈进。

  我从来没有背离过写在1962年首张竞选卡上的那些信条。我反对联邦政府的扩张,支持减税。我不相信两个政党能够垄断智慧(或者任何一个特别问题),现在仍然不信。举例来说,我支持组建和平队 、支持一些环境保护立法。我对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 使用传讯权持保留意见。

  我发现自己和很多持不同政见的人成为了朋友,如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人约翰丁格尔,还有20世纪50年代末在国会首次认识的政治活动家阿尔洛温斯坦。从埃莉诺罗斯福到诺曼托玛斯,再到鲍比肯尼迪(即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洛温斯坦认识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他是最早批评美国介入越南的人,参加过抗议游行,充满热情地领导民权运动。但与一些极左人士不同的是,阿尔坚定地与那些意识形态向苏联靠拢的激进组织划清界限。

  我们真是一对奇怪的组合,我留着平头,穿着保守的套装,打着领带,洛温斯坦是一头乱蓬蓬的头发,衬衣下摆散开。我们这样两个人竟然成了朋友。我发现他幽默、热情,而且风趣。我们都在华盛顿时会聚在一起,不过不经常,因为阿尔常常需要奔走在全球各地。他有给我们寄明信片的习惯,但他的字迹龙飞凤舞,很难辨认。1967年我们第三个孩子尼克出生前,阿尔还在我们家帮乔伊斯计算宫缩时间。

  他第一次竞选国会席位时需要对抗的是民主党当权派推荐的候选人,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在给我的信中他开玩笑地谈到他如果获胜的后果。“我打算加入你的行列,不是在空间委员会,就是随他们的便,看他们会把在初选中击败曼哈顿议员的人发配到何处。”他这样写道。

  “祝你好运!”我回复道,“如果你希望我加入并与你竞争,我很乐意效劳。”为了回报他在我首次国会初选时做出的捐赠,我寄给他50美元的捐款,仅用于民主党初选。我毫不怀疑,他如果能够在国会赢得一席之地,一定能够给国会带来生气,他在1968年终于做到了。

  遗憾的是,自那之后不久,我们的关系变味了。1970年,洛温斯坦在连任竞选中的对手是一位难缠的共和党人。在竞选中他需要利用我们的友谊来展示他并非像他的对手所指责的那样激进。在对他的多项指控中有一条是不公平地指责他卷入黑豹党 和支持越南敌人的路线。

  我一心希望帮助朋友,于是接受了一次采访,在采访中我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我并不支持洛温斯坦的观点,但是扣在他身上的一些指摘与我对他的了解是不符的。“一个人对国家事务,包括对战争提出质疑,就是在暗中破坏对执行政策的军人的支持,这个理论我不认同,”我对记者说,“我从来不知道他主张僭越行事,当然也从未听说过他主张使用暴力。”

  如果我仍然是国会议员,事情就简单了。但那时,我是尼克松政府的一名高级助手,《长岛新闻》也是如此报道的。采访引起的麻烦远超过我的预期,阿尔的共和党对手暴跳如雷并联系白宫,要求我撤回声明。

  我很忙,于是请我的助手迪克切尼来处理此事。切尼更关注的是必须选举共和党人进国会,而不是我与阿尔的友谊,因此他起草了一份强硬的声明来支持阿尔的对手,使整件事听上去好像是洛温斯坦为了在政治上获利而歪曲了他和我的关系。

  我在想,如果我亲自处理这件事,也许能够找到既满足政治需要及保护友谊的方法。阿尔在竞选中惨败,我一直对这个结局感到懊悔。可以理解,他对我很不满,我们的友谊受到伤害。我终于明白,在政界有时很难保持友谊。

  在所有我曾经近距离观察过的历任总统中,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无疑是最有魅力的。他热情洋溢、诙谐风趣,透过电视转播的记者招待会可看到他的这两种品质。我第一次与他面对面说话是在1963年众议院的年会上。护卫总统并为他引见的任务落在众议员艾伯特托马斯的身上,他是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议员,也是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的朋友。托马斯是一名退伍30年的老兵,我刚刚出生他就当选国会议员了。

  “总统先生,这位是这些年来我们这里出过的最年轻也是最优秀的共和党人,”托马斯将我介绍给肯尼迪总统时说,“他板球打得不好,不过是个了不起的年轻人。”

  肯尼迪身材适中,穿着整齐,伸出手与我握手。“很高兴见到您,议员先生,”他带着一口波士顿口音说,“您来自哪个选区?”

  “伊利诺伊第13选区,”我回答说,“芝加哥以北。”

  “那原本是丘奇夫人的选区,对吗?”

  “是的,总统先生。”我回答道。

  “他们曾在这个区击败过我。”他说,脸上带着微笑。

  我们聊了两句,然后他走开了。肯尼迪有着敏锐的政治嗅觉,能一下子想起关于我的选区的种种也就不足为奇了。

  肯尼迪当政时期,乔伊斯和我收到了第一份去白宫的邀请。途中乔伊斯找到我说她和一个和善的男人有过一番有趣的对话,她觉得他看上去面熟,却认不出。她指着房间那一头,原来是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我们还不习惯在社交活动中遇到这类人物。

  那天晚上稍后我见到肯尼迪总统站在大厅里,靠近通向他私人住处的电梯。他看上去与数月前我所见过的那位活跃、英俊的男人完全不同了。他的脸有点浮肿。我后来了解到可能是因为他背部疼痛服药的原因。尽管还是那位有魅力的总统,但他看上去很疲惫。我没有再和他说话。

  那次拜访白宫后不久,我回到家乡会见一群芝加哥地区的生意人。肯尼迪虽然与其他继任的民主党不同,他认识到了减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仍然面临企业界的质疑 。尽管三年前肯尼迪战胜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时双方差距已经缩小,但我感到他作为现任总统更难被打败。他已经把自己的政治机构安排就绪,那个11月的早晨他跑去得克萨斯的达拉斯显然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当我对芝加哥的那群人讲话时,一名侍者走进房间,对这里的主人耳语了几句。主人看着我。我知道出事了。

  “对不起,议员先生,”他的脸上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肯尼迪总统遭遇枪击。”我们的会议立即结束了,转而开始搜寻更多的信息,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开始,有人说肯尼迪是在一阵忙乱中被载往帕克兰纪念医院进行输血抢救。报告同时披露得克萨斯州长约翰康纳利也受了伤,这是事实,还说林登约翰逊也被击中,后来证明是误传。最终,新闻评论员说一位天主教神父正在给总统做临终祈祷。东部时间下午2点38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新闻类节目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在那个历史性时刻,摘下了他的角质架眼镜,声音中带着哽咽,报道了肯尼迪遇刺身亡的消息。

  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够经受住严峻的考验,但是在总统被暗杀这种灾难性的事件之后,疑惧很难消除。事实上,我们年轻的总统年仅46岁就突然离去,使美国民众感到时间凝滞了。商店和银行关门,股市交易暂停,人们在大街上放声大哭。学校放学,孩子们抹着眼泪走出教室。全国各地的教堂、犹太教会都安排了特殊的悼念活动。

  民众悲痛、愤怒、惶惑,开始将谋杀归罪于右翼仇恨群体、种族隔离主义者和南方人,即使最终证明凶手是一名自认的左翼也无济于事。我心怀悲痛,在电视上一遍又一遍看着暗杀发生前后的那一幕幕场景:敞篷车内总统向前倒去,捂着脖子;肯尼迪夫人穿着粉色的裙子,令人费解地爬到行进中的高级轿车的后备箱上,只是为了让一名特工跳上车并把她推回座位;林登约翰逊在空军一号上宣誓继任美国总统,背后站着惊魂未定的肯尼迪夫人和我的朋友——众议员托马斯。这一幕幕就像慢镜头,美国人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不幸确实发生了。

  11月24日,星期天。我与国会其他议员一起出席了在国会圆形大厅为已故总统举行的追悼会。站在众议员、参议员、内阁成员、最高法院成员和外交使团代表当中,我看着吊唁的人们走过总统的灵柩向他表示敬意。那一刻肃穆而宁静。

  我正在人群后面站着,忽然一个国会警员手上拿着的对讲机发出噪声。

  我轻轻走到他身边并问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奥斯瓦尔德被射杀了。”他低声说。达拉斯一家夜总会老板杰克鲁比击毙了被控杀害肯尼迪的凶手—24岁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当时警察准备把他押送到别处,刚到警局地下停车场时他就被击毙。枪击发生时正好在现场直播,因而数百万电视观众目睹了整个过程,这个本已紧张不安的国家再一次震惊了。

  肯尼迪的死亡很快被演绎成一部肯尼迪传奇,比他的总统任期更加经久不衰。这部传奇影片从感人肺腑的追悼会开始,追悼会模仿亚伯拉罕林肯的追悼会。影片制作精细,很像在看一部电影大片,只不过这是真实发生的悲剧。人们更真切地感受到神奇色彩已经褪去,卡美洛王国 不复存在了。

  约翰肯尼迪虽然富有个人魅力,但是,在短暂的总统任期内他并没有什么作为。在外交前线,政府的记录过于单薄了。在记录中,有在维也纳与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对话,赫鲁晓夫离开时对肯尼迪的印象是年轻、没有经验。失败的猪湾事件 ,更加深了美国无能的印象。之后更有柏林墙的建成和古巴导弹危机,其部分原因似乎是壮了胆的赫鲁晓夫想要考验一下美国年轻的新领导人。

  在国内方面,能够给历史留下的立法创制权 很少。肯尼迪在位时间不够长,还不足以留下什么政治遗产,同时还遇到南方的寡头政体 支持者们的阻碍,他们的思想根深蒂固而且支持种族隔离,主宰着国会民主党人。

  全国笼罩在深深的失落感中。我们的震惊和悲痛对于一部分美国人而言转化为了觉醒和愤怒。确实,在我的记忆中,60年代那十年当中充斥的是叛乱、示威游行和愤怒的抗议,一切好像都是开始于1963年11月22日得克萨斯的达拉斯。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认为自己被欺骗了,于是将希望与愤懑压到了一个在外形与性格都完全与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不同的男人的肩膀上。

  我在众议院的第一年,受副总统约翰逊的邀请,和一帮议员到他在哥伦比亚特区斯普林瓦利地区的家中做客。他的妻子伯德夫人亲切、高贵。而林登约翰逊本人做起主人来也和他做多数事情一样,认真热情,有些过于亲密,行为略显夸张。

  我们做客期间,他召集我们进行私人参观。他领着我们穿过他的房子,不时地指给我们看各种纪念品,而高潮时刻则留给了他最得意的房间:主浴室。不可否认,这一看确实令人难忘,事实上,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浴室。据我回忆,卫生间周围安装有很多奇妙的装置,一面镜子,把手上嵌有灯,还有杂志架和至少一部电话。约翰逊对他的收集表现出典型的得克萨斯式的骄傲,他不懂谦虚。很明显,看到访客对他浴室操作功能的惊叹,他感到十分享受。他还喜欢突然让人不知所措一下,把人领到副总统浴室指挥中心就有这样的效果。

  为了加入肯尼迪阵营(出于政治利益的联姻),林登约翰逊从原本强势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位子上离开,放弃了成为华盛顿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人的机会,然后当上了副总统。在这个职位上,他不仅看上去是徒有虚名,而且实际上也确实没有实权。约翰逊看来从来没有融入肯尼迪的团队,风格上的差异有时候是致命的。他有点像一个声音响亮、略微有些跑调的五弦琴在哈佛园中演奏。他与肯尼迪政府成员的关系,尤其是与鲍比肯尼迪的关系很紧张。像约翰逊这样骄傲的人一定不会喜欢这种“他需要肯尼迪团队成员”的感觉。

  虽然有时候他比较粗鲁,但约翰逊天生能言善辩。“好警察坏警察” 这种策略是约翰逊特有的处事方式,有时候,他会同时扮演两种角色。他经常是恩惠、强硬和慷慨数计并施 ,我想正是这种策略使他成为一名参议院的强势领导人。当近乎无耻的甜言蜜语不起作用时,约翰逊就会来硬的。他身材魁伟,个性强硬,擅长对抗,我就见过他在试图说服某些议员时会抓着他们的胳膊。他会用他的一双大手搭在别人的肩膀上,倚靠上去,对方能够看到的就是他超大的耳垂贴近自己的脸。

  由于约翰逊做参议院领袖时的工作卓有成效,我对他成为一名成功的总统寄予了深切的期望。我希望他能够做到。国家处境困难,前途未卜,需要他取得成功。伯德夫人后来表示,她相信,如果她的丈夫可以组织自己的班底替换掉肯尼迪留下的班底,也许会更有成就。但是一般来说,如果约翰逊从未当过副总统的话可能情况会更好些。他可能会成为公认的有史以来最高效的参议院领袖。但是,他在国会的经验确实帮助他实现了当上总统这一夙愿,在大多数美国人眼中,当总统曾经是遥不可及的事。这也是目前为止我在美国国会中投下的最重要的一票。

  我的国会选区民权问题不是重点,因为这个区少数族裔人口不多。但对于我来说,却是头等大事。战争中我父亲被临时派驻北卡罗来纳州时,种族隔离和种族关系紧张是无法更改的事实,情况与芝加哥郊区完全不同。在北卡罗来纳州乡村,我还是一个孩子,一次我隔着一道篱笆看到不同学校的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手上挥舞着碎玻璃瓶,锋利的边缘冲外,相互对峙着。而一部分黑人试图进入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白人电影院时,更坏的情况发生了。看到这些敌对行为令人难过。20世纪50年代我为俄亥俄州众议员戴维丹尼森工作时,对民权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丹尼森是艾森豪威尔政府1957年提出的《民权法案》的支持者,做了大量努力,却由于参议院中南方议员的反对,法案的覆盖范围大幅缩水。

  回到1962年初,我在最初的竞选纲领中表明了我对“有效民权措施”的支持,因为我希望投票的人能够知道,这个问题对他们也许还不是大问题,但对于我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随后的岁月里,抗议和示威活动与日俱增,民权问题成了全国性的问题,只是其方法已经背离了我的初衷。我通过电视看到了发生的骚乱,国内很多人以及我所在选区的一些人开始将民权运动等同于国内动乱。

  由于我父亲是当地的房地产中介,因此我认识一些地区的房地产经纪人。如果说他们在民权方面有立场的话,那就是维持现状。他们的客户经常担心如果少数族裔搬来与他们做邻居,地产价值会下降。我的部分支持者希望我能与这个问题保持距离。

  那时正处在推动民权立法的高潮中,我应邀与一群黑人领袖会面,听听他们的想法。会议由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的克拉伦斯米切尔主持,他是一名民权运动领袖,为推动美国黑人的事业做出过很大贡献。他经常造访国会,被誉为第101位参议员。与米切尔同来的还有一些非洲裔美国领袖人物,包括来自国会种族平等委员会的吉姆法马尔 、可敬的来自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拉尔夫阿伯内亚和可敬的马丁路德金。

  这些人清醒地认识到他们面对的挑战,但是决定要力争改变。他们要进一步对约翰逊政府施压。他们表示,虽然肯尼迪总统公开支持民权,但是却并不愿意处理国会中的南方民主党人。事实上,正是肯尼迪在这个问题上的犹豫不决促使金博士于1963年8月走上华盛顿街头,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不朽演讲。我与其他一些议员一起走到国会走廊,通过收音机听他的演讲,同时望向大厦前人的海洋,和平集会的人群从金演讲的林肯纪念馆一直延伸到这里。

  随着抗议活动的增加,民权立法问题的争议性越来越大。《芝加哥论坛报》发表社论反对立法通过。该报甚至使用着重引号将“民权”括起来,好像这一短语有什么可疑之处。社论称少数正努力推动立法获得通过的黑人领袖是“煽动种族主义者”,并警告美国人注意法案会带来的不利后果。《芝加哥论坛报》有篇社论说正由国会审议的法案实际上是“无限度地纵容内乱”,而且会将“公众转变成街头暴民”,使美国黑人成为“特权阶级”。这对很多神经紧张、与美国黑人没有什么来往的郊区居民来说真是骇人听闻。

  我想通过我的努力,可以让我的选民看到民权立法是为所有美国人民营造更美好生活的方法,而不是混乱的开始。我承诺将参照宪法权衡所有立法。我还让他们知道,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任何一部立法,无论意义有多么深刻,都不可能消灭偏狭、种族歧视或其他的人性弱点。“这些问题,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必须也只能最终由人类自己解决,不是通过政府或者法律,而是通过教堂、俱乐部、学校、企业和家庭。”我曾经这样写道。

  当民权立法摆在众议院面前的时候,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而又热火朝天的争论。在我的记录中显示,众议院一共提出了111份修改意见,有些旨在加强立法,有些的目的却是去其精华,更有一些人希望立法能够更温和一些,这样就能获得足够的赞成票。1964年版的《民权法案》最终于1964年2月10日在众院以290票赞成、130票反对获得通过。96名民主党人和34名共和党人反对该法案。我很自豪自己站在了大多数人这一边。

  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之后,民主党开始在参议院阻碍法案通过。尽管多数参议员倾向于支持民权立法,但他们多年来一直未能获得挫败阻碍议案通过行动所需的三分之二的压倒性多数票。1964年,约翰逊蓄势待发,准备再次一搏 。

  在那些紧张、充满戏剧性的日子里,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和温和派的民主党人共同为结束阻碍获得必要的赞成票而努力。伊利诺伊参议员、共和党领袖埃弗雷特德克森巧妙地领导着支持立法的工作。但是当参议员们开始尝试撬动那艰难的第67票时,形势似乎又要发生变化。很多重要的参议员加入到反对法案的一方,包括田纳西州的老艾伯特戈尔和西弗吉尼亚的罗伯特伯德,他们为阻碍法案通过足足进行了14个小时零13分钟的发言。

  显然,约翰逊总统身处争议的旋涡中心。为了保障法案能够获得通过,他运用了担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期间磨炼出来的种种技能,首先确保能够提到议程,然后施加影响力以获得每一张可能得到的选票。随着这场历史性争论的逐渐展开,我们一些众议院的人跑到参议院观看。当票达到所需的67票时,欢呼声响彻参议院议事厅。在多年受挫之后,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立法终于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德克森改写了一段维克多雨果的话总结了这次斗争。“一种观念,当属于他的时代来临时,”他说,“任何武力都无法阻挡。”

  我很高兴,也很自豪,共和党在民权立法获得通过的艰难历程中发挥的作用,经证明是不容小觑的。确实,一般容易被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在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历史中,众、参两院中支持立法的共和党人超过民主党人,如果没有参议员德克森的领导,立法很可能还是无法获得通过 。我的希望是,共和党对民权的有力而且关键的支持能够重振我党与少数族裔选民之间历史上曾经紧密的关系。内战后的几十年里,黑人选民一直与林肯之党一起投票,但是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施行新政时,一切都变了。

  几年之后,那时我还在众议院。我强烈主张民权活动家詹姆斯法马尔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竞选国会席位。如果他在民主党人居多的布鲁克林选区能够当选,当然这很没把握,他将成为1930年以后众议院中第一位黑人共和党议员。法马尔是一名出色的演讲者,外表英俊有魅力,是运动中的一名英雄,组织了“自由骑士”组织,最终消除了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法马尔年轻时曾与一个社会主义团体有联系。一些共和党朋友对我支持法马尔参选有不同意见,部分人有欠公允地称他为“著名的黑人好斗分子”。法马尔答应参选,而且他是我们在纽约市可竞争该席位的唯一希望,所以我并不理解有什么值得小题大做的。我成功地说服杰拉尔德福特和纽约市市长约翰林赛支持他。我对民权问题的关注使我在部分媒体中树立起了威望,他们称我为“有自由派倾向的”共和党人。新闻界认为这是一种恭维。

  尽管我钦佩约翰逊总统在民权斗争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但我对他的立法计划的支持也就到此为止了。这个自诩为罗斯福新政拥护者的人,希望能像罗斯福一样受欢迎,并在历史书上像罗斯福的FDR一样留下自己的姓名缩写LBJ,同时立即提出了一系列以“向贫穷开战”及“伟大社会”为施政纲领的改革计划。在我眼中,他的多数计划,承诺赋予华盛顿官僚们更多权力,实在有欠考虑。但是共和党议员在国会中的人数不够,哪怕想多少拖延一下“伟大社会”立法的步伐都办不到。

  肯尼迪被暗杀后不到一年就要开始新一届的总统大选了。约翰逊正在寻求正式当选,他希望能够获胜,这样可以打破所有记录。1964年那年是我首次竞选连任,也是我第一次以当选官员的身份参与总统竞选。结果表明,我名列前茅、大获全胜。

  民主党很清楚,对于一个仍然处于悲痛之中的国家而言,很难背弃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亲手挑选的副总统,因而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些优势。1964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上,舞台上横挂的标题做得不够巧妙,而是从肯尼迪就职演说中摘取了一行众所周知的话:“让我们开始吧。”约翰逊稍加修改用作了会议主题:“让我们继续吧。”约翰逊的就职演说中有六处引自他前任的话语。值得注意的是,那个可能成为他最终祸患的词“越南”并未提及,虽然有2.33万名美军士兵正在那个战场战斗。

  投票反对约翰逊就是投票反对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显然约翰逊是想达到这个目的。共和党实际上要同时与两位总统竞争:一位已经牺牲,一位现任。这意味着共和党必须发起一场完美无瑕的竞选活动。而我们所做的恰恰相反。

  1964年共和党没有多少杰出又广为人知的人能与之竞争。一度看来有望领先的人是理查德尼克松,他在两年前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时惨败。人人都说,他自己也说,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了。在竞选州长失败后,尼克松充满苦涩地对记者团说:“你们将再也看不到尼克松了。”那年,他在寄给我(我估计他也给其他获胜的共和党候选人寄过)的祝贺便条中再次重申了他的情绪。“我就要告别政治舞台了,”尼克松写道,“知道您将继续为了我们的事业而奋斗,我甚感安慰。”

  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这次是第二次竞选总统,但是大家普遍认为他过于温和,不易获得提名。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比尔斯克兰顿是前国会议员,也是一名好公仆,只不过行动太晚,无法展开切实可行的竞选。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在经过了长时间且组织良好的准备工作之后,却没有获得足够数量的议员支持。

  虽然我对戈德华特反对1964年的民权立法感到不满,但那时我还不认识他。戈德华特认为道德问题与立法部门不相干。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是我认为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仅凭良好心愿,我们可能需要等上很长的时间。但是我在经济问题和国家安全方面还是比较赞同他的主张。毫无疑问,在我的思想中,与其让现任总统约翰逊连任,由他来领导政府似乎对我们的国家更为有利。

  戈德华特敢于直言,我觉得这是政治家难得的特质。但是对戈德华特而言,偶尔也意味着麻烦。他会发表这样的评论:“有时候我认为如果能够将东海岸‘锯下来’,任其漂向大海,这个国家也许会更好。”他的幽默在西部和保守派的观众面前还能管用,但是对于一个要争取东部选民选票才有希望当选的人来说却于事无补。

  对于他的竞选伙伴,这位亚利桑那人挑选了我在国会的一位同事,纽约众议员威廉米勒。米勒是一个好人,勤勉严肃。但这不是他被选中的原因。戈德华特有一天脱口说出,他之所以选择米勒,是因为“他把林登约翰逊给逼疯了”。这可不应该是选择副总统提名的根据。

  约翰逊的竞选策略很快就明朗了,即利用戈德华特的直言不讳,将其描述为一个希望将美国卷入一场核战争的危险狂想家。约翰逊并不精明。约翰逊竞选时在电视上播放的臭名昭著的“雏菊”广告,展现的是一个小女孩在数着雏菊花瓣,背后却响起戈德华特发射核弹及爆炸的声音。在职总统播放这样的竞选广告无疑是恶毒至极,当然也是最有效的。虽然这只是一次付费广告,但引起的争论促使新闻机构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这则广告,并且深深铭刻在选民的记忆当中。约翰逊的竞选活动并未就此止步。他们还推出广告,表现一个人正在撕毁社保卡,暗指戈德华特企图摒弃社会保障制度。他们还抓住戈氏曾经投票反对民权这件事不放,制作了一部广告,广告中一位三K党人说:“我喜欢巴里戈德华特。他需要我们的帮助。”甚至连媒体都开始批评约翰逊竞选的恶毒论调。

  戈德华特未能完成自我救赎。在被冠以右翼极端分子之名数月后,他决定对上述批评予以还击。在旧金山共和党全国大会上,我亲眼目睹了戈德华特的接受提名演讲,现在这篇演讲已是人尽皆知了。在演讲中,他声称:“在捍卫自由过程中,极端主义没有错……温和的正义诉求没有好处。”戈德华特,一如既往地、倔强地拒绝远离这些会被对手抓住把柄扣上极端主义帽子的言论,而约翰逊和他的竞选班子则在为他们的好运欢呼雀跃。

  尽管约翰逊在大会演讲中没有一次提到“越南”或“共产主义”,戈德华特仍以他一贯的坦率作风逐条进行了回应。“无需讳言,”他警告听众说,“不要试图掩盖,我们正在越南打仗。”他指责约翰逊未能制定有效战略赢得战争。同时,他告诫全国要警惕苏联的扩张企图。他的言论招致对他极端主义的更多指责并最终在一片愤怒声中败选。

  戈德华特会惨败的结局很快就显示出了征兆,同时共和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很多原本安全无虞的席位现在也岌岌可危了。实际上那一刻,我正遭受民主党对手的非难,他企图将我描绘成比戈德华特更倾向右翼的右翼分子 。为了避免给我的对手提供把柄,一位支持者建议我提出一些可信的理由,与戈德华特划清界限,避免同时露面。但是戈德华特被我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虽然我与他在民权问题上的看法不一致,但我当然要投他一票。我认为当他到我在伊利诺伊埃文斯顿的选区演讲时,如果我不露面那将是失礼的,也容易引起误解。

  当我抵达会议现场时,显而易见的是,戈德华特的支持者们很高兴看到他们当地的国会议员表达了他的支持。数月以来,他们的总统候选人饱受批评,甚至很多共和党人也发出批评的声音,如今,终于有人,至少有一个人站在了他们一边。戈德华特抵达时,我热情地欢迎他,同时也清楚,我们共同露面的照片使我的对手又有素材可用了。我保持微笑。

  参议员开始讲话,一一介绍了聚在台上的州和地方官员。然后他转向我,瞥了一眼他的笔记然后说:“现在我要感谢这位杰出的议员先生,唐拉姆斯费德 。”毫无疑问,戈德华特的幕僚中有人会对他发错音心中一紧,但我没有。戈德华特刚刚对媒体证实他对我并不了解。

  戈德华特的竞选活动看上去没有一件事情做对。他在每一个全国性的民意调查中都是以两位数的差距落败。此时我还抱有一丝幻想,希望我们至少可以在众、参两院多获得一些席位,因为选民都希望能够制止约翰逊政府的过分行为。但是共和党的选举可以说是一败涂地。众议院中36名共和党人落败,我们这个少数党在435个席位中只占了区区140个席位,民主党在人数上超过我们两倍多。我是能够坚持下来的幸运儿之一,以57%对43%的得票率差额获胜也令人略感安慰,不过这也是我四次竞选国会中差额最接近的一次。

  在众议院中我和我的共和党伙伴们成了日渐缩小、形单影只的一个群体。虽然很久以来国会里的民主党在人数上一直超过共和党,但是在1964年的选举过后,民主党占据了绝对优势,当全体议员参会时,坐不下的民主党人不得不跨过通道坐到共和党那边。新闻机构干脆建议共和党寻求永久保持少数党的地位。根深蒂固的共和党领导层似乎认为当前这种形势是不得不接受的事实,而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对形势却有不同的看法。

编辑:刘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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