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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10-29 00:31   来源:中国台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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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我回到了德文①学校,我发现,比起十五年前我在此上学的时候,它显得更新了,这有点怪怪的。窗户窄了一些,木制品明亮了一些,仿佛为了更好地进行保存,而在所有器物上都涂了一层清漆。它看上去比我记忆中的样子更庄重,更耸直,也更拘谨。但是,当然了,十五年前在打仗,也许那个年代学校没有很好地进行修缮,也许那时清漆与其他所有的东西一道,都被战争用掉了。

  我不太喜欢这种闪闪发光的新外表,因为这使得德文学校像是一座博物馆。尽管对我来说,它就是一座博物馆,可这并不是我希望它成为的样子。在我内心深处,感性总是以一种不被察觉的方式强过理性,我总是感觉,德文学校的存在,始自我跨入德文校门的那一天。当我是那儿的一名学生时,它的存在曾是那样鲜活而真实;我离开它的那一天,它又像一根蜡烛般熄灭了。

  现在,这里毕竟是这样子了,由某些考虑周到的人用清漆和石蜡保护起来。与之一道保存的、像门窗紧闭的房间中凝滞的空气一样的,则是那萦绕并充斥于当年每一天的熟知的恐惧,那恐惧如此浓重,我当时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因为,我不熟悉没有恐惧的感觉,不晓得没有恐惧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那时无法辨别出恐惧的存在。

  如今,回看十五年前,我可以极为清晰地看到那时我曾经生活于其中的恐惧。这意味着,在那段时间里我成功完成了一项重大工作,我一定是设法逃避了那些恐惧。

  我感觉得到恐惧的回荡。伴随着恐惧,我感觉到了一种混乱的、无法控制的喜悦,这喜悦伴随恐惧而来,却又与之不相容。那种恐惧中时或夹杂着的抑制不住的喜悦,就像漆黑的天空中出现的北极光一样。

  有两个地方我现在想看一看。两个都是恐惧的场所,这也是我之所以想看它们的原因。于是,在德文旅馆吃过午饭后,我朝学校走去。将近十一月底,这是一年中一个无法描述的阴冷时节,就在那种潮湿而令人自怜的日子里,每一个污点都显得那么清晰。幸好在德文这样的天气并不多——这里更为典型的天气,是冰封雪盖的寒冷冬季,或是热气炙人的新罕布什尔之夏——但是今天在我身边刮起的,却是一阵阵夹杂着细雨的喜怒无常的阴风。

  我沿着吉尔曼街行走,这是镇里最好的街道。这儿的房子与我记忆中的一样漂亮,一样与众不同。街道两边是进行过巧妙现代化改建的美国初期十三州风格的旧宅邸,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木料建造的延伸建筑,以及宽敞的希腊复古式教堂。它们与以前一样壮观森严。我几乎看不到有人进入这些建筑,也看不到有谁在草地上玩耍,甚至看不到一扇打开的窗户。在这藤萝垂落、树叶飘零的日子,这些房子显得比以前更为优雅,也比以前更没了生气。

  与其他所有的老牌名校一样,德文没有被高墙大门所包围,而是自然地从这个创建了它的城镇中显现出来。所以,在我向它走去时,并没有那种偶遇的突兀之感。吉尔曼街上的房子开始显得更加不容接近,这意味着我接近了学校;当街上的房子显得更加缺乏生气时,我已经身在其中了。

  现在正午刚过,校园和建筑物都显得十分冷清,因为所有人都在运动场。当我走过那个叫做“远方公共草地”的宽敞大院、朝一栋建筑走去时,没有任何东西吸引我。这栋建筑与其他主要建筑别无二致,都是红砖砌就,和谐平稳,只不过它有一个大圆顶,还有一口钟和一个表,门口的上方用拉丁文写着:第一教学楼。

  穿过一扇扇旋转门,我来到一个大理石门厅,在一段长长的白色大理石楼梯下面驻足。虽然楼梯老旧,可每一级台阶中央部位磨出的月牙形痕迹却并不很深。这大理石一定异常坚硬。看来大有可能,甚为可能的是,尽管我一直记得这些台阶,但在此之前,我却没想到它们有这么坚硬。令人惊讶的是,我竟然忽略了这一点,忽略了这极其重要的事实。

  没有别的东西值得注意,这楼梯当然就是我在德文生活时每天至少上下一次的楼梯。楼梯依旧。而我呢?该怎么说呢,我自然觉得似乎老了一些——这一刻,我检视自己的内心世界,想看清楚自己康复到了何种程度,是否已摆脱了当年的恐惧——与这些楼梯相比,我变得更高大了些。我有了更多的钱,更多的成功,更多的“安全感”,不再像当年那样忐忑不安地上下这些台阶。

  我转身走回外边。远方公共草地仍然空荡荡的,小径两旁林立着极具共和党派和银行家风度的新英格兰榆树①,我独自走过宽宽的砾石小径,朝学校的深处走去。

  德文有时被认为是新英格兰②最为美丽的学校,即使在这个阴郁的下午,它的力量也是昭然的。这是那种井然有序的小格局之美—— 一个大院子、一片树林、三个相似的宿舍区、一圈老房子——以一种有争议的和谐之态布置在一起。你或许会觉得争议随时都会开始,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教务长的私邸,一栋纯粹的美国初期十三州风格的房子外侧,出现了一个侧房,这个侧房有一个没有任何装饰的大观景窗。终有一天,教务长大概会完全生活在一个玻璃房子里,会像矶鹬一般深感快乐。德文的一切都在慢慢地变化,慢慢地与那些逝去了的东西相协调。所以怀有这样的希望是符合逻辑的,既然一栋栋楼房、一任任的教务长,以及那些课程表都能实现转变,达到和谐,我想我也可以做到,也许不知不觉中已经做到了。

  待我看了我来此要看的第二个地方后,我或许会有更多收获。于是我漫步走过和谐平稳的红砖宿舍,宿舍的墙体上爬满了没有叶子的藤萝网。我穿过城镇凸出的一角,这破落的一角侵入了学校一百来米。我走过坚固的体育馆,此时此刻,体育馆里满是学生,但它的外表却像废墟一样,静无声息。我走过那个叫做“笼子”的室内练习场——我现在想起刚来德文上学的几周,“笼子”这个叫法充满着怎样的神秘,我原以为它一定是个用作严厉惩戒的场所——接着我来到了那一大片叫做运动场的场地。

  德文学校崇尚学术和运动,所以运动场非常之大,一年中除这段时间,运动场一直在使用。如今它们浸了水,空荡荡的,已然与我无缘。运动场左边的部分是寂寞的网球场,中间是巨大的橄榄球场、足球场和曲棍球场,右边则是树林。运动场的尽头是一条小河,从这儿望去,凭着河岸边几棵秃秃的树木,可以辨别出小河的存在。今天的天气如此灰暗,如此雾蒙蒙,以至于我无法看见小河的对岸,那儿该有一个小体育场。

  我开始了穿越运动场的长途跋涉,走了好一会儿,才注意到地面松软泥泞,我的“都市鞋”这回肯定是完了。我没有停下脚步。接近运动场中央部位时,出现了一片片的泥水洼,我不得不绕行。当我走出“泥潭”时,我那已经没了模样的鞋子发出难听的声音。由于一无遮拦,风一阵又一阵地把细雨抛向我;要是换了任何其他时候,我都会觉得仅仅为了看一棵树,就这么栉风沐雨地蹚过泥泞,真像个傻子。

  河面上笼罩着一团薄雾,所以,当我接近小河时,我觉得自己与一切都隔绝开了,除了这条河,以及河边不多的几棵树。风在这里一阵紧似一阵,我开始觉得冷了。我从不戴帽子,又忘记了戴手套。有几棵树萧瑟地笼罩在雾中,它们当中的任何一棵都有可能是我寻找的那棵。这儿的其他树竟也与它一个模样,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在我的记忆中,它曾像一根孤独而巨大的长钉一般,赫然耸立在河岸上,枪炮似的令人生畏,豆茎似的高挺。然而,这里稀稀拉拉生长着几片树木,当中却没有一棵显得特别雄浑。

  我在湿漉漉乱蓬蓬的草地上行走,开始仔细检查每一棵树,最后终于根据树干上向上排列的一连串某种小疤,根据伸向河面的一根树杈,以及挨着这根树杈生长的另一根细些的枝丫,认出了我所寻找的树。就是这棵树,我似乎觉得它站立在这里,实在就像是那些人,那些你童年时代的巨人。许多年后,你再与他们相遇时,会发现他们不仅由于你的成长而显得小了,而且也由于他们自己上了年纪而绝对地缩小了。通过这种双重的降级,昔日的巨人变成了侏儒,而你的样子则恰恰相反。

  这棵树不仅被寒冬掠去了树叶,而且似乎因为树龄太老而看上去疲惫不堪,虚弱而干枯。我非常庆幸,庆幸自己见到了它。所以,事物存在的时间越久,变化便越大①。没有东西是恒久不变的,一棵树不会,爱不会,甚至暴死都不会。

  全都会变。我穿越泥泞,往回走去。我浑身透湿,任何人都看得出,该避避雨了。

  这棵树很可怕,活脱是耸立在河边的一座怒气冲冲的铁黑色尖塔。我绝不会爬它,这想都不要想。只有菲尼亚斯才会产生如此疯狂的念头。

  他当然一点都没胆怯。他不会胆怯,或者,如果他胆怯了,他也不会承认。菲尼亚斯不会。

  “我最喜欢这棵树的是,”菲尼亚斯的声音就像施催眠术者的眼神般充满魔力,“我最喜欢这棵树的是,爬上去不费吹灰之力!”他睁大他绿色的眼睛,狂热地看着我们。他的大嘴巴上绽开得意的笑容,上唇滑稽地稍稍突出,只有这笑容使我们相信,他并不真是在说傻话。

  “这就是你最喜欢的?”我讥讽地说。那个夏天我说了许多讥讽的话;那是我的讥讽之夏,1942年。

  “哦喔。”他说。这个表示肯定的新英格兰词语总使我发笑,这一点菲尼①知道,于是我只好笑了起来,这使我感觉不那么讥讽,也不那么害怕了。

  还有另外三个人和我们在一起——那段日子菲尼亚斯几乎总是同一小伙人结伴活动,这伙人与一个曲棍球队的人数差不多——他们和我站在一起,用极力掩饰的畏惧目光看看他,又看看树。在那高耸的黑色树干上钉着粗陋的木钉,木钉依次向上,一直通向一根粗壮的树杈,这根树杈远远伸向河面。站在这根树杈上,你可以奋身一跃,安全地跳入河中。我们是这样听说的。至少那帮十七岁的小伙子们可以做到这个;但是他们比我们大了关键性的一岁。我们三年级的人都没尝试过。菲尼自然要第一个尝试,他也自然要哄骗其他人,哄骗我们大家,和他一道尝试。

  我们那时还不完全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三年级。因为这是暑期班,设立这个学期就是为了跟上战争的步伐。那个夏天,我们正紧张不安地从俯首帖耳的二年级学生变成勉强受到尊敬的三年级学生。上面的一级,四年级学生,征兵局的诱饵,几乎就算是士兵了,在我们前头奔向战场。他们一边忙于完成加快了进度的课程,一边学习着急救,加强着体能训练,这种训练就包括从这棵树上跳下来。而我们,则仍在安静而麻木地读着维吉尔②,在小河远远的下游玩捉人游戏。直到菲尼想起这棵树来。

  我们站在那里,抬头朝树望去,四个人显现出惊恐不安之态,一个人则满脸兴奋。“你们想第一个试试吗?”菲尼巧舌如簧地问我们。我们只是默默地回视着他,于是他开始扒去身上的衣服,脱得只剩下一条内裤。尽管还只是低年级学生,但菲尼已经是全校最优秀的运动员了,然而,他却并不魁伟。他的个头和我一般高—— 一米七四(他与我同屋之前,我一直声称自己一米七五,但是他却用他那简单而自信得惊人的口吻当众说:“不,你跟我一般高,一米七四。我们都属于矮个子阵营。”)。他体重一百五十磅,比我重出了恼人的十磅,这十磅肉以一种充满力量的协调,均匀地长在了他的腿上、躯干上、肩膀上、胳膊上以及结实的脖子上。

  他开始攀爬那些钉在树干上的木钉,他背上的肌肉耸动着,就像是一只豹子。木钉的结实程度似乎并不足以承受他的重量。最后,他终于踩在了那根伸向河面的树杈上。“他们就是从这根树杈上跳的吧?”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如果我跳了,你们也都跳,对吧?”我们并没有清楚地说出什么。“好吧,”他喊道,“就算我对战争作出贡献!”他跳了出去,掠过下方的一些枝杈,跌落进水里。

  “太爽了!”他立刻冒出水面,说道,他的湿头发滑稽地贴在前额上。“这是本周我做过的最有趣的事情。谁是下一个?”

  我是。这棵树令我产生了一种恐慌感,这种惊恐弥漫全身,一直到我的手指尖。我的头开始觉得不自然地轻飘,附近树林传来隐隐的窸窣声,仿佛被捂住却又渗漏了出来。我一定是进入了一种轻度休克状态。心中满是惊恐的我,脱去衣服,攀上木钉。现在我已不记得当时自己说没说些什么。他跳下去的那根树杈比从地面上看要细一些,也更高一些。顺着它走过去,走到河面上方,这是不可能的。我必须冒着落入岸边浅水的危险,向前猛跳。“别愣着呀,”菲尼在下面拉长声音说,“甭老站在那儿瞎摆姿势。”我怀着不由自主产生的紧张意识到,站在这里看,风景很美。他喊道:“敌人向运兵船发射鱼雷时,是不能站在那儿欣赏风景的。跳!”

  我跑到这么高的地方究竟想做什么?我为什么让菲尼怂恿着来做如此愚蠢的事情?他是在控制我吗?

  “跳!”

  我怀着一种把自己的生命抛开的感觉,纵身跳向空中。一些树枝的尖梢嗖嗖划过,随后,我重重地落入水中。双腿碰上河底柔软的河泥,我立刻浮出水面,受到祝贺。我感觉很好。

  “我觉得你跳得比菲尼强,”埃尔温说,人们都叫埃尔温为莱珀①——莱珀?莱佩利尔,他在为自己所预见到的不和而拉拢同盟者。

  “好了,哥们儿,”菲尼用他那具有穿透力的热情的声音说,这声音就像是他胸腔中的洪钟,“先别急着颁奖,先完成本训练课程。树在那儿等着呢。”

  莱珀闭上了嘴,仿佛永不再开口。他没有争辩,也没有拒绝。他没有退却。他蔫了。但是另外两个人,切特?道格拉斯和博比?赞恩,却喋喋不休,尖声抱怨着校规,抱怨着胃痉挛,抱怨着他们以前从未提起过的身体上的毛病。

  “你,哥们儿,”菲尼最后对我说,“就你和我。”他和我走过运动场,像两个贵族似的走在其他人前面。

  那一刻我俩是最好的朋友。

  “我一激你,你就出彩儿。”菲尼愉快地说。

  “你谁也没激,什么也没激。”

  “啊,我激了。我这么做很管用。否则的话,你比较容易选择退却。”

  “这辈子我从没退却过!”我喊道,我对于这一指责的愤慨自然更为强烈,因为这确实说到了点子上。“你傻帽!”

  菲尼亚斯只是继续安静地行走着,或曰飘行着。他足蹬白色运动鞋,以难以想象的协调动作流畅前行,“行走”一词已不足以对其进行描述。

  我与他一道走过巨大的运动场,朝体育馆走去。脚下茁壮的绿草皮沾满了露水,前方,我们可以看见一层淡淡的绿雾笼罩在草地上方,落日的余晖将其穿透。菲尼亚斯一度停止了说话,于是我可以听见蟋蟀的声音,还有薄暮中的鸟鸣。一辆体育馆的货车在四百米外空荡荡的田径场路上加大油门疾驶而过,从体育馆的后门隐隐传来一阵遥远的笑声,然后,是压过一切的、教学楼圆顶上发出的冰冷而肃穆的六点钟钟鸣。这是全世界最为平和最为感人的钟鸣,文明、平静、不可战胜、不可更改。

  钟声越过所有榆树展开的树冠,越过宿舍楼的大斜屋顶和庞大的烟囱,越过一个个狭窄而不结实的老房顶,越过新罕布什尔的开阔天空,传到从河边返回的我们这里。“咱们最好快点,否则就赶不上晚饭了。”我一边说,一边迈着我那被菲尼称之为“西点步伐”的脚步。菲尼亚斯并不是真的特别厌恶西点或权威,只不过认为权威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邪恶,而通过抵抗这种邪恶,便能获得快乐。权威是篮板,把他抛向它的所有攻击一一弹回。我的“西点步伐”就是他无法容忍的;他的右脚飞快地插进我的快步行走,我向前摔倒,一头栽在草地上。“把你那一百五十磅臭肉给我挪开!”我喊道,因为他坐在了我背上。菲尼站起身,亲热地拍了拍我的脑袋,继续朝前穿过运动场。他不必屈尊回头看我的反击,只要依赖过人的听力,他便能够从空气中感觉到背后有人袭来。当我扑向他时,他轻松地朝边上一闪,我从他身边冲过,只来得及朝他飞起一脚。他一把抓住我的腿,草地上开始了一场短暂的摔跤赛,他赢了。“快点吧,”他说,“吃饭迟到他们会关你禁闭。”我们又走了起来,走得更快了。博比、莱珀和切特在前方催我们赶紧走,随后菲尼用他那最有效的诡计再次让我上了圈套,那便是,我突然变成了他的同党。当我们一路快步行走时,我忽然痛恨起了这钟声和西点步伐,痛恨起了这匆忙和听命。菲尼是对的。只有一种方法能够向他表明这一点。我用髋部猛地撞向他的髋部,出其不意地将他擒住,他立刻倒下,乐不可支。这就是他如此喜欢我的原因。当我扑在他身上、双膝压住他胸膛时,他高兴得不得了。我们这么不分胜负地打斗了好一会儿,后来,当我们确信已经赶不上晚饭时,才相互松了手。

  我和他走过体育馆,朝第一组宿舍走去,宿舍黑糊糊、静悄悄的。这个夏天,德文只有我们两百名学生,不足以把学校的绝大部分填满。我们走过校长那占了一大片地的房子——房子空空的,校长正在华盛顿为政府做什么事情;我们走过小教堂——也是空空的,这个教堂只是在早上才会被短暂地使用一下;我们走过第一教学楼,它许许多多的窗户中,有一些闪着黯淡的灯光,教师们正在教室里工作;我们走下一个小坡,走进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宽阔公共草地,四周高大的乔治王朝风格的建筑将灯光洒在公共草地上。十几个吃完晚饭的男孩子在草地上游荡,伴随着他们的谈话声,一栋建筑一侧的厨房里传出乱糟糟的声音。天色越来越暗,宿舍楼和旧房子里纷纷亮了灯;远处一台留声机大声播放着《不要坐在苹果树下》,歌声戛然而止,改放《他们要么太年轻要么太老》,然后变成更为做作的《华沙协奏曲》,然后是甜美些的《胡桃夹子组曲》,然后全部停下。

  我和菲尼来到我们的房间。在黄色的台灯下,我俩读老师布置下的课外阅读——哈代的名作;我的《苔丝》读了一半,而他则继续苦读《远离尘嚣》,对竟然有人名叫加布里埃尔?奥克和芭丝谢芭?埃弗登感到好笑。我们那声音调得听不清楚的非法收音机正在播送新闻。外面,初夏的清风徐徐,四年级的学生可以比我们在外面待到更晚,大钟庄严地敲了十下时,他们相当安静地返回。小伙子们溜达着走过我们的门口,朝浴室走去,接着,传来一阵持续不断的淋浴声。然后,全校的灯纷纷关闭。我们脱下衣服,我穿上一件睡衣;菲尼亚斯听说穿睡衣是不符合军规的,所以没有穿。一片寂静之中,我们在祈祷,这一点心照不宣。随后,又一个校园夏日结束了。

编辑:刘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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