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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姚文元突至11号楼

时间:2013-12-26 15:30   来源:中国台湾网

  1968年1月9日下午2点左右,江青刚刚离开钓鱼台11号楼,当时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成员姚文元突然来到11号楼,找阎长贵和我谈话。

  陈伯达、姚文元进入大客厅就坐在南边的沙发上。阎长贵和我走进大客厅以后,看到他们两位的面容很严肃,不敢坐下,站在他们面前等待他们说话。

  “你们二位坐下,别站着,站着不好说话。”陈伯达操着浓重的闽南口音首先开口讲话。

  坐在我们面前的是当时不可一世的两位大人物,我们小心翼翼地坐在他们西边的沙发上。

  这时,陈伯达提高了嗓门说:“你们坐在旁边不好讲话,快坐到我们对面。”

  我们立即起身坐到北面的沙发上。

  陈伯达继续说:“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需要阎长贵出一次差,秘书工作暂由杨银禄同志接过来。由于时间紧迫,交接工作越快越好,一分钟也不能耽搁,还要求交接清楚,不能出任何差错。”

  姚文元说:“伯达同志讲的,你们二位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一定按照首长的要求办。”我们俩异口同声地回答。

  “你们二位的工作交接完了以后,立即报告我们。”陈伯达补充说。

  陈伯达不露声色,讲话时表情比较平和。姚文元眨巴着一双大眼睛,讲话时表情不太自然。他说:“伯达同志讲得很清楚,不需要我多解释什么,抓紧交接文件,我们到16号楼等着你们。”他们向我们俩交代了以后就走了。

  我们那时毕竟年纪还轻,缺乏经验,谁也没有感觉到他们的讲话有什么问题,也没有怀疑两位要人亲临11号楼找我们谈话的举动意味着什么。阎长贵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紧张的情绪,还真以为派他去出差呢。交接文件时还和平日一样认真细致,一丝不苟。

  他首先把我带到江青的办公室清理文件,他读题目和文号,我登记,一份一份地搞得很清楚,生怕搞乱了,将来说不清。江青办公室的文件不算多,大约半个小时就登记完了。然后,我们回到秘书办公室继续清理登记文件。

  秘书办公室的文件虽然比较多,但是,我们还是认认真真地一件一件地详细清理登记,丝毫不敢马虎。大概还没有登记到十分之一,江青的警卫孙占龙从外边打电话到楼厅值班室,叫我接电话。我拿起电话听到老孙说:“江青同志叫我问一下文件交接完了没有。她叫你们抓紧时间,快一点交接,越快越好。”

  我回话说:“老阎出差办事还回来,交接文件干什么,多麻烦。”

  老孙说:“咱们不是有一条老规矩嘛,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交接文件,叫你们交接就交接,叫你们快点就快点就是了,不要说那么多废话。”

  又过了半个小时,老孙又来电话催促说:“江青叫我再催你们快点交接,她说她等得不耐烦了。”

  我说:“请你报告江青同志,我们再加快点速度。”

  我接了老孙第二次电话以后,就下意识地感到有什么问题了,为什么一再催促交接工作,快点再快点,这是怎么回事呢?

  老孙第三次来电话说:“江青同志说你们别交接了,她说

  阎长贵不离开11号楼她就不回去,今天究竟发生什么事,等一会儿就明白了。”

  我刚刚放下电话,就看见从外边进来一位部队的干部,直奔秘书办公室,接着我看见他把阎长贵带走了。这时,我才发现外边还有几名战士,气氛十分紧张。

  阎长贵走得很急促,因为说是叫他出差,没有交他办公室房门的钥匙,后来就成了他的一大罪状。江青说他私自带走钥匙是有企图的。

  那么,阎长贵被带到哪里去了?后来,我听说那天阎长贵被带到钓鱼台20号楼隔离审查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听说把他押走了。究竟送到哪里去了,我当时并不知道。

  摘自《我给江青当秘书》

编辑:吴晓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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