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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间:2013-04-02 11:01   来源:中国台湾网

  悠忽百年:王国维先生与我

  王国维先生是我的父亲。1913年的冬天,我在日本西京(京都)出生。虽然前后两位母亲莫氏与潘氏,已育有四个男孩,也育有过四个女孩,但四位女儿都夭折了。我算是长女,因此,我最得父亲的宠爱。他说我是米里捡出来的一粒谷,很是难得。

  父亲为我取名字,也是煞费苦心,以前女孩儿都取女性化的名字,但是我家的女孩,不好养育,因此把我也排在男生的“明”字辈,取名“东明”。父亲工作之暇,常爱抱着我哼哼唱唱,随口就叫我“小姑娘”,全家跟着叫,“小姑娘”就成了我的小名。

  七岁时,母亲要生六弟登明,就把我送到外婆家寄养。外婆家祖居浙江海宁城内,房子很大,我一去就不想回上海的家了。

  外公是前清的秀才,那时他在住家的大厅设私塾。学生都是邻居家的孩子,我是唯一的女生。那些男生都很野。虽然入学时外公向大家介绍我,说叫“王东明”,可是他们听到家人叫我“小姑娘”,也跟着叫,有时还拍着手,扯着嗓子唱。我实在生气了,就向“外公老师”告状。我本想外公一定会重重地打他们的手心,谁知道他把戒尺在空中扬了一下,训了几句就算了。表弟表妹们比我小了不少,也跟着叫我的小名,我会狠狠地对他们说:“我是你们的表姊,叫我表姊!”

  小名困扰了我的童年,一直到十三岁,母亲把我从老家接回北京时,家中帮佣都改口叫我大小姐,只有父亲母亲仍叫我的小名。父亲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逝世。次年夏天,母亲偕全家返乡,住到外婆家。

  十六岁,我上小学五年级,“王东明”才正式成为我的学名。自幼到老,人们对我的称呼,实在很多。我最喜欢的是初入南京中央大学时,英语老师郭秉龢教授向同学介绍我的方式,他说我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的长女公子。因为开学时,郭教授出了一个作文题,好像是有关家庭的,我虽然没有写父亲的名字,但在内容上他看出了我的身世。父亲的光环,初次在大众面前照亮了我。

  抗战开始,全家都住到上海租界避难,叔叔王国华先生在浙江教育界颇有地位,很多省立中学的老师,都是他的学生。当时困居孤岛,家长(老师)失业,子弟失学,因此由叔叔号召成立了私立浙光中学。我也跟着在学校服务,校舍简陋,设备谈不上,但教师却都是浙江有名的精英名师。

  江浙地区称教书的人为“先生”,男女无区别。我虽不执教鞭,在校的人也称我王先生。

  珍珠港事件(当地时间1941年12月7日)发生不久,上海租界被日本人占领,四哥服务的海关,也遭日本人接收。苟安已不可得,家人纷纷潜往后方。我和四哥纪明、嫂子、侄儿,历经艰辛,在西安定居下来。四哥向西安海关报到,我则由友人介绍到中国银行与雍兴公司合办的子弟学校教书。

  抗战胜利,四哥随复员的队伍回到上海,待命接收沦陷区的海关。不久,他与西安税务司张申福等携眷去往台湾,接收高雄海关,接着母亲和松明妹也相继抵台。

  我留西安一年,学校同事都人心惶惶,我决定先到南京二哥高明家暂住。正好接到松明妹来信,得知高雄海关要塞及港务局要合办子弟学校,缺少人手,我就决定去台了。

  两年后,由好友符琴、钮庭方伉俪介绍,认识了江苏盐城的陈秉炎先生。经过短暂的交往,母亲和叔叔兄嫂等都认为适合,我们就在1950年10月10日结婚了。

  秉炎是学财经的,又有会计师身份,对官场不太热衷。于是他借机辞去公职,挂牌开业,我就成了他的助理。

  台北市与中和乡仅一水之隔。当时中和乡是台北市的疏散区,大陆去台的各界人士,纷纷到中和定居。秉炎由旧友相邀,也迁去中和,和那些住在附近的人们守望相助,倒也能安居乐业。外来人口不断增多,一个乡公所办理不了那么多业务,只有划分行政区,才能应付乡民的需要。我们住的地方被划为永和镇,靠南面的仍称中和乡。

  行政区域划定后,我们永和镇的新镇民发起筹组永和镇消费合作社,秉炎当选理事主席,设立门市部和碾米厂,草创伊始,实非易事。

  那时正逢八七水灾(1959年8月7日至8月9日,发生于台湾中南部的严重水患),市面上食米缺货,粮食局一度委托合作社办理户口食米配售业务,时间虽短,却也符合当时的需要。

  稍早,“行政院”公教人员实物配给委员会已委托我们代办业务,对外配送业务由理事主席应对,内部业务一切由我担任经理,负责总管。

  他乡遇故知是一件愉快的事。有一次,在台北衡阳街上遇到一位老太太。她忽然走过来对我说:“你不是小姑娘吗? ”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二三十年未见面的表姨妈,彼此尚能认识,真是奇事。多少年没有人叫的小名,居然在台北的街上听到,亲切温馨的感觉,差一点让我流下泪来。

  退休后,我迷上了京剧,本来只是爱听而已,现在居然有开口唱的机会,自然不能放过。可是八十三岁的高龄,还能唱吗?总得尝试一下,于是我加入了台北老人福利协进会的国剧社(京剧)。

  说起学戏,我只学唱腔,就像唱歌一样,正好老人会国剧社的琴师贺肇黔先生能抽空为我说戏。我向贺老师说明学习的目标:只要我喜欢的,一两句也要学,至于其他演唱的基本功夫都不必教了。

  开始学的是梅派的《凤还巢》,腔调板眼都练得差不多了,一上胡琴,腔调走了,板眼乱了,真是“事非经过不知难”。慢慢地学了几段青衣,在票房唱的时候,总觉得声音低沉,比其他票友要低两三个音节。虽不好听,但唱得还算规矩。

  到现在,高音唱不上去,青衣又难唱,贺老师便教了我几段老旦戏,如《钓金鱼》《打龙袍》《徐母骂曹》等,最后索性连老生小生,也学了几段。

  在票房混了十七八年,可以说是一事无成。但对我的老年生活,得益很多,扩大了我的生活空间,也交了不少朋友,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垂暮之年,认识了喜爱京剧又爱阅读、写作的忘年之交——李秋月女士。她愿执笔为我记述平凡的一生,真是喜出望外,只是我年迈记忆力衰退,思考欠缺条理,李女士下笔困难必多,特此致谢意。

编辑: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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