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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1964-1968热血奔腾

时间:2009-10-26 14:46   来源:中国台湾网

第四部分 1964-1968热血奔腾 

  主要地标、事件、风向标:
  

南京长江大桥、农业学大寨(标本农村)、攀枝花、刘庄村(农村带头人史来贺)、上山下乡、农村医疗、修渠建水利

1964大寨好风光

 

大寨作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农业战线上的典型,作为党中央号召全国农村建设的一面旗帜,最初是从1946年组织的互助组开始的。从这里起步,大寨走到今天,已经整整60年,大寨人回忆当年奋斗的情景,犹如昨天刚刚经历。

 

全国抗战结束后,昔阳县就解放了。1946年,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贾进财等人组织了村里的第一个互助组,这个互助组人强、地好、农具好、牲畜壮,被称为“好汉组”。而身强力壮的陈永贵随即将村里无人看好的老人们和娃娃们组成了“老少组”。

 

陈永贵凭着对农村、对农民、对土地的质朴情感,特别是对庄稼活的超常把式和聪慧悟性,开始显山露水。陈永贵最早的一句名言是:“老的有经验,小的能长大,只要听党话,路子走不差。”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农民气质,真正体现了互助合作精神。“老少组”与“好汉组”齐头并进,陈永贵和贾进财这两位在中国农村发展历史上非常耀眼的地道庄稼汉,一步一步地将大寨引向了辉煌,在充满艰辛曲折的路上,洒满了大寨人辛勤劳动的汗水。

 

1949年全国解放时,贾进财的互助组发展到30户,陈永贵的互助组发展到29户,全村90%的农户聚集在互助组的旗帜之下。1953年,大寨开始试办初级社。同年,贾进财将村党支部书记的担子交给了陈永贵。合作化过程也是集体化发展壮大的过程。初级社开始后,大寨村土地入社,牲畜、农具不入社,而且采取了陈永贵、贾进财分领两个部分人群的做法,陈永贵挂帅的30户组成了初级社,贾进财仍然留在社外,将暂时不愿入社的人继续以互助组的形式进行组织,一直到这些人真正看到集体化的力量和好处,1956年大寨成立了高级社,全村人才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人民公社化时期,大寨顶住了当时的浮夸风,坚持将大寨亩产数字500斤实际上报,这在昔阳县只此一家。而同一时期将玉米亩产报为2000斤、土豆亩产报为1万斤的村子不在少数。

 

当时的山西,李顺达领导的平顺县西沟村也没有虚报产量。陈永贵和李顺达这两位全国最著名的劳动模范,在对待土地、对待粮食产量问题上的态度,的确难能可贵。三战狼窝掌,是大寨人向贫瘠土地开战的关键一仗。大寨地处黄土高原的土石山区,大自然的七沟八梁将一面坡的土地分割得支离破碎。十年造地规划中,大寨人发挥了集体优越性和那个时期“人定胜天”的创造力,初步显示了这个偏僻山村人们蕴藏的惊人力量。陈永贵率领着大寨人发挥集体的力量,改造穷山恶水,治理了白驼沟、赵背峪沟、小背峪沟、后底沟,最后在1957年第三次治理了狼窝掌。大寨人在狼窝掌上筑起了弓形坝,开始平整土地,大寨田多次经受住了洪水的考验。大寨村的事迹引起了当时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关注。

 

1960625,《山西日报》发表社论《陈永贵——支部书记的好榜样》,在全省引起了重视。196383,《人民日报》刊登长篇通讯《在农村阵地上——记昔阳大寨公社大寨党支部和支部书记陈永贵》。大寨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时,又一次更严峻的考验降临大寨。1963828日,华北地区的许多地方遭受雨灾,大雨连续七天七夜,山洪从太行山直泻河北平原,太行山西侧的许多县乡村不同程度地遭受了洪水侵袭。大寨村也遭遇到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房屋、窑洞全部倒塌,梯田、庄稼全被冲毁,庄稼户的存粮也被大水悉数卷跑。大灾之年,大寨村党支部提出“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卖给国家粮食不少,社员口粮不少,粮食产量不少。在党支部的带领下,村民们团结一致共渡难关。大寨的救灾物品调往其他的地方。同时,大寨开始实施新农村建设规划,抢修梯田,重建家园。大灾之年,大寨的粮食总产量达到42万斤,亩产745斤,卖给国家粮食24万斤,社员口粮400斤,各项指标均与上年持平。这中间,大寨村民经历了多少艰难和困苦,洒下了多少汗水和泪水,或许只有亲身经历过的大寨人自己知道。

 

60年代起,大寨村实行了比较合理的工分管理制度。事实上,因为有着超常的吃苦精神和一个好的当家人,在那个对每个家庭来说吃饭是天大事情的年代里,大寨人的生活比邻村要强得多。70年代,大寨标准男劳力的一个工值一块多钱,最多时达到一块五,一个五口之家,一年除了口粮之外,还能分到300多块钱,而邻村一个工才值几毛钱。大寨人除了分粮、分钱,地里摘回的豆角也要分,像那些日子过得细致的人家,一年也花不完这些钱。大寨人在战天斗地过程中总结出一套科学的种田方法,比如合理密植、深种深刨、“海绵田”、“一茬变两茬”、“粗粮变细粮”、“四不专种三不空”等等,使亩产量超过了平原地区良田上的亩产量。像“一茬变两茬”的小麦与玉米套种,产量就可达到1600多斤,其中小麦500多斤,玉米产量1100多斤。大寨农业基本上实现了水利化、机械化,大寨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1964210,《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大寨大队同穷山恶水进行斗争、改变山区面貌、发展生产的事迹。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向大寨学习。

 

中央决定要树大寨这面红旗。为了稳妥起见,在正式作出决定之前,1964420,周恩来委派国家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一行专程赴大寨调查研究,考察实际情况。

 

廖鲁言从大寨回到北京后,将考察情况写成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于5月下旬呈送中共中央、毛泽东阅示。

 

1964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陈永贵作为山西省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在会上,他还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坐在了主席台上,有一次还以大会执行主席的身份主持了会议。

 

周恩来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报告多处讲到了大寨。在这一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作出关于“农业学大寨”的决策,一场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村运动轰轰烈烈展开。

 

由此,大寨执中国农村之牛耳,15年红旗不倒。“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铁人”精神成为时代主旋律之一。大寨,一时风光无二。

 

大寨之路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之路,是不怕苦、不怕累、苦干实干加巧干的大寨人踏踏实实走出来的。大寨之所以能在数亿中国农民中受到关注,除了当时关注大寨、关注中国农业发展的各级领导的支持之外,除了有当时的历史条件成全之外,还在于陈永贵带领大寨干部率先垂范,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有差别、不特殊”的工分评价办法,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困难的环境中没有低头,大灾之后不要国家的救济,先治坡,后治窝,不断推广农业新技术,使粮食作物连年增产,处处体现了大寨人的过硬作风。

编辑:徐维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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