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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时间:2012-06-27 06:57   来源:中国台湾网

  我父亲喜欢老话,其中他最喜欢的是: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在我父亲眼里,就是一切。我们逃到马萨诸塞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为我做准备。

  我们从七岁孩子的《安全法则一○一条》开始:不要吃陌生人给的糖果;不要和任何人一起离开学校,哪怕是认识的,除非他或她能给出正确的密码;不要走近向你靠近的车,如果司机要问路,叫他去问大人。找走失的小狗?叫他找警察。

  半夜房间出现陌生人?要大喊、尖叫、捶墙。父亲解释说,有时候一个孩子要是受到过分惊吓,她的声带可能发不出声,那么就扔台灯,踢倒桌子板凳,将小东西打碎,吹红色紧急口哨,任何可以制造声音的事。我甚至可以毁掉整个房子,父亲答应我。那时,我的父母可没有疯。

  要搏斗,父亲跟我说,踢膝盖骨,挖眼睛,咬喉咙。搏斗,搏斗,搏斗。

  年纪大一点后,我的课程也变得更为复杂。练习空手道增强技巧,加入田径队训练速度,还有更高级的安全贴士。我学会随时锁上大门,即使大白天在家里也是;我学会开门前一定先看看猫眼,以及对不认识的人,一概不予搭理。

  走路时要抬起头,脚步要轻快。与人要有目光接触,但持续时间不要太长,只要足够让对方明白你对环境很熟悉即可,不要引来不必要的关注。感觉不对头,就应该跑向前面最近的人群,跟着他们。

  如果我在公共澡堂受到威胁,要大喊“着火了”——人们对火警的反应快于强奸的呼救声。如果在商场感觉到危险,迅速跑向最近的女性——女人更有可能采取行动,而男人往往不愿多管闲事。如果遇到持枪者,逃跑——即使是最熟练的神枪手,要打中移动的靶子也是很困难的。

  离开家或工作场所时,一定要将车钥匙拿在手里。走向车子时要将钥匙像小刀一样突出放在弯曲的手指之间。如果有陌生人站在身后,务必不要锁上车门。上车前一定要先检查后座。上车之后,要保持车门一直紧锁;如果需要空气,可以将一扇窗户打开一英寸宽。

  我的父亲不相信武器;他从报上看到报道说,女人常会把枪弄丢,反而使自己处于不利。所以直到十四岁我脖子上都一直挂着个口哨,紧急时可以吹响,并总是随身带着球棒。

  但是,那一年,我在当地健身房的初级拳击比赛中击倒了我的第一个对手。因为喜欢自由搏击我放弃了空手道,事实证明我对此还挺擅长的。围观的人吓坏了,被我放倒的男孩的妈妈说我是个怪物。

  父亲带我去吃了冰激凌,说我做得很好。“听着,不是我提倡暴力,但是如果你受到威胁,辛迪,不要退缩。你很强,出手很快,你有做拳手的天分。先出击,再发问。要时刻准备着。”

  父亲为我报名参加了更多的比赛,我磨炼了我的技巧,学会了集中自己的力量。我很快,很强,我的确拥有拳手的天分。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直到我开始赢得太多,而这理所当然会招来多余的关注。

  再也没有比赛,再也没有生活。

  终于,我当着父亲的面把这些话扔了回去:“准备?我们一直在逃跑,这样的准备有什么用?”

  “是的,亲爱的,”父亲不厌其烦地解释,“但我们能够逃跑正是因为我们有准备。”

  星巴克的早班一结束我就直接去了波士顿警察局。离开法尼尔厅 ,我只要走一个街区就可以到地铁站,然后可以乘橘线 到罗格斯大街。我前一晚做了功课,也做了相应的装扮:低腰、破旧的牛仔裤,磨损的裤脚一直拖到地上,一件薄薄的巧克力色的女士背心套在黑色紧身长袖棉衬衫外面。腰上系了一条棕、黑、白、红、蓝色混合的围巾,背着超大蓝花单肩包。

  我把头发放了下来,黑色的头发垂到半腰,耳朵上戴着巨大的银耳环,经过的人可能会认为我是西班牙人。我想这样的装扮对于我下午要去的地方可能比较安全。

  州府大街和往常一样热闹。我将代币塞进投币口,慢步走下台阶,迎面扑来任何地铁站都不会缺少的强烈、浓郁的尿骚味。拥挤的人群是典型的波士顿特征——黑人、亚裔人、西班牙人、白人、有钱人、老年人、穷人、专业人士、工薪阶层、小混混,都在这个五彩缤纷的城市画面上漫无目的地打着转儿。自由主义者喜欢这种垃圾,但我们大多数人只希望能中个大彩,给自己买辆车。

  我看到一位老太太,和她十几岁的孙女一起慢慢走着。我站到她们旁边,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既避免有侵入之嫌,又让我能看到人群。我们都注视着远处的墙,大家都小心避免着彼此的眼神接触。

  地铁终于到站了,大家拥挤着向前,像是粘在一起似的,挤进了这个金属管。然后所有的门“呜”的一声齐齐关上,列车在隧道里疾驰。

  这一站没有足够的座位。我站在车里,扶着金属杆。一个戴着头带、身穿超大T恤和宽松牛仔裤的黑人孩子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那位老太太。她对他说了声谢谢,他说没什么。

  我从一边挪到另一边,眼睛注视着车门上方用不同颜色标出地点的交通图,同时也在十分小心地观察着这个空间。

  离我右边比较远的地方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亚洲男人,工薪阶层,坐在那里,低着头,垂着肩,刚刚辛苦过完了这一天。旁边坐着的是刚才那个老太太,孙女站在旁边。然后是四个十几岁的黑人少年,穿着正式的帮派制服,他们的肩膀随着列车有节奏地摇晃着,坐在那里,眼睛盯着地上,一句话也不说。

  我身后是一个带着两个小孩的女人,女人看起来像是西班牙人,六岁和八岁的孩子却是白人,可能是个保姆,带着两个小孩去公园。

  她旁边是两个十几岁的女孩,都是时髦的都市打扮,编着辫子,巨大的钻石耳钉在她们的耳朵上闪烁。我没有转移目光,而是像雷达似的盯住她们。女孩比男孩更加难以预料,因此也更加危险。男人会先摆出姿势,女人往往直接就冲过来,如果你不让步,她们就会亮出事先藏好的刀猛砍一通。

  我对这两个女孩倒不是很担心,她们是已知的陌生人,而通常将你打倒在地的是那些未知的陌生人。

  罗格斯大街到了,一切正常。车门打开,我离开了,没有人多看我一眼。

  我将包搭在肩上,朝台阶走去。

  我从来没有去过罗克斯伯里 的新警察总部,只听说过有关停车场的午夜枪杀以及人们在大门外被殴打的传闻。显然,新地点的选定旨在改善罗克斯伯里的某种政治命令,至少是想使这里的夜晚更加安全。但从我在网上所看来的,这似乎没什么效果。

  我将包紧贴在身体的一侧,用脚掌走路,做好有任何突然举动的准备。罗格斯大街地铁站很大,拥挤又潮湿。我在人群中迅速地迂回穿梭,显得果断而坚定,因为迷路的人是不可能有这种神情的。

  出了车站,走下一段很陡的台阶,我看到右边高耸的无线电天线,然后心领神会。然而就在我沿着人行道走的时候,身后传来轻蔑的叫喊声:“看起来不错,墨西哥人!想尝尝真正有肉的玉米煎饼吗?”

  我转过身。三个黑人男孩。我朝他们竖起中指。他们只是大笑。领头的,看样子不过十三岁,抓着自己的裆部,现在轮到我大笑了。

  这让他们有点恼火。我转过身,继续走我的路,脚步平静,速度均匀。我将双手紧紧握成拳,好让它们不再颤抖。

  波士顿警局总部很容易就能找到。一方面因为它是矗立于一片正在施工的褐色住宅建筑之中的一栋巨大的、玻璃和金属建成的大楼;另一方面,它大门入口的四周都设置了水泥路障,好像这座大楼实际上是位于巴格达的市中心似的。国土安全 ,让人人周围都是政府建筑。

  我的脚步头一次有些犹豫。既然昨晚我已做出决定,我就决不允许自己再想,我计划过,行动了,现在我已经到这儿了。

  我把包放下,拿出一件牛奶巧克力色的灯芯绒夹克穿上,这是我所能进行的最大程度的改装了。因为这事关重大。我没有证据,警察们只能选择相信或者不相信。

  大楼里,人们在金属检测仪前排着队。负责的警察要求看我的驾照,他检查了我的大包,然后用一种让我主动坦白的眼神上下打量我,是的,我是来警察局走私枪支、炸弹和毒品的。我没什么可说的,然后他让我过去了。

  前台的桌子上,我把那张报纸又拿了出来,再一次核对了警探的名字,虽然,说实话,我已经把她记在心里了。

  “她在等你吗?”身穿制服的警察神情严厉地看着我。他身材高大,留着浓密的小胡子,让我立刻想起了丹尼斯弗朗兹 。

  “不是。”

  又是一番上下打量:“你知道,她这几天很忙。”

  “告诉她安娜贝拉格兰杰在这儿,她会想知道的。”

  这名警察大概没有很留心这个新闻。他耸了耸肩,拿起电话,跟什么人说了我的留言。然后又是耸耸肩,放下电话,叫我等着。

  又有人站进队伍里,所以我拿上包,缓缓走到了长长的拱顶会客室中央。有人在这里放了这个警局的历史展示。我仔细端详着每张照片,阅读着那些标题,在展板前来回走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的双手颤抖得更加厉害。我在想趁现在还有机会我应该马上逃走,接着又想如果能吐出来可能会好受一些。

  终于听见了脚步声。

  一个女人出现了,径直向我走来,小直筒牛仔裤、细高跟靴子、紧身白领的衬衫,纽扣全扣,一把大枪系在腰间的皮套上,脸庞周围是凌乱的金色卷发。她看起来像个封面女郎,直到你看到她的眼睛:果断、直接、表情严肃。

  那蓝色的目光追寻到了我,刹那间她的脸色变了,她看起来像是见到了鬼魂一般,然后她将这里封闭起来。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

  我的父亲说错了,生命中有些事情是你无法准备的,就像你还是个孩子时却失去了你的母亲,或者是在你还没来得及憎恨你的父亲前他却已经早早地走了。

  “怎么回事?”警长蒂蒂华伦问道。

  “我叫安娜贝拉玛丽格兰杰,”我说,“我相信你们正在找我。”

编辑:刘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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