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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时间:2012-06-27 06:53   来源:中国台湾网

  九岁的时候,我爱上了一个咖啡杯。它被摆在小学旁边那家我有时在课后用喝牛奶的钱去买糖果的小便利店里。这是只粉红色的杯子,上面有手绘的花儿、蝴蝶和一只橘黄纹的小猫。还刻着各种不同的名字。我想要安娜贝拉。

  这杯子要三元九十九分,差不多是我两周的巧克力/牛奶钱,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种牺牲是否值得。

  我煎熬般地等了一个星期,直到一个星期四母亲说她有事要办,要晚点来接我。一整天我都战战兢兢,根本不能集中精神,像是即将第一次执行任务的战士。

  两点三十五,下课铃响了。不搭校车的孩子们汇集在砖砌大楼前,像是锦簇的花团。我来这个学校已经六个月了,我不属于任何群体,所以我溜走时也没有人注意到我。那时接送孩子上下学不需要签名,也没有家长志愿者在下班时间义务巡逻,没有安珀警戒 ;那个时候,似乎只有我的父亲执着于那些可能发生在小女孩身上的事。

  商店里,我仔细地挑出那个杯子,一路双手捧着走到收银台。我数出三美元九十九美分,全都是两角五分的硬币。我的手指因为紧张都变得笨拙了起来。

  店员是个老奶奶,问我是不是叫安娜贝拉。

  有一刹那我都说不出话来,我几乎想跑出这个商店。我不能是安娜贝拉,我不是安娜贝拉。事关紧要,我的父亲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说过。

  “送给一个朋友的。”我终于小声挤出几个字。

  老奶奶很和善地朝我笑了笑,用层层叠叠的保护纸将我的宝贝包了起来。

  出了商店,我把杯子塞进背包,放在课本旁边,然后回到了学校。过了一会,母亲开着新买的二手旅行车来了,车后放着食品、杂货,手指在方向盘上漫不经心地敲着。

  一阵钻心的罪恶感向我涌来,我肯定她的目光穿过我背包的蓝色皮革,直视着我的杯子,她十分清楚我都干了什么。

  但是,母亲只问我这一天过得怎么样。我说,“很好”,然后爬上她旁边的座位。她没有看我的包,没有问起杯子的事,她只是开车回家了。

  我把这个粉红色的杯子藏到我壁橱里最高一层架子上一堆穿不上了的衣服后面,晚上当父母以为我已经睡着的时候再偷偷地拿下来。我会把它带到床上,藏在被子下面,在手电筒的光线下欣赏它粉红的、珍珠般的光泽,我会用手指尖轻抚上面那些凸起的小花、蝴蝶和小猫,但多数时候,我会抚摸着那个名字,一遍又一遍地。

  安娜贝拉,我的名字是安娜贝拉。

  大约六个星期后,母亲发现了它。那是个星期六,父亲还在工作,我想我是在客厅看着动画片,母亲想收拾下房子,于是拿下那堆旧衣服准备去二手商店卖——我们大多数东西也都是在那里买的。

  她没有尖叫,没有大喊。事实上我想最后引起我警觉的反而是安静,那种完全的、绝对的安静,没有了平日里母亲在小公寓里走来走去、叠放洗好的衣服、开关碗橱的门和收拾锅碗瓢盆的那种不绝于耳的窸窣、哗啦。

  我从金色的粗呢地毯上爬起来,母亲拿着我的宝贝出现在房门口,她看起来很吃惊,但是很镇定。

  “这是别人给你的吗?”她静静地问我。

  我没有说话,心怦怦地跳得厉害,我摇了摇头。

  “那它怎么来的?”

  我不敢正视她的眼睛跟她说我的故事,我用脚趾蹭着地毯,说:“我看见它,觉得……觉得很好看。”

  “你偷的吗?”

  我立刻摇了摇头:“我把牛奶钱省下来了。”

  “哦,安娜贝拉……”她很快用手捂住了嘴:是要显示她的震惊,甚至害怕?还是要掩盖刚刚说出我名字的不可饶恕的罪恶?

  我不确定。但她随即张开了双臂,我跑向她,紧紧抱住她的腰,嚎啕大哭起来,听见母亲叫我真实的名字感觉真的太好了。我很怀念从她嘴里听到自己名字的感觉。

  父亲回家了。看到我们像同谋者一样在客厅搂在一起,杯子还在母亲手里,父亲立即勃然大怒。

  他从母亲手里一把夺过那个粉红的瓷杯,在空中摇着,咆哮着说:

  “这到底是什么?”

  “我并不想——”

  “陌生人给你的吗?”

  “不,不是——”

  “她给你的吗?”他指着母亲,似乎她比陌生人还要糟。

  “不是——”

  “你到底在干什么?你以为这是场游戏吗?你以为我放弃了麻省理工的职位,住在这个臭烘烘的垃圾场一样的小公寓里是为了某场游戏吗?你到底在想什么?”

  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我只是盯着他,双颊通红,睁大了眼,真想找个地方逃走。

  他又转向母亲。“你知道这个?”

  “我也是刚刚发现的。”她平静地说。她伸出一只手放在他的胳膊上,似乎是想要安慰他:“拉塞——”

  “哈尔,我的名字是哈尔!”他甩开了她的手,“老天,你差不多和她一样不懂事。好吧,我知道如何让这些结束。”

  他冲进厨房,呼啦打开电话下的抽屉,拿出一把锤子。

  “索菲娅,”他声色俱厉,盯着我说,“过来。”

  他让我在餐桌边坐下,将杯子放到我面前,递给我那把锤子。

  “砸了它。”

  我摇摇头。

  “砸了它!”

  我又摇了摇头。

  “拉塞……”母亲哀怨地乞求着。

  “该死!索菲娅,你要砸碎那个杯子,否则你就坐在那儿不准起来。耗上整个晚上我也不在乎,你要拿起锤子砸了它!”

  没有耗上整个晚上,只到了凌晨三点。当我最终砸了它,我没有哭。我用双手拿起锤子,仔细端详着我的目标,然后使出全身力气砸向它,桌子也被我敲掉了一大块。

  父亲和我的问题从来都不是我俩差异太大,而是我们太过相似了。即使那时,也是如此。

  当你还是孩子时,你需要父母无所不能,这个万能的破浪神 会永远保护你的安全。然后,等你到了青春期,你需要父母有些盲点,因为这似乎是你挣脱他们、塑造自我的唯一途径。我现在三十二了,大多数时候我需要我的父亲失去理智。

  这个想法是从父亲的过早离世开始的。事实证明,在他小心翼翼地警惕着各种可能出现的恋童癖、强奸犯、连环杀手之后,最后置他于死地的不是任何恶魔,而是一个过度劳累、英语说不流利的出租车司机。这名司机在威胁着要控告市政没有为“大挖掘”施工工程做出合适的绕道标记而导致了这起令人惊愕的事故,并导致了该司机脊椎损伤以至于丧失了劳动能力之后,就再没出庭受审过。

  我开始想,如果我的父亲终其一生都在害怕错误的事情,那么这只是个小小的问题——去想想到底有没有什么让他害怕的。

  如果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恶魔,没有那个在街上等着抓住小安娜贝拉格兰杰的变态杀人狂怎么办?

  学者们常因为他们聪颖而脆弱的头脑闻名,尤其是数学家。如果这一切都是父亲脑中的臆想又怎么办?

  事实是,回首我们逃亡的那些日子,我从来没有注意到任何异常,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有双眼睛在盯着我,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哪辆车慢下来,里面的司机仔细打量我,我从来、从来没有感觉到过威胁。并且,我想过,相信我,每次我回家看到收拾好的五个行李箱堆在大门口时,我都想过这个问题。这次又是哪里不对了?我又犯了什么罪?但我从来没有得出过答案。

  我的父亲在进行一场战斗,疯狂地,强迫症一般地,全身心投入着。

  我和母亲只是一路随行。

  当我穿过另一个人群拥挤的地铁站,走过充满无数潜在危险的街道重又安全到达目的地时;当我踏上楼梯,步入迅速袭来的黑夜时;当我又一次离开和回到我在北城区的小公寓时,我又想到这个问题。

  我的脚步轻快又坚定,下巴高昂,肩膀舒展。我不仅仅是向潜在的路贼示威,我也是真的为回家而高兴。我期待看到我的狗:贝拉。我知道独自在家被关了一整天后,她肯定也很想见到我。

  我们很可能会沿着水滨跑上一会儿,即使天色已晚而这又是个犯罪猖獗的城市。我们会跑得很快,我会带上一把泰瑟枪 ,但我们还是会去的,因为贝拉和我都喜欢跑步,你能怎么办呢?

  我活着,我还年轻,很难让我不畅想未来。我想有一天我的生意能扩大,或许会雇上两三个店员,租一间像样的办公场地。不光是缝纫,我对色彩和空间有天赋,我想着参加室内设计的课程,打造我自己的玛莎斯图尔特小帝国。

  有时我会想着遇到某个特别的人。我去街道附近的社区小教堂参加集会,认识了一些转瞬即逝的熟人,时不时地我还会尝试与人约会,也许我会坠入爱河,然后结婚,或许,有一天,我会有自己的孩子,我们会搬到郊区,我会种上很多玫瑰,在每个房间画上漂亮的壁画,我不许我的丈夫买皮箱,他会觉得这是古怪而又有魅力的小怪癖。

  我会有一个女儿。在我的梦里,总是女儿,从不是儿子。我要叫她莱斯利安,我会给她买很多很多写上她名字的瓷杯。

  想着想着,不觉已经到了公寓大楼门口。我四下望了望,确保没有陌生人藏在暗处。然后从我紧握的手指尖滑出大门钥匙,打开了这扇陈旧、结实的木门。明亮的灯光照亮了小小的前厅,左手边是一排细长的黄铜邮箱。我关上外大门,把它闩牢了。

  我拿了邮件:一些账单,一些垃圾邮件——好消息是:有一张客户支票。然后我透过内大门的玻璃窗向里看去,确定大厅是安全的。里面没有人。

  我走进大厅,爬过五层狭窄、吱呀作响的楼梯。我已经可以听见贝拉的叫声,她听到我的脚步声,兴奋地在门口呜呜叫着。

  我的幻想里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想一下。在我的梦里,没有人再叫我塔尼娅;在我的梦里,我爱的那个男人叫我安娜贝拉。

编辑:刘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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