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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章 治台有方 彰显能臣风范

时间:2006-07-24 13:58   来源:

 

 

为妥善安置受降官兵、为维护台湾民众利益,施琅将一道道奏疏飞送北京。武功之后,文韬毕现。台湾岛再度发展起来,人口得以增加,生产持续发展,成为一个糖谷之利甲天下的大谷仓。此外,台湾的商业活动日益繁荣,文化教育也空前地兴盛起来……

 

人生到施琅这般年纪,建得施琅这等殊功,该是志得意满了,施琅自然也如是。也许出于夙愿得偿理应功成身退的考量,也许由于对“兔死狗烹”历史经验的忧惧心理,也许两者兼而有之,总之在台湾平定、纳入版图之后,施琅表示了急流勇退的意愿。他在《台湾就抚疏》中上奏皇帝:“兹贼岛既平,臣职已尽,伏乞皇上恩赐召臣回京,俾得时觐天颜,臣所深愿也。”随后在他入台受降时奏呈的《报入台湾疏》中,再次提请康熙准许其回朝养伤。据《康熙起居注》记载,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施琅上疏辞请靖海侯世袭,康熙下旨:卿统领官兵,直入大洋,平靖海氛,勋劳卓著,不必请辞。康熙并特别谕令地方,施琅于沿海岛屿情形无不悉知,一切事宜尽可与将军施琅会商后施行;命施琅继续但任福建水师提督之职,镇守厦门。

 

而随后连施琅自己也发现离不开、走不得,任重道远:继台湾弃留问题在争执尘埃落定之后,相关未尽事宜多多,仍然需要自己尽心竭力,振臂一呼再呼。为此一道道奏疏不断飞马呈送北京。首先是对郑氏政权投诚人员的安置问题,施琅对上,可谓赤心奉国,对下,可谓仁至义尽。本来,清廷在做出永守台湾之决策的同时,康熙二十三年1684)正月二十七日,康熙根据议政王会议讨论的结果,做出了决定:将郑克塽、刘国轩、冯锡范等调入京城,编入旗下;明朝后裔及其余郑氏集团的官员人等分别安插至直隶、河南等省。这些举措有利于清政府接管台湾的政权、稳定局势,也有利于迅速建立和巩固清政府的地方统治。按照这一朝议决定,郑氏兵丁一般应回原籍安置,但后来主持此事的苏拜主张把郑氏部下的四万余官兵一并移往直隶、山东、山西、河南诸省。施琅认为此法不妥。经过利弊权衡,施琅向朝廷上奏了一道《移动不如安静疏》,提出不宜将投诚官兵移徙外省安置。

 

施琅在《移动不如安静疏》中对基本情况做了分析:郑氏集团的核心人物郑克塽、刘国轩、冯锡范等均已迁往内地,明宗室朱桓等移就山东、河南安置,留在福建的投诚官兵已是群龙无首,且郑氏所依赖的台湾业已攻破,其根基已经被拔除,不可能再有后患发生。投诚的郑氏官兵因蒙赦其罪,尽皆欢欣鼓舞,已无二意,对他们大可放心。过去移置于各省的投诚官兵,因不堪艰辛而逃匿者比比皆是,现在所存留者寥寥无几;这些郑氏官兵乃新附之众,其中无家眷的人很多,经远涉长途,必不堪艰瘁,如果逃匿生患,更是麻烦。移驻外省,“沿途搬运,百姓有策应人夫之苦;经过郡县,官吏有备给口粮之费;所到地方,有动拨民房之扰;开垦耕作,有应给牛种农具之资。”如此劳民伤财,不如各返原籍就便安插,“移动不如安静”。

 

施琅不顾群议,独疏入告,一力担当,是因为他洞察到移徙之害,怜惜民生的供应之累,悲悯将士们迁移之苦。施琅的这一意见既有利于稳定刚刚回归祖国的台湾军民的人心,又能为清政府节省大量财力、物力、人力,归根结底是从国泰民安着想,是一项利民利国利君的善举。其惜民情、爱国心、忠君意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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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不如安静疏》引起了康熙的注意,虽然却并未被全部采纳,使部分投诚官兵被迁往山东、河南等地,但仍有大批投诚人员被安排回到原籍,就职、入伍、归农,各听其便,使他们免除了迁徙流离之苦,对当时海峡两岸的社会安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对于投诚官兵中的人材选用问题,施琅同样实事求是地据理力争。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规定:凡投诚人员之功劳未及八等者,一律让其归农。施琅闻悉后,上奏《收用人材疏》,认为这种按功劳取舍人材的方法不妥。用人应不拘于常例,只要是有勇有才之人,就应加以任用。“至于台湾新附人员,亦有勇敢历炼者,一旦弃之,未免屈其已效之力,而辜其归命之心。”如果按惯例功至八等就用之,未及八等就弃之,这是按资格来录用人材,而非以才能的高低来任用人才。功劳未达八等者,其才能未必就不如已达八等者,而功劳已达八等者,其才干未必就高过未达者。施琅进一步指出,朝廷每三年一次的武举考试,其目的“不过欲广搜天下人才”,但选中者虽然弓马娴熟,却无实际之战斗经验,尚需锻炼,而郑氏之投诚人员“此等赳赳武夫,惯精于疆场,用之较有实效”,一经录取,即堪大用。因此,施琅请求对台湾投诚人员酌情加以录用。

 

随着朝廷派往台湾的官员陆续到任,清政府在台湾又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即如何征收赋税。当时,台湾地区的经济,在郑氏时虽有不少的进步,但因长期与清政府对峙,海禁森严,加上连年战乱不休,特别是郑氏政权后期,一切军、政费用皆取自台湾,当局横征暴敛,民众赋税过重,百姓生计艰难,生产自然受到相当局限。

 

台湾纳入清廷的统治后,清政府即令福建官员议定征收台湾的钱粮数额。七月中旬,施琅奉命赴省城福州,与侍郎苏拜及福建督、抚各臣商议台湾应征之钱粮数目。苏拜在主持讨论对台湾的赋税征收时,所议数目与郑氏时期相差无几;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困难,同时规定台湾应向日本贩卖白糖2万石,如若本土所产之白糖不足,则允许到福建购买,再贩往日本,以此办法补足应交之钱粮。施琅不以为然,立即向朝廷上奏了《壤地初辟疏》,阐述对台湾宜轻赋薄税的主张。

 

施琅认为,台湾原住民人数众多,他们以狩猎为主,收入不裕,所能提供的赋税不多,且郑氏政权实行的是屯田制,“兵即为农,农即为兵”。而今台湾回归后,随着各省难民相继还籍、投诚人员移送归家,台湾人口已减其半,形成人去业荒的局面。若按苏拜等议定的数目向台湾百姓征收与郑氏时期相差无几的钱粮,留台汉人的赋税势必增加将近一倍。明郑时期所有用度均取自百姓,赋税沉重,甚至有被迫卖儿卖女以纳粮者,何况清政府所征之纹银,比郑氏集团所征之时银两又加了一个等级,无形中更使台湾百姓负担加重。因此施琅指出了减赋的重要性,他不无忧虑地谈到:如若赋税过重,可能会酿成祸患,届时再行镇压安抚,所花的费用更巨,付出代价更大,而对台湾少征赋税,于清政府毫无损失。况且,当初留守台湾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收税,而是因为其战略地位关乎各省安危。

 

福建购糖,贩销日本,以补所欠之说,在施琅看来正是台湾赋税太高的明证。他尖锐地指出,既然台湾可以将福建的白糖倒卖日本,福建直接运往日本贩卖就行了,又何必要假手台湾,兴此徒劳民力之举呢?施琅诚恳请求朝廷对台湾民众“沛以格外之泽,减以应需之赋”,轻赋薄敛,减免赋税,使百姓能安居乐业,台湾民众必对大清欢呼拥戴。

 

其实施琅在上奏此疏之前,早已向澎湖和台湾百姓表示要减轻赋税。无论是《晓谕澎湖安民示》中下令减免赋税三年,还是《谕台湾安民生示》,宣布取消台湾一切名目的徭役,或是《严禁犒师示》严禁向百姓摊派劳军费用等等,无不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并非权宜之计。如今,施琅奏请减免台湾赋税,是在兑现他的承诺。

 

在施琅的建议下,康熙年间,台湾赋税远低于郑氏时期,也低于内地。这些举措,大为减轻了台湾农民的负担,使台湾百姓深得实惠,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台湾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其后短短的十几年中,台湾经济发展迅速,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兴起,推动台湾走上了与大陆同步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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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台湾以后,是否开海通洋成为当时朝廷内外热议的又一重要话题。

 

  自顺治十三年1656年)以来,清政府长期实行迁界海禁政策。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五省沿海居民被迫内迁数十里,世代居住的土地家园荒弃,人们流离失所。台湾平定后,东南沿海地方官吏纷纷上书要求停止迁界禁海令,让沿海百姓回归家乡。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月,康熙下令开放海禁,并谕令大学士:以前因海寇未平,故令迁界,今海外平定,台湾澎湖已设立官兵驻守,沿海各省以前所定之海禁令,应尽行停止。从此,实行了多年的迁界禁海政策终于得以废除,禁锢了四十年的海疆重新开放,数以百万计的沿海百姓得以结束流离失所的生活,沿海百姓莫不欢欣鼓舞。十一月,康熙遣吏部侍郎杜臻、内阁学士石柱等赴福建、广东两省主持勘展边界事宜,恢复百姓原有的田地产权,从此“展界”成为与原来“迁界”相对应的词汇约定俗成,昭示了升平时代的来临。据《康熙起居注》记载,主持展界的的石柱回到京城向康熙奏称:“臣奉命往开海界,闽粤两省沿海居民纷纷群集,焚香跪迎,皆拥聚马前稽首欢呼,沿途陆续不绝。”可见场面之壮观,民心之欢悦。

 

实行海禁的东部五省,是中国当时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清政府解除海禁,使沿海居民重新返回自己的家园,得以安心从事社会生产。而清政府的展边界、开海禁政策,是在东南沿海无患的基础上,才得以实行和贯彻的。这与施琅平台的功绩和留台的主张是分不开的。施琅为东南沿海展界创造了先决条件,施琅为打破明朝以来的闭关政策做出了贡献。

 

到康熙二十四年,根据各大臣的奏请和发展的需要,清政府先后设立了江、浙、闽、粤四个海关,宣布这四地为对外贸易的港口,并分别设立专职官员,负责海外贸易事务和征收海洋贸易税,为中国正式设立海关之始。厦门以其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对外贸易最为发达的港口之一。四口通商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一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时间长达70余年,在中国对外贸易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施琅作为封疆大吏镇守厦门,看到这般繁荣的情景,一向深谋远虑的他针对开海通洋,又向朝廷提出了防患于未然的《海疆底定疏》。

 

施琅在《海疆底定疏》中肯定了开海通洋的举措,“群生感霈泽之均沾,国家获泉流之至计”,这对几经战乱、满目疮痍的沿海民众来说是打开了一条生路,对发展沿海地区的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施琅主张立严规以限制开海。他指出:“盖天下东南之形势在海而不在陆。陆地之为患也有形,易于消弭;海外之藏奸也莫测,当思杜渐。”四海开禁,所有船只均可出入无禁,此种情形让人可虑,“恐至海外诱结党类,蓄毒酿祸,设有藏机叵测,生心突犯,虽有镇营官兵汛守,间或阻截往来,远隔汪洋,为患抑又不可言矣!”“故安不忘危,利当思害,苟视为已安已治,无事防范,窃恐前此海疆之患,复见不远。”应防患于未然,不可有丝毫的疏忽。

 

施琅还提出在开海的同时加强对海上贸易的管理。此时“数省内地,积年贫穷游手奸宄罔作者,实繁有徒”,如果不设法立规,任其搭载出海,恐内地之人丁将日渐减少。再者,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上来看,还必须防止郑氏的残余势力与沿海商民勾结,卷土重来,不可过于放纵和大意。此外,他强调“思患预防,不可一日废弛”。水师战船“刻限三年小修、五年大修”,而由于使用时间已久,破损在所难免,需要进行修造,“少当于用”,而沿海各地新建的贸易和捕鱼所用之船,则轻快牢固,各种武器装备,比水师战船还要齐备得多,台湾、澎湖又是新附之地,倘或有居心叵测者发动叛乱,即使有官兵驻守,其危害也将难以预料,因而必须严加防范。

 

《海疆底定疏》的重点在于陈述对开海贸易的思想与防患,防患的对象既有内地之奸徒,也有外国之匪盗,此处再次提到对外国势力必须有所节制和防范。施琅在奏疏中提出了加强防范的措施:对通往外国进行贸易的大船,应由各地督抚提进行核定,选取可靠之人进行建造和经营,其余之人可搭载货物,便于征税和稽查。为防内地民众大量外流而着成内地人丁减少,还建议对往返于沿海各地进行贸易和捕鱼的船只,也应加强管理,杜绝海外滋事的情况发生。

 

在奏疏中施琅写道:南面柬埔寨尚有杨彦迪部下黄进百余艘船,北边浙江乌洋还有房锡鹏残党,以及招抚后复叛的刘会手下数十只船游移海洋。另外各省都有不法分子。清政府虽已平定台湾,而其海防的稳定依然困难重重。因此施琅断言,如果以为当下已经安然无事,不思防范,海疆之乱不久就会再现的说法,绝非危言耸听。正是为了宁海靖疆、保障沿海数省展界成果不遭破坏,从巩固清朝统治的根本出发,施琅才一再提醒康熙居安不忘思危、见利不忘防害,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从而提出此“思患与防患”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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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之所以提出严立规矩、限制出海的建议,与其阅历及其留台、巩固东南海防的一贯言行有关。施琅从小生长于夙有海外贸易传统、海上私商出没的泉州晋江沿海,对明末以来沿海私商的走私贩私活动与海盗的骚扰寇乱,明察于心,此时又因平靖海氛劳绩卓著,被授为靖海将军,镇守东南海疆,对闽台乃至东南海防负有直接责任。以施琅之阅历,开疆通海以利民生,他是清楚的;以施琅之职责,宁海靖疆职责所在,他尤其清楚。因此他提出对开海贸易应强化管理,是出自稳定大局的考量。且施琅所反对的乃是“内地之人,听其相引而之外国”,认为盲目往外跑的做法不利国家安定,而绝非禁止大陆民众前往台湾。

 

郑氏归附、台湾平定后,康熙对开放海禁、兴贩贸易是否会滋生事端、危及清廷统治心存疑虑。《康熙起居注》记载,康熙曾亲自嘱咐即将赴台湾上任的第一任总兵官杨文魁:“至于海洋为利之薮,海舶商贩必多,尔须严饬,不得因以为利,致生事端,有负委托。”施琅居安思危、稳定压倒一切、确保闽台海疆宁谧的思想,正与康熙不谋而合。因此,施琅对开通海洋严加限制管理的主张深得康熙的赞同,很快就被采纳。

 

这一年,清廷颁布了禁止大陆移民台湾的三条规定:一、内地商民来台贸易者,须由台厦道查明发给路照,出入船只,严格检查,偷渡者严办,偷渡之船户及失察之地方官,亦依法惩办;二、渡台者不得携带家眷,已在台者,不得搬家眷来台;三、潮惠之地,为海盗之渊薮,积习未脱,其民禁止渡台。为防止偷渡,清廷还制定了严厉的惩处条例。

 

应该说《海疆底定疏》体现了施琅立严规以开禁海的主张,禁止惠州、潮州百姓任意渡台,没能为台湾的开发和建设及时提供充分的人力和财力支援。但依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也应该看到,统一初定,台湾政局未稳,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会采取这种慎重稳进政策的。更何况作为人臣的施琅,面对的是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谨慎君王。

 

统治者最为关心的事莫过于国家的统一和政权的稳定。前者表现在国土主权完整、疆界安宁有序,后者则取决于对百姓的控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对外贸易和居民出入境是统治者最为关切之事的具体体现,当然要予以节制,即使在现代国际社会也是如此。施琅虽主张开放海禁,但态度十分谨慎,管制措施非常严厉,实属形势使然。这些管理措施得以长期贯彻实行,康熙年间从未放松。

 

针对明郑余部作乱、西方强盗觊觎,清政府依《海疆底定疏》而定的限制出海政策,对维护东南宁静、保障开放稳定还是发挥了作用。同时清廷设立府县,加强对台湾的管理和开发,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有序地招徕大陆汉人来台开垦荒地、修筑水利。

 

清朝初年,台湾原住民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亟待开发。清朝统一台湾后,在荷兰、郑氏集团开发台南平原嘉义以南地的区基础上,重点以台南平原为中心渐次向北,辐射四周。随着闽粤移民渐多,中北部荒野得以成片开发。早期移民面临着疾病、台风、洪水、野兽的威胁,承受着饥饿、劳累、贫穷、孤独的缠绕,他们为台湾的发展付出了汗水、泪水、鲜血甚至生命。他们边垦荒地,边兴水利,改善了农业环境,使经济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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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奖励施琅平台之功,清廷将台湾大量的田园赐予他以及随其平台的文武官员作为勋业地,名为施侯租田园,三千余甲[1],其数量之多超过当时台南已垦田园的一半。施琅向租种其田地的佃户征收施侯大租,为此在台湾专立施公租馆,设置管事分掌收租事宜,所收租谷交由县府代行送缴施琅。台南县的将军乡因此而名。

 

施琅的成就必然耀祖光宗、荫及族人,这不仅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目的。此间,不少施氏族人带着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纷纷从大陆迁往台湾开发土地。施琅族侄施世榜,在对彰化地区一带的广大土地进行开垦的同时,从根本上解决了当地用水不足的困难。为使当时的旱地变成水田,他独力着手于水利的开发,经过大约三十年时间、投入大量资金、克服了技术上的各种障碍,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修筑建成台湾著名的水利设施“八堡圳”,其灌溉的地区包括一百零三个庄,为一万九千余甲耕地供水。施琅本人也在凤山县将军坡修筑水利设施。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台湾荒地的开发和农业生产的发展,“福建晋江的施氏在清初台湾开发上扮演先驱者角色,对全岛开发的进展做出划时代的贡献。”[2]当然,施氏在开发台湾的过程中,亦获取了丰厚的经济效益。据《台湾水利史》所载:施世榜建成八堡圳后,“每年所收水租达数万石。”施琅在台仅收租馆就有十处之多,其收获之大可想而知。

 

自康熙二十四年至三十二年的年间,共计新开垦田园八千零六甲,即每年新垦万亩土地,这是台湾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台湾逐渐地从一个尚未完全开发的岛屿,成为一个农业传统经济相当繁荣的区域。从康熙末年起,移民开始大量增加,为台湾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大陆的耕作技术也普遍在台湾推广,当地农民开始精耕细作,再加上雨量充沛,水利发达,气候暖热,台湾新开发的地区逐渐成为丰饶的鱼米之乡。农作物除稻米外,嘉南平原的许多旱田种植了甘蔗、番薯和花生。以浊水溪为界,北部以稻米为主,南部则是稻蔗间作。从康熙中期起,南部甘蔗生产发展起来,农民在水田里种水稻,在旱地里种甘蔗。到秋后和次年初春,收割甘蔗并进入制糖期,乡间遍布石碾,压榨蔗汁,再通过连续熬制成红糖。晚清时,台湾每年输出的糖达六十万担左右,加上岛内消费,总计已达到七十万担左右。

 

经济生产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并最终带动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解除迁界,取消海禁,加之特殊的地理位置,便于海上交通的优越条件,使台湾外贸海外,内易大陆,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台湾地区盛产稻米和蔗糖,但是铸造、陶瓷、纺织布匹、日用杂货极不发达,因此形成台湾供大陆糖米,大陆给台湾陶织的交易场面,经济互补、两岸繁荣。每每大陆船至,码头人声鼎沸,好不热闹。在清政府的特许下,台湾开展对外海洋贸易。施琅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派遣官员率船只十三艘,贩白糖、鹿皮至日本,换回日本赤铜。双边贸易颇有声色。

 

生动的贸易带来运输口岸的完善,台南鹿耳门依明郑时期商运中心之基础,很快发展为较大的港口。官粮、官盐等大多由此出港。随之发展起来的有笨港(今北港)、旗后(今高雄)、八里坌、艋舺等地,成为台湾西部的重要口岸。八里坌地处于淡水河的出海口,与东边的艋舺,成为北部地区与大陆往来的重要港口。这些地方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台湾的商业中心、两岸贸易运输和货物集散地,史称“一府二鹿三艋舺”。

 

文化随经济发展而盛。自统一台湾后,清政府不仅着力开发台湾经济,还大力倡学、重教、崇文。清政府在台湾设有府、县儒学、书院、义学、社学、土番社学及民学六种教育,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有清一代,台湾共二百五十一人中举,出三十三个进士[3],显示出其教育的发展与普及已达到较高水平。

 

施琅不仅武功卓著,而且精通文墨,颇具儒将之风。到台湾后他雅重儒学,热心办学兴教。当时台湾的教育远落后于大陆,为达到敦教化、育人才之目的,施琅平台后即在台南府治西定坊举办西定坊书院。虽规模不大,初创之时规制尚不完备,实际上只能算为义学,但首开台湾举办书院之先河。随即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在台湾各地涌现,私人办学之风渐炽。乾隆年间厦门文化名人薛起凤编纂的《鹭江志·嘉禾里序》指出:“施靖海继位期邦,十年生聚、十年教诲,市井乡都诗书振响,少习长成,甲科辈出;而武职戎功,又指不胜屈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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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氏族人同样热衷其中,或资学、或执教、或办书院。当时考中进士的施琼芳、施士洁父子无意功名,先后辞官归里,应聘主讲于台湾的海东书院。施士洁受聘为海东书院的院长,并先后主讲于彰化的白沙书院和崇文书院,终生教书育才不殆。施琼芳为人开明,随时顺变,讲学不蹈守旧规,设诗赋杂作等课目,拓展学生视野,将自己研究宋明理学心得编纂成《春秋节要》,作为启迪后进之范本。施琅的族侄施世榜置田千亩,充海东书院义产,助书院的兴办,使不少诗集作品传于后世。凡此种种事迹,多见于各类杂文、笔记。

 

施琅对妈祖信仰的传播和推广也是对文化的贡献。征台之前,施琅曾从福建莆田平海澳请来涌泉济师的妈祖神像供奉于船上。后来施琅入台受降之时,船队达鹿耳门,因风浪较大,且鹿耳门水急礁险,据说是妈祖遣神兵在前引导,方使清兵顺利而入。平台之后,族侄施世榜恳请施琅把妈祖神像留在鹿港,施琅允之,还亲奉从平海澳请来的妈祖神像于鹿港妈祖庙的兴安宫,亲书“抚我则后”的匾额。为谢妈祖之恩,施琅偕诸将领捐俸,将原来明宁靖王朱术桂在台南的府邸一元子园亭[4]改建为妈祖庙。这是台湾最早官建的妈祖庙,即现在台南市著名的大天后宫。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为宣扬妈祖显灵助战之功,施琅奏请康熙晋封妈祖为天后。当台南天后宫建成之日,康熙特派礼部官员前来致贺,并宣布加封妈祖为天后。台南的大天后宫是第一座以天后冠称的妈祖庙,规模宏大、庙宇巍峨、艺术雕刻的精品极多,庙中古匾古联之多在台湾实属罕见,该庙成为台湾最有影响的妈祖庙之一,至今善男信女熙攘,每日香火不绝。施氏族人因妈祖信仰对其先辈施琅在统一台湾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对妈祖更加虔诚崇信。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施世榜出资改建了鹿港天后宫,此后使其影响更为增强。

 

移民台湾的施氏族人得益于施琅的荫护,施氏子孙累世成为大富之族,同时为促进台湾生产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做出了贡献。随着入台施氏族人的不断繁衍,现已成为台湾当地的望族之一,主要分布于彰化县、台北市、台北县、高雄市、台南县、台中县等地。

 

由于清廷对台湾采取轻徭薄赋政策,土地的拥有者收取地租有利可图,施琅积极组织并投入资金招募佃户开发土地,租种土地的佃户因地租较轻,也积极开荒破土,从大陆沿海移民于台湾的人日渐增多。到雍正末年,清政府在闽粤移民集居的地方,设立二十个行政中心,成为当时区域性的商业中心。

 

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收复台澎,实现全国统一,到1895年《马关条约》 签订前的两百多年间,台湾发展迅猛。随着移民的不断增加,人口已增至二百五十四万,耕地增至三十五万多公顷,比台湾统一前的一万七千多公顷,增长了二十倍。农业从粗放经营转向精耕细作,台湾成为一个糖谷之利甲天下的大谷仓。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和商业也有较快的发展,对外贸易也大大增加,一批港口城市应运而兴。随着人口的增加,不断有新的城镇出现,为适应行政区建设,全省大兴土木,修筑府县城池,台北、台南、台中、高雄等一批颇具规模的城市渐次出现。1887年清政府划台湾为单一行省,行政区从一府三县增加到一省三府五厅十一县加台东直隶州。刘铭传为首任巡抚,省会从台南迁至台北。

 

施琅的留台主张,初衷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但对台湾社会的治理、经济的开发,于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功莫大焉。

 

 



[1] 每甲约十一亩。

[2] 森田明:《第四二二次台湾研究研讨会:台湾开发势力的诸前提——福建晋江的施氏家世》。

[3] 毛晓阳:《清代台湾进士增补考》,见《台湾研究2005年第3期。

[4] 宁靖王别号一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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