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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章 东山再起 复任水师提督

时间:2006-06-20 09:10   来源:

 

 

正当康熙为水师提督人选寝食难安之际,李光地以其机智应对,打消了皇上的疑虑。康熙二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康熙下旨,任命施琅担任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并加封太子少保衔。施琅激动万分,告别了羁留十三年的京城,以花甲之年再统水师,义无反顾地向着终极目标大步走去。

 

 

李光地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月省亲归里,十一月“三藩”作乱,次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建起兵响应,李光地被困于福建。他收集叛军的情报,将上疏置于蜡丸中,遣家童出杉关奔赴京师,将耿精忠所部之虚实速报朝廷,并尽陈破敌机宜。在密疏中,李光地详细分析了耿精忠所踞的福建地域偏小、粮税稀薄,现已粮尽兵疲、其势已穷的形势,建议清朝的大军应迅速推进,并提出了具体的进攻路线。此疏对双方情形之分析及排兵布阵都很有见地,康熙阅疏之后赞许备至,特谕兵部抄录,令领兵大臣阅读。清军据此而屡次击败耿部,并乘胜追击,长驱直入,一举收复福建各地。康熙十九年八月,李光地奉母回京,皇帝下令其不必候缺,即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心急的施琅闻李光地回京,立即登门拜访,探讨福建形势。李光地的《榕村语录》多次提到他与施琅之间的这次谈话。这是一次极其深入的长谈,施琅详尽地向李光地讲述了自己幼年从戎的经历、与郑成功结怨的经过,让李光地更深入地了解自己勇猛善战、富有韬略,尤其是熟悉海上情形的本领,着重陈述了自己的平台策略,强调武力收台是完全能成功的,并详尽阐述了收复台湾的具体方案。之后,二人对解决台湾问题的策略和方式进行了探讨,并达成了许多共识。在与李光地告别时,施琅特意殷殷嘱托:“上问将,千万为渠(指施琅)留意。”施琅平台的急切之情令李光地感动,其平台之方略更让李光地大为叹服。此后,交往更加密切,政事多有商讨。

 

施琅不仅赢得了李光地的信任,而且增强了李光地在武力收复台湾问题上的信心。李光地认为施琅非寻常之辈,其智略过人,定能力平台湾,因而积极支持武力进兵台湾。正值此时,施世泽与郑军的关系也已弄清,尤其李光地明白施琅与郑氏不共戴天,可保其事清之心忠贞无二,更何况康熙武力收取台湾之心已定,而现任福建水师提督的万正色却顽持招抚之见,对武力征台心怀疑惧,令康熙深感不满。基于多种因素,机智而谙熟于官场的李光地,决定向康熙推荐施琅出任水师提督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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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籍福建的李光地对福建的形势非常熟悉,康熙对他的意见比较重视。康熙二十年1681年)的二月,李光地奏请皇上嘉奖施世泽欲为内应擒郑经之功时,康熙召见了他。《榕村语录》、《施襄壮公家传》等许多史料,都记载了这次对施琅、对李光地、对康熙,甚至对台湾未来的命运都有着至关重要意义的召见。

 

皇帝垂问:“施齐[1]果以内附为海上杀邪?”李光地知道皇上对施琅尚存疑虑,答曰:“施琅既来,琅,海上所畏也。恐我朝用之,故彼用其子以生我疑,不用耳。施齐后得来降,复为海上所得,知其必不能一心故杀之。”李光地的这番话说得十分得体,他只字不提施世泽谋擒郑经之事,却对郑经起初为何让施世泽当官、后来又为何将他杀掉做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解释,明确指出郑经任用施世泽是为了阻遏其所畏惧的施琅复出,实乃反间计谋,而且施世泽也并非真心效力于郑经,从而否定了郑氏是为了企图争取施琅的看法,恰到好处地消除了康熙对施琅的疑虑。同时,李光地强调施琅是郑经畏惧之人,目的是为了让康熙加强对施琅的重视。

 

皇帝又问:“施琅果有甚么本事?”李光地答曰:“琅自幼在行间经历得多,又海上路熟,海上事他亦知得详细,海贼甚畏之。”李光地抓住这个机会,把施琅的军事才能,尤其是善于海战的才干,略微详细地介绍了一番,进一步加深了康熙对施琅文韬武略的了解,对施琅海战能力的信任感。

 

    李光地的推荐适可而止、蕴涵深意,帮助施琅复出迈开第一步。康熙和李光地之间尔后还进行过多次深入的交谈。《榕村语录》中记载了君臣之间的另一次谈话。

 

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李光地上奏康熙:台湾郑氏自恃海上风涛之险,招抚是无法奏效的,建议派遣熟悉海战的南方之兵进剿台湾,并明确提出以剿为主的平台策略。早朝结束之后,康熙单独将李光地和大学士明珠留在殿上,君臣三人对平台事宜进行商榷。李光地首先再次向康熙阐明,郑氏恃险,动辄以“不削发、不登岸、不称臣、不纳贡”相要挟,欲与清廷“约为兄弟之国”,这在李光地看来,“岂有国家如此盛大,肯与兄弟之理?”并以明珠于康熙八年1669)亲赴福建对郑氏进行招抚而终告失败的事例证明,对郑氏行招抚之策绝不可能成功。接着李光地又指出,郑氏内乱已生,尤其是郑氏所依赖的支柱陈永华已死,征讨郑氏适逢其时,并特别强调“必须南兵,习于舟楫,知其形势,乃可用。”

 

    康熙话锋一转,攻取台湾若先取澎湖,存在着三个不利因素,一是郑军以重兵镇守澎湖,清军攻取不易;二是澎湖无水井,清军若驻扎其地,难得饮水;三是澎湖距台湾甚远,清军即使占澎湖,欲攻台湾,于事无补。显然,此时的康熙考虑的已不是要不要以武力征台的问题,而是怎样征台的问题。康熙对先取澎湖、后征台湾的策略存在疑虑,而这条进兵路线正是施琅于康熙六年(1665年)进京任内大臣之时在《边患宜靖疏》和《尽陈所见疏》中提出的,看来康熙早知施琅平海方略,并十分重视,故而将其提出来征询意见。神明英武、雄才大略的康熙,其一生历经无数风波险恶,均能从容应对,唯独对征台之事,向来持谨慎态度,绝不轻易发表意见。何况此事必然涉及到计划的提出者施琅,对方略的重视并不代表对方略提出者的信任,更何况这个方略出自二次降清的汉臣施琅。

 

康熙对先攻澎湖存在疑虑,但这正是他谨慎态度的反映,并不表明他反对先攻澎湖。对此李光地应对道:“是在得其人耳。井少不能久驻兵,至几日尚可有水用。澎湖,他之门户,一失,必内乱来降。”早在康熙六年,施琅就在上奏的《边患宜靖疏》中提出:“盖澎湖为台湾四达之咽喉,外卫之藩屏,先取澎湖,胜势已居其半。若据澎湖以扼其吭,大兵压近,贼必胆寒。”李光地的对奏显然与施琅早年的见解如出一辙,由此可知,二人曾围绕着如何解决台湾郑氏集团问题进行过深入的交谈,否则不悉海战的李光地定然无法奏对。李光地的进言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此后康熙再未对先取澎湖的路线表示过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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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继续商议征台问题,但所说的话题越来越集中于一个人的身上,那就是施琅。康熙的进剿策略,源于施琅之一贯主张。李光地提出需熟悉水性的南方之兵,所用之人要得当,均指施琅。最后,康熙询问李光地谁可为平海之将,起初李光地表示不敢对任命将领这种大事妄言,圣上自有定夺,后经康熙再三催促,他才表示需思量数日,斟酌妥当后即复旨。

 

本来朝对时朝臣就该十分谨慎,而满人统治的朝廷中,身为“贰臣”的汉人就得更加谨慎。对一心举荐皇上曾心疑的施琅,精明的李光地其谨慎程度自不待言。事实上,李光地此番向康熙进言,不过是谈论施琅的才干而已,而荐举征台之将则责任重大。称道施琅的才能与保举施琅攻台,两者的责任大小殊异,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前者不当,最多属进言失实之过,即使因之受到处分,也只是闭门思过而已。而举荐征台之将一旦失当,则很可能导致清军进征的失败,举荐者会因举荐失察而遭殃,可能遭受罢黜,甚至是杀身之灾,同时还会妨碍东南沿海安宁局面的早日实现。也就是说,如若举荐失当,很可能造成害人害己、误国误民的严重后果,因而李光地自然是万分慎重。故意拖延几天再举,除去表明自己认真负责以外,还有让施琅的出场显得更加隆重,为今后的使用提供筹码。

 

而且李光地为施世泽请功、向皇上介绍施琅的本领和才能、力赞施琅为代表的主战派的主张、奏陈台湾可以进取且应从澎湖进兵、指责万正色为代表的主抚派等等看法,主要目的还在于打消康熙用兵台湾的疑虑,促使皇帝自己提出重新任用施琅。这样水到渠成,既办了事,今后又不承担责任。此时的李光地除了知道施琅勇猛善战、富有韬略、熟悉海战等优点与长处,也了解施琅为人孤傲、自负、遇事难以自控的毛病。而施琅与郑氏不共戴天,谁敢保证施琅在征台时会干出什么鲁莽的事情。

 

总之李光地未敢当即向康熙举荐施琅。

 

数日后,惦记此事的康熙主动派武英殿大学士明珠前往询问。李光地作沉思状,答:“都难信,及但计量起来,还是施琅。”随后道出了四点理由:其人全家被郑氏所杀,是世仇,其心可保;其人非常熟悉海上之情形,无人能及;其人富有谋略,不是一夫之勇;郑氏所畏惧的惟此一人,用之则能先夺其气。明珠将李光地之言据实回奏康熙,康熙听后传旨李光地即刻入宫,《榕村语录》记载:“上曰:‘汝能保其无他乎?’予曰:‘若论才略,实无其比。至成功后,在皇上善于处置耳。’上曰:‘若何?’予曰:‘其为人骄傲,若要成功之后,能自敛约,兵民相安,端在皇上自有善处之法。’”

 

一句“都难信”和 “端在皇上自有善处之法”,充分体现出李光地官场经验之丰富。既表现出自己在水师提督人选问题上的认真态度,又高捧皇上使自己不承担今后万一出现的麻烦。由此可见,李光地对举荐施琅也是心有顾虑,因为他担心施琅“为人骄傲”,不敢保证施琅在取得成功后不会发生其他问题。举荐时只限于担保施琅能够平台,不会叛投郑氏,而没有也不便为施琅其他方面的问题做出担保。李光地把施琅列于“都难信”之列,并非“难信”他打仗的才能,而是“难信”他获胜后处理善后问题的能力,惟恐骄狂之气发作,导致兵民不能相安的局面。其实,李光地最初只是说:“至成功后,在皇上善于处置耳。”他本不打算向皇上道出施琅的缺点,因而只是奏请皇上对施琅在平台成功后要妥善处置。可康熙不解其意,要他详加解释。他这才不得已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希望皇上对这位才略优异而又为人骄傲的名将善加驾驭,用其长而避其短,方可达到起用施琅的预期目的,避免祸患出现的可能。李光地这般努力,于公于私,皆可谓用心良苦。

 

    无论如何,李光地总算迈出了帮助施琅复出的关键一步,明确举荐施琅统兵征台。《清史稿》中载有李光地举荐施琅之事:“举内大臣施琅习海上形势,知兵,可重用。上用其言,卒平台湾。”陶元藻在《靖海侯施琅传》中也有记载:康熙二十年,内阁学士李光地又陈台湾可取之情形,力荐施琅之才可用。李元度的《施琅传》也载有此事。由此可见,李光地的保举,对康熙复用施琅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李光地彻底打消了康熙对施琅的疑虑,恰在此时,姚启圣再次上疏举荐施琅出任水师提督,甚至以全家百余口人的性命担保施琅必无叛清投郑之意。足见姚启圣心之诚、情之切、性之拗。而此时水师提督万正色依然固执己见,再次上疏康熙反对进兵台湾。康熙至此终于下定决心,起用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

 

经姚、李二人力荐,施琅终得以面圣。康熙二十年1681)七月二十六日,皇帝单独召见施琅。这次召见对施琅、台湾、清廷均有着重大影响和意义。《八旗通志》记载:施琅独毅然身往,具陈海上情形,度己度彼,条奏甚悉,圣祖大悦,加太子少保,复出担任福建水师提督。《襄壮公传》写道:天子备宴于内廷,召施琅计事,施琅从容稽首,具陈其平海方略,圣上大悦,晋施琅为太子少保,任其为福建水师提督。据《襄壮施公传》的记载更加形象生动,内容大体如此。施琅在觐见之时,自然力陈用兵台湾,信心满怀地表示台湾可平,并急不可待地要求担当率兵攻台的重任,其“度己度彼,指掌条陈甚悉”,自告奋勇的负责态度,令康熙十分满意。施琅的表现充分印证了姚、李二人的推荐。

 

果断的康熙迅速做出了决定。《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二十八日,在文武百官齐聚的朝殿上,康熙帝亲自下谕:“今诸路逆贼俱已歼除,应以现在舟师破灭海贼。原任右都督施琅系海上投诚,且曾任福建水师提督,熟悉彼处地利、海寇情形,可仍以右都督充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加太子少保,前往福建。到日即与将军、总督、巡抚、提督商酌,克期统领舟师进取澎湖、台湾。”此刻,跪伏于地的施琅早已是泪流满面,只说了三个字:“臣领旨!”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且长跪不起。想必施琅此刻心中一定是甜酸苦辣、倒海翻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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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十三年啊!卧薪尝胆、韬光养晦、悉心策划、奔走呼号的十三年。

 

施琅结束了羁留京城十三年的生活,结束了过去,开始了未来。时年施琅六十岁。

 

    康熙不愧明君圣主,敢用善用可用之人,不拘一格;而李光地则机智灵活,举闲不避乡党,不遗余力、光明磊落;姚启圣尤为可敬,与施琅一无交往、素未谋面,为公家的事,竟然敢拿全家上百口人的性命作保,足见其忠勇、自信和决心,古今罕见。

 

据《康熙起居注》中记载:八月十四日,施琅即将启程离京,康熙设宴于瀛台为他饯行,同时赐予他鞍马一匹,又神色凝重地叮嘱道:“尔至地方,当与文武各官同心协力,以靖海疆。海氛一日不靖,则民生一日不宁,尔当相机进取,以副朕委任之至意。”康熙此举一方面表现出康熙对收复台湾的坚定决心和迫切愿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康熙心中的焦虑。自从厦门海战以后,招抚和谈之气氛弥散于朝廷至今不减。而主张武力攻台的只有内阁大学士李光地、福建总督姚启圣、福建巡抚吴兴祚等人,人寡势弱,难有回声。然而康熙力排众议,毅然采纳少数人的主张,启用施琅为水师提督,实施武力进取台湾之策略。不过,对于施琅提出的专征之权一事,康熙却没有允准,而是命其与福建文武各官协同作战,率师东征。此次出兵台湾关系重大,一旦征台失败,不仅朝廷很难再议用兵台湾,郑氏集团将恃风波之险长踞远洋,海疆从此难有宁日,而且康熙还会因此而遭致非议,甚至影响其各项政令的推行。施琅明白皇帝所虑,对圣上的知遇之恩更是感激涕零,自当尽忠报效。

 

施琅请求皇上派御前侍卫吴启爵随同征台,康熙欣然准奏。施琅此举高明,等于主动要求皇上派心腹监视自己,彻底消除皇上的顾虑,同时又得到了吴起爵这样一位有才干之人。吴启爵与施琅相识多年,他机智灵活、善于辞令应对,在军中可以兼任各种交涉谈判、宣传鼓动等工作。施琅对他的才干颇为赏识,带他同往军前,会对平台发挥作用,此乃一举两得之事。经过京城十三年历练,施琅已成为一位老练持重的帅才。

 

施琅怀着报国豪情和雪恨之志,踏上了重返东南海疆之路。车马疾行,施琅回首,作别京城,作别铭心刻骨的十三个春秋。

 

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初五,施琅抵达福州就任福建水师提督之职。

 

施琅到达福建当天,见过福建总督姚启圣、改任陆路提督的万正色等人,旋即赶往厦门前线。施琅深感责任重大,凡事躬亲督促,一面整船造舰,监工制造军械、器械,一面勤奋练兵,亲选将领,同时广泛招揽人才,搜罗熟悉台海形势和海峡风汛之人。他派出心腹密探潜往台湾搜集郑军情报、策反郑军将领,亲审郑军降员,以期从他们那里详细了解郑军在台湾、澎湖的军力部署、郑氏集团的动向,以及民心动态等等,等等。

 

    施琅初到,便有一同安人氏前来投奔。此人名叫陈昂,字英士,世居福建同安高浦,清朝初年,因郑成功迁海滨居民往台,陈昂一家迁居于厦门,后其父兄皆亡,孤儿寡母,生计艰辛,遂废书经商,常年来往于东西洋上,尽识各地风潮、土俗、地形险易之势,对台湾情形更是了若指掌。

 

得知陈昂前来相投的施琅,也效当年曹操之态,急忙之中,倒履相迎,至密室详谈。方苞《广东副都统陈公墓志铭》中曾记载此事,而江日升的《台湾外纪》做了更为详细描述。施琅急问台湾情况。陈昂告知:台湾连年欠收,米贵如珠,灾害频仍,谣言肆起,已是人心大乱。更兼郑经死后,郑氏内部权臣当道,悍将骄横,各将领之间互不信任,猜忌之心已日趋严重,在闻知施琅复出后,更是军心摇动,人心惶惶。刘国轩令镇将中有家眷者统兵来澎湖御敌,其家属尽皆移至台湾安平居住,并严密监视,以防各将叛逃,而那些无家眷的将领,则不论其实力高低,兼令其分守各不紧要之地。对于如此离心离德之军,征澎湖、平台湾可一鼓而下。施琅闻知大喜,信心倍增。自己刚刚复任水师提督就为郑氏集团在第一时间探知,令他甚为震惊,引起了他的警惕。

 

令施琅兴奋的是陈昂献出了他精心绘制的澎湖各地形势图,并详尽介绍了郑军为进一步加强澎、台各地的防御而采取的种种措施。原来,郑军闻知施琅复出,即开始了高度的戒备,加强了防御。郑氏以忠诚伯冯锡范为左提督,驻守鹿耳门,以刘国轩为总督,统率水陆诸军,自副将以下,许其先斩后奏。刘国轩调兵遣将,率部增兵澎湖,总兵力达2万余人,并有大小炮船、鸟船、赶缯船、洋船、双帆船等战船近200艘,分戍澎湖各要地。在娘妈宫、风柜尾、鸡笼山、四角山、内外堑、西屿头、牛心湾等处添筑炮台,在便于登陆的地段,还筑造了矮墙,派兵把守。郑军把防御重点放在澎湖诸岛,形成了海陆配合的防御体系。同时,郑军加强了鹿耳门以及台湾北部的防御,以防清军登陆。从地图上看,刘国轩已将澎湖可停泊战船之处全都设立了炮台,清军舟船难以靠岸,这让施琅深感忧虑。陈昂告诉施琅,刘国轩仅在娘妈宫、东西峙几处布置了重兵,严加防守,但在八罩、花屿等地虽设有哨船,可人数很少,极易攻取,可供舟师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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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复任水师提督之初,虽整船练兵,积极备战,但对进取澎湖最为重要之事——宜用何种风信,心中尚无定见。康熙三、四年率船进征澎湖为风涛所阻而返棹,给施琅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因而对风信的选择高度重视。施琅长期活动于福建沿海,缺乏航行台、澎海面的实践经验,犹对台澎一带风信不甚了解。而陈昂常年往返于澎、台与大陆之间,熟知这一带之水汛、风信。据《台湾外纪》记载:“琅曰:‘宜用何风信?’昂曰:‘澎坐东北,当用西南风可去。’”很显然,陈昂的建议十分重要,对施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促使他最终决定乘南风进攻澎湖。

 

与陈昂一席谈,解了心中惑。他掌握了岛内最新动向,了解了台湾民情和军况,得知了敌方的枯朽之势,坚定了攻台的必胜信心。从此陈昂留于施琅军中,成为施琅的重要谋士。

 

尽管施琅在离京时,曾提出了未得恩准的专征请求,但执着的施琅在刚上任福建水师提督不久,又向皇帝上了复任水师提督的第一份奏章,再次请求康熙赋予自己专征之权。施琅认为,自己既然职任水师提督,故统领舟师征台是其职责所在,而总督姚启圣等人皆为地方大吏,理应镇守各地,留后策应。可以想象,一定是到闽伊始十月初五的接触,使刚刚复任的施琅意识到二人在战略思想上的巨大分歧,否则也不会第二天施琅就离开福州去厦门,更不会再提已经被皇上否定的专征一事。总之,施琅坐定水师提督后,马上就把以全家百余性命为其担保的姚启圣扔到一边。由此可见施琅在性格上表现出的执著和寡情。

 

依当时惯例,施琅之奏章均应抄录与总督知会,因而姚启圣于十月十五日即看到了施琅的疏稿,遂急忙与福建巡抚吴兴祚商议。次日,即与吴兴祚联名上奏《为进攻淡水夹击台湾事本》,反对施琅的建议,要求康熙准许其与施琅同征。姚启圣阐述了同征台湾的四点理由:第一,应分两路进兵,一路由施琅率领攻取澎湖,一路由他率领进攻台湾本岛西北部的上淡水,以形成夹击之势。若攻不下来,这路舟师也可与攻澎湖之军遥相呼应,以壮其威。第二,他多年以来捐资造船募兵、措饷置械,倘若由施琅专征,招募捐造的兵船即不能同往,岂不可惜?(此处姚启圣暗示,若他不出征,他的兵也不便出征)第三,他认为施琅所挑选之征台官兵,陆兵多于水兵,而施琅的职权只是统领水师,如若自己不出海,则陆兵将无人统领。第四,他在出师之前定会将所辖各地之事宜安顿妥当,不会因出海而误事。

 

早在一年前1680年)的八月,姚启圣就上疏表示过率舟师剿灭台湾,永除后患的决心。因为姚启圣经过指挥吴兴祚、万正色夺占厦、金之战后,对渡海征战的勇气大为提高,对打败郑军的信心也大为增强,尤其是在得知郑经病亡、台湾政局发生变化的消息后,感到平台的时机成熟,亲自出征、建功立业的决心更加坚定。可以想象,此时姚启圣得知施琅请求专征时,会是什么心情。他当然会对施琅不满。

 

两人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所奏陈的主张和理由针锋相对。康熙几乎同时接到了他们的奏章,不禁对施琅感到有些不满:一则施琅刚复任就一再要求专征,未免有些狂傲;二则施琅挑起与地方大员之间的争端,不利于台湾收复工作的进行。不过,康熙对施琅锐意进取的态度还是表示了肯定,对姚启圣在福建长时间所做的努力也持赞赏的态度。于是,为同时调动两人的积极性,康熙对各自的意见作了平衡,下旨对原来命督、抚、提等与将军喇哈达、侍郎吴努春合力分领舟师进剿台湾的方案进行了改动,认为吴兴祚负有刑名、钱粮诸事务,不必进剿,即不要求巡抚、水陆提督、将军和施琅同征,但认为姚启圣统帅福建全省兵马,应与水师提督施琅共同进剿,否定了施琅要求专征的奏请。

 

圣旨使姚启圣十分高兴。为展示自己堪当进剿之任,他更加勤勉地督师备战。然而,姚的计划是根据郑经死后不久台湾方面的防御情形而定的,那时澎湖岛仅300余名郑军,淡水、鸡笼甚至无兵把守,且郑军内的宾客司傅为霖等人曾暗通姚启圣,密谋起兵接应。因此,姚启圣认为攻台时机已到,主张十月至十二月乘天晴水涸之时,分兵两路进征澎湖和淡水,并时常催促施琅尽快出兵。事实上,从九月起,郑军侦知施琅即将征台后,已重新调整了防御布署,着手加强了澎湖的防御力量,在淡水、鸡笼也屯兵设防,而且到了十二月,傅为霖等因同谋者之一、建威后镇朱友告发而被杀,姚启圣失去了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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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施琅的情报更加准确。他深知本次攻台的意义非同寻常,各方面都要考虑周全,以目前的备战情况看,攻台不合时宜,反对仓促进兵。施琅上疏朝廷,请求推迟进兵台湾,指出郑军已加强了对澎湖的防守,且冬季海上北风强劲,难以顺利进军,要求延期至次年之三、四月间出兵。施琅的意见获准。姚启圣感叹天不遂人愿,但对能获准与施琅同征充满信心,因而积极配合施琅的工作,练兵筹饷、修船制械,做攻台准备。

 

对施琅来说,延缓出征既可以给练兵整军以时间,又可以体现自己的过人之处,为再争专征权留下机会。施琅接到康熙准予延期出师的旨意后,抓紧了备战。

 

为补熟悉水战的将领缺少之憾,也为给曾经的部下以机会,施琅上疏皇帝,恳请调回原清廷裁撤福建水师时被遣往各地垦荒的何义等三十三名旧部,随征台湾。据《康熙起居录》记载,康熙就此曾向大臣们询问,多有反对之声。明珠奏对:“顷问学士李光地,云福建现今投诚朱天贵等人员甚众,尚无计解散,岂可复行添往?且此三十三人内并无著名勇健之夫。”于是,康熙允准了兵部所议,不发何义等人前往福建。后经生性执著的施琅再三陈请,康熙才改变态度。在攻打澎湖之时,何义等人表现甚为英勇,立下了赫赫战功。其实,依李光地的才识不能不知道清军水兵的缺乏,他出面反对实在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了,现有的冗员尚无计解决,哪好再添人丁啊!因此他们会觉得施琅太过铺排和夸张,太着意渲染水师的专业性了。连李光地这类较为有见识之人都持此见,朝中之大臣们的基本心态可见一斑。

 

施琅笃信兵贵于精,而不在多。因此他对水师之兵丁挑选十分严格,注重使其各展所长,对精通水性者,即让其驾船掌舵,对善战者,即教其攻守之术。为此他亲自时常统率舟师官兵在海上操演,使他们熟悉海上各种风涛,适应渡海作战的要求,以成为海战素养高、作战能力强的将士。

 

舟师作战风向最为关键,台湾海峡四季之中,仅冬夏两季的风力和风向可资利用。施琅对此十分慎重,密遣间谍入台,搜集资料,了解台湾、澎湖的水文地形和风汛潮汐。他与陈昂以及其他将领不断商讨,反复比较东征时趁冬季或夏季风信的利弊。经过广泛的论证,施琅主意渐定,确信乘夏季南风进征澎湖为出兵东征的最佳选择,能收到出奇制胜之效。

 

海上气候瞬息万变,与陆战相比,海上作战胜败更容易受气候影响。在气候不利时强行进兵则难以取胜,而一旦出现有利的气候条件却未能及时进兵,则又将贻误战机。海上作战不仅要求统兵者有勇有谋,熟悉海上气候变化的规律,更重要的是拥有战场决策权,可以视敌我双方的情况和气候变化,机动灵活地决定进兵的时机、路线和战术,不能事先限定渡海征战时日,应允许统帅自行选定进兵时机。如若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每行一事,要在领导层内先行讨论,共同决策、共担责任,尤其是在其中有人不习风信的情况下,不仅容易彼此掣肘,坐失良机,甚至可能为协调各种意见,做出折中决定。而战场上不胜即败。施琅联想到自己在康熙三、四年时,与周全斌等两次率兵征台,由于自己无权决策,无法等待出兵的有利时机,被迫奉命而行却招致失败的惨痛教训。前车之鉴,施琅决不想重蹈历史覆辙,遂决心不放弃争取专征权,还要据理力争。

  



[1] 施琅之子施世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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