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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时间:2012-12-13 08:00   来源:晨报周刊

  序言

  序:重构晚清记忆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一百年,也就是说,大清王朝成为历史陈迹已有一百年的时间了。相对于大清王朝两百多年的历史而言,一百年绝对不算短,然而对那段历史,尤其是晚清十年、二十年的历史的研究,我们似乎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得要领。

  晚清的历史有些显然被妖魔化了。第一次妖魔化,来自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主义者。他们在甲午战争后发出了政治革新的呼吁,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变革,然而这场急风暴雨式的政治变革在1898年秋天戛然而止。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是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不经审判而被诛杀,确实是清廷之过。人们因此也对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寄予了无限同情。

  毫无疑问,康有为、梁启超等政治流亡者某种程度上滥用了人们的政治同情。他们在那些年,捏造了一些政治谣言,其中最重要也是造成后来理解这段历史出现困难的谣言,就是清廷内部不是存在着两种声音,而是存在着两股政治势力,甚至是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他们推崇和拥戴的光绪帝,他被塑造为改革的化身、进步的希望;另一个则是他们竭力反对和抵制的慈禧太后,她被塑造为政治上的守旧者和顽固派的领袖,是近代中国一切罪恶的根源。

  显然,康有为、梁启超对晚清历史的某些妖魔化并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即便是梁启超也在后来有所反省,认为他的那些表述是激情大于真实,只是一种现实政治的宣传,不能作为历史来看。

  然而,由于接续政治改良主义的革命派,同样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清政府,因此他们虽然没有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刻意渲染清廷内部的两种势力,但是他们接续政治改良主义者对清廷的批判,将清政府作为一个整体,视为近代中国一切罪恶的根源。因而在某些革命党人的眼里,不仅慈禧太后是政治上的顽固派、守旧派,即便那个被改良主义者奉为真理化身的光绪帝,也不过是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政治小丑。

  改良主义者和革命党人对清政府的批判,如果从政治史的层面去理解,应该说是没错的,作为斗争的双方,他们当然要对清政府持严厉的、不妥协的批判立场。然而一百年过去了,如果我们还是继续延续改良主义者和革命党人对清政府的批判,显然不利于获得历史的真相,只能继续处于云山雾罩之中。

  其实,如果我们抛开既有成见,从总结先人治乱经验的角度,站在理解与同情的立场上反观晚清,我们可能就会得出不一样的认识,或许就能够对我们自己民族的历史抱持一种适度的敬畏、敬意与温情。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晚清七十年的历史当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算起。列强通过这场战争强行进入中国,强行将中国拉入世界一体化的轨道,中国在屈辱中被迫踏上了走向世界之路。经过1860年之后长达三十年的向西方学习,应该承认大清王朝已经从先前的衰败中走出,正统史学家说那些年是历史上的“同光中兴”,或许稍有夸大,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到19世纪90年代早期,大清王朝确实恢复了一些往昔的气势与实力,确实敢于对列强开口说不,动辄表示不高兴了。

  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其实只是将中国推向一个正常国家,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是一个正常国家。经济实力的突然增长使那时的中国人产生了莫名其妙的虚骄,然而经过一场并不太大的军事冲突,庞大的中华帝国重演了半个世纪之前的悲剧,竟然被东邻小国日本轻而易举地打败。

  东邻日本在过去一千多年中始终是中国最忠实的学生,只是到了近代,西方势力东来之后,才突然转身向西,脱亚入欧,经过不到三十年的发展,竟然真的在远东建立起一个西方式的国家,并一举成为中日战争的战胜国。

  对于日本转身向西脱亚入欧的选择,中国人自始就不以为然。聪明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不认为西方的东西值得全部照抄照搬,更不值得尽弃其学而学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强调文化自觉和文化的主体性,强调中国之所以学习西方只是适应形势,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中国的政治体制、纲常伦理等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和优长之处,这是中国文明的财富,自然不能随便丢弃。所以,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同时,并不愿意像日本那样追慕西方政治体制、改造自己的政治体制。

  一个庞大帝国败给小国,实在是一件太跌份的事。知耻而后勇,是中国圣贤几千年的教诲。所以在甲午战争后,中国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之后再出发,其目标、榜样,就是那个素来被中国人瞧不起的“小日本”。稍后所发生的“维新运动”,很显然是要模仿日本的明治维新,要像日本那样重构一个全新的国家体制。

  中国走向维新之路当然是一个正确选择,然而中国人的焦灼意识和世纪末的恐惧在那时非常强烈。日本人用差不多三十年所做的事情,中国却希望三年完成,这就不免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和社会恐慌。激进与保守、稳健与鲁莽,在1895年之后成为国内政治路线的一个重要分野,上自朝廷,下至百官,在这些方面大概都是各有各的看法。这并不是非常奇怪的事。

  然而,康有为不这样认为。康有为的焦灼意识使他认为朝廷内部有一个顽强无比的守旧势力,因而中国要进步,只有彻底摧毁这个守旧堡垒。他不仅这样认为,而且这样做,于是在1898年秋天,他试图运用暴力手段去消解和平变革的障碍,不意被清廷反手打倒,清除出局。

  清廷以暴易暴的强势镇压,不仅严重挫伤了改革者的政治热情,而且使清廷内部的政治势力发生了异变和调整。作为大清王朝统治集团的满洲贵族在这之后确实在思考一个问题,即中国的变革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们不愿重演戊戌年间的政治故事,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一切变革都必须以维护满洲贵族统治为前提,任何有可能损害满洲贵族集团利益的行为都必须制止。于是,在1898年之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逆转,统治者试图利用排外主义情绪化解国内危机,然而事与愿违,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差一点葬送了大清王朝的江山。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在列强的压力下,在全球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新政、预备立宪、钦定宪法,等等,在短短十年间相继出现,中国距离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不过一步之遥。

  当然,任何政治变革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任何政治统治者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都很难持久地主动变革。政治变革的压力往往来自于政治反对派。在大清王朝的最后十年,真正推动清政府进行大规模政治变革的动力,其实就来自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人。革命与改良确实在那十年间进行着激烈赛跑,改良终于在各种利益集团的内讧中走向终结,孙中山原本“一个人的革命”最终成为一个民族的自觉和统一行动,清政府终于用自己的手将自己埋葬。

  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变革是真诚的,也是有效的。只是这场变革毕竟是在与革命赛跑,因而在那十年间,双方的相互攻讦在所难免,相互夸大的指责往往掩盖了历史真相。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书写的,因而我们在民国之后的历史记忆建构中,看到的只是大清王朝腐败反动的一面,真实的历史就这样被善意妖魔化了。

编辑:刘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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