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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斯特拉斯堡的早年岁月

时间:2013-10-14 13:37   来源:中国台湾网

 

  1899年7月底,我返回斯特拉斯堡,参加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在论文答辩中,齐格勒和文德尔班两位教授都认为我发挥得不好,大失所望,明显低于论文水平。这也难怪,我在史坦普的实验上耗时过多,以致无暇备考,加上仅看原著致使教材没有吃透。

  该书于1899年末最终出版面世,书名为《康德的宗教哲学:从〈纯粹理性批判〉到〈纯粹理性界限内的宗教〉》。

  齐格勒认为我有资格出任哲学讲师,为此他多方努力。不过,我却决意发展神学事业。他暗示,假如我成为哲学讲师,在众人面前就不便再积极从事传教工作。人各有志啊,传道是我的必然选择;每个礼拜天面对芸芸众生宣讲生命之真谛问题,不亦乐乎。

  此后我留在斯特拉斯堡。虽然不是学生了,我还是被获准逗留在圣多玛斯神学院的威廉宿舍。从屋里向外,可以看见树荫婆娑的宁静花园。学生时代在此几多欢乐几多忧愁啊,此方宝地于我即将开始的事业,似乎再适合不过了。

  博士论文校改一结束,我便开始争取神学文凭。尽快拿到文凭是为了把高尔奖学金名额让给另一名符合条件的学生,我的好朋友耶格,他对东方语言颇具天赋,后来当上斯特拉斯堡新教中学校长。遗憾的是,他最终也没有获得这笔奖学金,早知如此结局,悔不该匆忙结业,我该四方游学,或可远至英国大学进一步学习和研究。

  1899年12月1日,我谋得斯特拉斯堡圣尼古拉教堂实习牧师职位。通过第二次神学考试之后,我出任副牧师。第二次神学考试一般由年长的牧师主考,1900年7月15日我只是勉强通过考试,因为忙着撰写神学文凭论文,疏于复习考试指定科目。幸亏牧师长老威尔大力提携——他对我在教义史方面的学识赞口不绝——才侥幸通过考试。令我耿耿于怀的是,试卷中有关赞美诗作者的生平情况,我真的不甚了解。

  圣尼古拉教堂有两位年长却神清气正的牧师,一位是尼特,父亲是根斯巴赫教堂的前任牧师;另一位是格罗尔德,我舅舅的好友(舅舅身前任职于圣尼古拉教堂,可惜天不假年)。在教堂我做他们的助手,代理下午的礼拜、儿童主日学,以及坚信礼事宜。

  在教堂工作,我感到无比荣耀、其乐无穷。下午的礼拜信徒到场的不多,我便模仿当年父亲的布道方式,尽量与他们互动交流、亲密无间,既可充分表达意愿,又能获得比上午的礼拜更好的效果。即便如此,今天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讲话依然会感到紧张胆怯。日久岁深,两位年长牧师现身布道的次数越来越少,我在上午讲道的机会越来越多。因为提前将布道讲稿仔细斟酌、详细写就,临场讲道时我不会和尚念经、照本宣科,讲得往往与原稿出入巨大。

  下午的礼拜,我感觉,不是正规的布道,只是简单的祈祷仪式而已,因此时长较短,致使若干教友心生不满,投诉至“教士督导办公室”。负责人尼特牧师把我叫去问话,及至见面,他竟然如我一般显得十分尴尬。

  他问我该如何回复那些心存不满的教友,我说,告诉他们我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助理牧师,于经文无补的话不愿多说而已。尼特听了,善意地提醒我:讲道至少应该超过20分钟,随后他便转身离去。

  尼特牧师是虔信主义之正统派的化身,而格罗尔德牧师则代表自由派,两人观点或许相左,但和谐共处、合作愉快,无论何事皆可圆满达成。这间地处圣多玛斯神学院对面的小教堂,虽平淡无奇,却也成就斐然。

  数年之间,只要周末无事,我都会折返根斯巴赫为父亲顶班工作。此外,每周3天的晨课结束后,从11点到12点,我都要带领男孩们上坚信礼课程。我尽可能地为孩子们减轻课业,让他们的心灵与精神享受轻松和愉悦。课末最后10分钟,我会引领他们朗读《圣经》及赞美诗,希望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他们的人生。我的目标是把福音的真理植入孩子的心灵和思想,让教义的星星之火照亮孩子们的心灵,为他们筑起未来抵御反宗教力量之坚实长城。我试图唤醒他们对教会的爱、对礼拜仪式精神抚慰的渴望。我教导孩子们,在遵从传统教义的同时,也要坚信使徒保罗(PaultheApostle)之言:基督精神所栖之所,皆有自由。

  庆幸的是,我获悉,当年在孩子们心中撒播下的星星之火如今几成燎原之势。他们感谢我将基督教的基本原理以欢乐却又理性的方式根植其心。这种方式非但无害,反倒效果奇佳,以至强化了他们的宗教信仰。从讲授宗教课程开始,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确实子承父业,有几分善为人师的素质。

  在圣尼古拉教堂工作期间,我的月薪有100马克,不多不少,够我开销了,因为圣多玛斯宿舍的食宿特别便宜。

  这份工作的一大好处就是,我有时间钻研学问和研习音乐。两位牧师惠许,我在春秋两季孩子们放假时可暂离斯特拉斯堡,不过我得找到布道者替我顶岗。可事实上,即使找不到人,他们也会为我代班。因此一年下来,我可以休假三个月,一个月在复活节之后,另外两个月是在秋季。春假,我通常都去巴黎,继续追随维多尔学习音乐;秋假,我一般回到根斯巴赫看望父母。

  数次前往巴黎,我结交了许多真挚好友。初识罗曼?罗兰 大约是在1905年。一开始,我们仅以音乐家的身份相处,后来逐渐喜欢上彼此的人格特征,于是成了要好的朋友。

  里希坦柏格虽是法国人,却对德国文学颇有心得,我们彼此情深意重。1818年回到斯特拉斯堡,跟我学过音乐和哲学的敏德同学,对德法文学颇有研究,可以说继承了里希坦柏格的地位,成为我的另一位挚友。

  此外,一次不期而遇令我难以释怀,时间是20世纪初某个春风宜人的早晨,地点在狭窄的圣雅各路上。当时,我雇了一辆马车急忙赴约,狭窄的街上各种交通工具堵塞得水泄不通。我一脸无奈,缓缓前行之际,突然为眼前一台敞篷马车上的乘客所吸引。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那顶考究的高帽(当时法国人还戴着高帽),接下来看见的是颗无论如何也算不上优雅的脑壳,十分怪异的脑壳。但仔细端详之后——交通堵塞,还得煎熬一段时间——我对那颗脑壳竟然产生了一种向往。我感受到一种精神的高尚性与面容的怪异性的强烈反差。此人散发并弥漫出一种跌宕不羁且朴实无华的气质,又呈现一种无悔无惧的刚毅,我实在未曾见过这样的人。凝眸之际,憬然有悟,他就是那位久闻大名的克里蒙梭 。后来我听说,塞尚曾试图为克里蒙梭画像,再三试画后,只得放弃,因为他“无法为这样的人画像”——我是深得其中滋味啊。

  新纪元的第一年,我在巴黎外语学会用德语做了一系列关于德国文学及哲学的演讲。记得当时演讲的话题涉及尼采 、叔本华的思想,豪普特曼、苏德曼 的作品,以及歌德的《浮士德》。1900年8月,我正在备讲尼采时,噩耗传来,他死了,死亡终于解放了他。

  那几年对我后来的创作影响极大。平淡中岁月一晃而过。幸好,我比较专心,能够井然有序地工作,不敢有一丝懈怠。

  因为时间和经济拮据,我很少出外旅游。1900年,我陪同大伯母到奥白安美角观看基督受难剧 。舞台布景比受难剧本身更出色。从《旧约全书》摘取的几个情节,舞台演出效果的差强人意,表演过于戏剧化,剧本有问题,以及俗气的配乐,一切皆令我不敢苟同。倒是演员们对角色的投入,那份热诚、那份热情,深深地触动了我。

  受难剧演出本应成为一种宗教活动,用简洁明了的方式呈现于村民。也许是因为观者如潮,为了调和众口被迫偏离了原来的模样,变成了舞台剧。在我看来,确实不太合适。不过,任何尚能感悟生命、重于精神文明的人都得承认,尽管受难剧变形了,奥白安美角纯朴善良的人没有变,他们依旧在虔诚地、投入地演出。

  若手头略为宽裕,我会动身参与拜罗伊特音乐节,以接受心灵的洗礼。在斯特拉斯堡撰写有关巴赫的书籍时,我认识了珂西玛?瓦格纳夫人。她对巴赫的感觉很好。我对她说,巴赫的音乐总体是描述性的,夫人对此感觉诧异惊喜。有一次,夫人到斯特拉斯堡探望著名教会史学家费克,请我去新教堂用一台精致的摩克林管风琴 演奏巴赫的圣咏前奏曲,来阐释我的观点。那次她还给我讲了许多故事,都是有关她年轻时接受宗教教育,以及后来皈依新教的逸事。然而,无论我们见面多么频繁,在这位气质高雅、才华出众的知识女性面前,我总也克服不了临场羞怯的心态。

  至于齐格弗里德?瓦格纳(珂西玛和理察?瓦格纳之子),他在许多方面都非常杰出,让我最欣赏的是那温文尔雅、谦逊质朴的个性。在拜罗伊特音乐节目睹过他勤勉工作的人,莫不赞声不绝,无论工作表现还是处事方式。他创作的乐曲,动听悦耳,意义深远。

编辑:杨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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