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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十级伤残骨折:换不换人工关节?

时间:2013-11-08 09:19   来源:中国台湾网

  1 ﹒ 我被偶然“灾难了”

  2005 年 4 月 7 日,晚。像往常一样,我早早地上了床。黑暗中,电话铃响。我侧身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这个动作我做了几十年,就像触摸一个沉默的老朋友。

  “晚安,再见。”

  夜晚的电话不是要好的闺密就是家人,因此,最后的问候总是带着温馨和一丝不加掩饰的倦意。我从床上下意识地再次侧身,想把话筒放到床头柜上。

  “扑通”一声,我直挺挺地从一米高的床上跌到地板上。

  一瞬间,大脑是空白,甚至是半醒半睡的蒙眬状态。

  但片刻后,一阵撕心裂肺的痛,电击般涌上全身。额头的汗珠滚落脸颊。

  一阵恐惧过后,我定了定神:我怎么了?恍惚想起刚才我是躺在床上打完电话,侧身想搁话筒的。因为没开灯,再加上我的床是加高的,第一次没放准。于是,我加大了侧身的幅度,再次放电话的时候,整个人摔了下来。因为怕冷,我的双腿被盖着的睡衣死死地裹着。

  我想爬起来:先试着侧左边身体,不行,钻心地痛;又侧右边身体,也不行,还是痛得不能动弹。我再一次陷入恐惧: 糟糕!出大事了!”

  眼前闪现出一个人:残疾体操运动员桑兰!我瘫痪了?!我赶紧向在隔壁书房里看电视的先生呼叫。

  先生跑过来开灯,想扶我。但我真的站不起来,只能坐在地板上,大汗淋漓,钻心的疼。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偶然的偶然的一个寸劲,把我的双腿摔断了!

  先生问是怎么回事,我已无力回答,只催他快点让我上医院。

  在去医院的路上,我懊恼地想:天黑,我为什么不开灯?为什么要躺在床上打电话?为什么腿上要盖睡衣,以至于摔下来时让我丧失了双脚撑地的能力?只有 55 岁,我的骨头就会如此不堪一摔,钙片吃少了吗?但凡骨折患者,都会在第一时间自我检讨的。因为骨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当然,这世上没有后悔药,只愿接下来的求医之路,顺利些,再顺利些。 让倒霉君,滚蛋吧!

  医院骨科急诊室里,病人不多,给我接诊的是一位 30 多岁的女医生。她听我主诉后,让我先拍片。

  十分钟后,放射科医生将我的片子与报告单递到我手上。看到报告单上的结论—左腿股骨颈骨折,我心情反倒轻松了,是骨折,不是瘫痪,不幸中的大幸。当时,我全然不知这“股骨颈骨折”在伤残鉴定时属“十级”,可怕的是它完全有可能引起一种不死的癌症—股骨头坏死。

  女医生看了我的片子,说:“你左腿股骨颈骨折,还好没错位。住院。手术。打钢钉内固定。绝对卧床 120 天。”她一口气说了 5个句子,将我的病与整个治疗过程交代完毕。然后拿起笔,在准备开住院单时,才想起把脸转向我。

  “医生,我不开刀,打石膏,行吗?”一听要开刀,我害怕,声音有些颤抖,近乎哀求地问。医生反问我:“打石膏从腹部开始打到膝盖,卧床 3 个月,你说行吗?”我心想,这的确也是很恐怖的。

  “那我就躺在床上 120 天,让断了的骨头自己慢慢长。”我还是害怕手术,所以回答得有点幼稚。

  “那你签字,将来股骨头坏死,自己负责!”这“股骨头坏死”的“死”字,听着让我更害怕,女医生突然转脸对着我, 如果你同意住院开刀,我可以安排我们的骨科主任主刀,他是刚从上海长征医院骨科调来的。”显然,说这话的语气温和多了。

  长征医院骨科在上海是著名的,再加上主任亲自主刀,这两条信息增加了我对这家以中医为主的三甲医院手术的信任度。但我身体有诸多的基础性疾病—心脏病、高血压,还有胃肠病,能扛得过这种全身麻醉的手术吗?我得向第三方求证。

  于是,我对医生说: 让我想想吧。”我将轮椅摇出诊室,在走廊上用手机打了两个电话。一是将病情向我的一位外科医生朋友通报,咨询是否非要手术,能否保守治疗,答案是必须手术;二是就我的心肌缺血病史咨询我的心脏病医生朋友,做骨科手术有没有风险,答案是一般没问题。解决了心里的两个问号,我将轮椅重新摇回医生的诊室,拿了住院单。

  近 10 点时,我被推进了该医院的骨科病房。

  这是间小病房,只有三张病床,病人少,安静。在上海能如此顺利地住进病房,还真是件幸事。我是 1 床,2 床上的病人没动静,估计已经睡了。可 3 床的床头灯还亮着,在输液。向我交代“入院须知”的值班护士,站在我床边轻声说,3 床今天手术,大约后半夜才能完成输液。我好奇地问护士: 她是什么病?”护士告诉我:“右腿股骨头部分坏死,骨科修补手术。”又听到不想听的信息:股骨头坏死。护士关照我仰天睡,病腿不要动,这安眠药睡不着时吃,有事打铃呼叫。说完,她轻轻带上病房的门,离开了。

  躺在病床上的我,辗转反侧,有两件大事必须马上沟通。一是明天我的课怎么办?大学不像中小学,校内一般很少能找到本课程的代课老师;二是下周上海市公共关系协会举办的论坛,作为主讲人,我的姓名早已广而告之了,该如何救场?我这一跤,摔得真不是时候。看看时间,已近子夜了,斟酌一下,还是将两条紧急的短信发了出去,好让对方及早准备。我这才服了两片安眠药,刚刚进入迷糊状态,就被 3 床喊伤口痛的声音弄清醒了。睡在 3 床旁边长凳上的丈夫立即起身,用手指摁了一下她枕头边上的“镇痛泵”。

  不一会儿,她起了鼾声。

  我思忖,这镇痛泵真好,有了它,我手术后刀口疼的恐怖不会发生了,这不,又多了一份安心。可不知过了多久,3 床又叫了,她丈夫起身重复刚才的动作。一整夜,她和她丈夫就在干这事。当然,我也就陪着,安眠药无效。

  黎明时分,3 床丈夫打铃呼叫护士,责问镇痛泵怎么失效了,护士说,你们使用得太勤,这样本可以维持 48 小时的镇痛泵,提前一半时间就将镇痛药水用完了。再痛只能服止痛片了。

  护士这话让我紧了紧被子,对手术后疼痛的恐惧又上升了……

  2 ﹒ 换不换人工关节

  早上 8 点半,医生开始查房。

 “这就是刚才那张片子的病人。”站在最前面的一位眉清目秀的中年男医生,对着我的病床,向他背后的医生们说话。我判断,他肯定是那位从长征医院调来的骨科主任。看来,他们已经讨论过我的病情了。

  “你要手术的,是‘头下型股骨颈骨折’,跟你直说吧,如果采用打钢钉内固定的保守治疗,预后比较差。所以,我看你还是换个人工关节吧,省得卧床 120 天。换关节的话 14 天后就能下床活动了。”

  14 天就可完事,太好了,没等他说完,我就微笑着一个劲地说:“谢谢,谢谢!”

  主任对旁边的年轻医生下医嘱: 给她做个牵引,手术安排在下周一。”接着,就把脚步移向了下一个床位,一群医生尾随着他。

  “下周一才做手术,那我还要再等三天。”我嘀咕着。家人着急给我出主意,赶快找找熟人,送点红包。我不想这样做,不是吝啬钱,那是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就是不愿意呗。

  自身骨科医学的“零知识”状态,让我无法与医生对话。“开刀”不是“吃药”,可以在吃药前,仔细研究该药的说明书,最后你自己决定这药该不该吃。今天主任医生要我置换人工关节的这种“休克疗法”与昨晚急诊医生说的“打钢钉内固定”这种保守疗法,显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治疗思路和手术方案。这两种方案在我身上的利弊,我茫然无知,所以就丧失了话语权,更不用说选择了。我思绪有点乱,心里很不爽。

  骨科病区里每个房间都有一位固定的护工,我们这房间的护工姓孙,30 多岁。人长得清清爽爽,原是江苏镇江务农的。小孙已在骨科病房干了 5 年,她所见所闻积累的骨科知识是可以给我上课的。

  我见小孙这会儿正闲着,就招呼她,与她聊了起来。她告诉我,凡是股骨颈骨折打钢钉内固定的,一般术后一年半,就可以住院进行手术将钉子取出来,所以,很多人打钢钉不选择进口的钉子,反正要取出来的,这样可以省很多钱。现在病区内就有好几位是术后一年半来拔钉子的。“麻烦你能请他们过来吗?”我开始就地取材收集这一方案的第一手信息。

  小孙真能干,找来了三位病人,都是女病人。也许是女人比男人易骨质疏松,所以一旦摔跤,股骨颈就易断裂。这不,她们中有下雪天穿高跟鞋摔倒的,有在单位食堂吃饭时被地上的油水滑倒的;还有一位是在自己家的打蜡地板上疾走倒地造成的。她们的病情基本与我差不多,所以我第一个需要解决的疑问是“为什么你们都不换人工关节?”她们的回答是一样的:医生没有要求我们。是啊,如果医生要她们换人工关节,她们是不会不听医生话的。然后我又一一请教了术后的康复方法,真是如获至宝。交谈后,我基本过了“打钢钉内固定”这种保守方案知识点的扫盲关。

  医生是专业的,我还想找医生聊聊,但请医生到我病床边来,这任务显然有点为难护工小孙。我打铃呼叫床位护士,请她帮我找一下医生,随便找哪位都行。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位年轻的进修医生,我请他告诉我,这两种方案在我身上的利弊。他支支吾吾的,说得

  很不清晰,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他的知识盲点呢,还是他不想在“主任”与“急诊医生”之间做选择。见此景,我也不能太为难他。“谢谢”之后,他走了。不过,对我来说,收获还是有的,他让我知道了“换人工关节”的自负费用是 3 万元左右,“打钉的”自负费用是 5 千元左右。

  整个上午,我躺在床上“调兵遣将”,长了很多有关我这病的知识,情绪好多了,午饭吃得很香。

  下午 3 点,探望病人的时间到了。第一位来探望我的竟然是昨晚我与他通电话的那位朋友的妻子,她拎了大包小包的慰问品,一脸的歉意迎面扑来。她先询问了我的病情,而后介绍起一位与我同病的医生朋友—上海南汇卫生学校的校长楼行斐。楼校长长我 9 岁。当时的病情是不慎从楼梯摔下后造成股骨颈断端错位 360 度,属于最严重的股骨颈骨折。但她出事后两小时就做了急诊骨科手术,方案是“复位,打钢钉内固定”。现术后 5 年多,基本无后遗症。临走她把楼校长的电话号码给了我。

  我一直认为:患了病的医生,对这疾病的指导可能更接近真理。但我又有点担心:一则一般来说,医生的架子都很大,很讨厌病人将电话打到家里的;二则我又不是她的病人,我们之间根本不认识。她会理我吗?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拨通了楼校长的电话。没有想到电话那头的楼校长,语气热情,态度温和,这让我即刻感到轻松,她对我这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花了将近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一边回答我许多很基础的问题,一边条分缕析我的病情与治疗思路。

  楼校长告诉我,股骨是我们大腿上的一根骨头,股骨与骨盆相连接的关节是腿部支撑人上半身的一个最大的关节,医学术语叫髋关节。髋关节包括股骨头和髋臼两个部分。股骨头是股骨上端球形的部位,通过股骨颈与股骨干相连。股骨颈骨折是常见的髋部骨折。

  股骨颈骨折的内固定方案就是通过手术用钢钉把断了的股骨颈与股骨头固定好,恢复股骨颈的供血功能,使股骨头不至于因缺血而坏死。

  所以,她说: 手术时间很重要,越早手术预后越好。换言之,股骨颈处破损的血管越早修复,日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可能性就越小。好比你不小心断了一截手指,越早把断指接上,断指复活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你的病情比我轻多了,根本没有错位,完全可以保守治疗。”

  对置换人工关节这种手术方案,楼校长的看法是虽然摆脱了卧床 120 天的煎熬,但性价比差。高昂的费用与其不确定的疗效不匹配。

  首先,体内安置一个巨大的异物,就好比器官移植,会存在排异风险。这种排异的不适程度是因每个人的情况而异的。当然,也有可能全然没有。总之,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它与医生的手术水平、人工关节的材质、病人的体质都有关系。其次,不菲的费用并没有给病人

  带来一劳永逸的效果。因为人工关节的有效期是 10 年至 15 年,活动得越多,有效期越短。你现在 50 岁,到 80 岁时,你将经历 3 至4 次置换。这不成了在髋关节处装拉链了?

  “那为什么医生要我置换人工关节呢?”

  “现在这社会嘛……那叫我怎么说呢……”同行的楼校长欲言又止。

  “嗯,我明白了。”我放下电话,脸朝天花板,回忆着楼校长的音容,想象着楼校长的笑貌,突然感到:自己悬着的心,放下了。

  在与她通话后,我已经可以对两种方案做出选择了。认识楼校长这位好人是我这两天中遇到的又一大幸事!

  这晚,我睡得很沉。

  第二天的下午,骨科主任来到了我的病床边。

  “主任,您好辛苦啊,星期六还上班。”我连忙先打招呼,情感沟通,拉近医患距离。

  然后,我先礼后兵地说:“不好意思,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您认为,我有没有打钢钉内固定的手术指征?”我很礼貌地用选择问句,并稍稍卖弄一下刚学的医学术语。

  “有。”他回答的结论,在意料之中,但回答得如此快速、如此干脆却在意料之外。

  我在小心地诱导他自我否定,想实现临门一脚。“主任,我想选‘打钢钉内固定’的手术方案,您认为可以吗?”继续用选择问句,把最后的决策权还是交到他手里。

  “我早就对你说过了,这方案,预后很差,即使骨折愈合,也可能发生股骨头坏死,不发生坏死的可能,只有 30%。如果你要坚持,那可以。”我看着他的脸,他似乎有点不悦。

  我的手术时间被告知又要推迟一天,理由是病人要求变更手术方案,我无语。尽管我已经知道,手术时间推迟一天就意味着我日后股骨头坏死的风险就增加一分。当然,这个医学常识我的手术医生也不会不明白的。

  三年后,我看到一则报道:根据循证医学的统计,股骨颈骨折如果能在确诊后的 4 小时内进行内固定手术,预后相当好;而如果超过 72 小时再进行内固定手术,术后股骨头坏死的可能性就上升到70%。这个数据使国外许多医院的骨科医疗制度得以改写:对待股骨颈骨折就像对待心肌梗死一样,通过快速的“绿色通道”进行手术。所以,他们的股骨颈骨折患者,不管是置换人工关节,还是打钢钉内固定,预后都很乐观。

  如此简单的道理,为何没有撼动我国的骨科医疗制度?你看,我们对待股骨颈骨折是做慢性病处理的,从确诊到手术,一般在 3至 5 天之间,以至于让我国股骨颈骨折的保守治疗患者,股骨头坏死率达 70% 以上。这种对患者的医源性伤害,我们的医务界居然熟视无睹?居然心安理得?我的白衣天使,我们病人是希望在治病的同时,不要再致病啊!

  3 ﹒ 难道痛是想出来的?

  手术后的一周内,情况很好。但第八天开始,感到刀口周围痛。医生检查伤口,未见红肿。以后,又断断续续地痛,而且好像是从伤口里面痛出来的。查房时,医生说,验个血常规、拍个片子。检查结果,没有问题。

  而我继续痛着,有时还痛得很认真。医生说,没关系,过几天会好的。伤口拆线了,但我的痛依旧。这是什么道理?我又与医生对话了。

  “医生,我这样痛,是不是在长骨头?”

  “别人也长骨头,人家为啥不痛?”

  我语塞了。心想:这问题怎么问我?

  “那是不是出现了股骨头坏死的先兆?”我继续问。

  “没那么快。”

  “那是不是钉子与我的内环境不吻合?”

  “不可能。”

  医生们有点不耐烦了,接着说: 知识分子就是喜欢多想,你可以出院了,换个环境就好了。”我心里在说: 难道痛是想出来的?”

  那段时间,我痛并苦闷着。隔行如隔山,对许多医学知识我可能不太懂,但是隔行不隔理啊!

  医生们开始躲我,他们 心 里 肯 定 在 想 :怎么 碰 上 这样一个病人—如此地刨根问底。我也觉得,不应该老就这个问题去追问医生,还是自己做一些案头的工作,记录每天痛的时间、方位、程度、频率等内容,看看是否有规律性可循。我做了一个病例,交给了医生。

  医生接过这张我叫家人誊得工工整 整 的“ 病 例”,看 都 没 看,就往白大褂口袋里一塞,淡淡地说了句: 还写下来?说说就可以了嘛。”我碰了软钉子,但没想好怎么回答他,还是不说为妙。

  我笑笑。仔细想想,病人能有机会与医生好好“说说”吗?很难的。

  医生每天的查房,有时像一阵风,特别是对老病人。这也不能怪医生,因为手术室里已经有手术病人在等他,他不用这个速度查房,行吗?据说,每天晚上的值班医生,也应该到本病区的各个病房走一走,但能做到这一点的医生,几乎是凤毛麟角。那病人就又少了一次与医生“说说”的机会。

  其他的时间,你好不容易见到你所需要见的医生了,但他说话很吝啬,说无主语的单句见多,而他的表情、他的肢体语言又都会不停地暗示你:我很忙。于是,你只能欲言又止。

  而医生办公室里,大多数是进修医生和医学生,或刚毕业的住院医生,病人找这些医生,又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我试着琢磨医生的临床思维:如果病人说“痛”,第一,察看伤口、观察体温、研究血象,排除术后感染;第二,拍片子,观看体内情况,排除手术问题。这两步基本上可以排除医学上的问题了。如果病人还是那样的主诉,医生就认为是心理问题。于是,他们就不予理睬。病人只能自己来消化“痛”。

  我 总 觉 得, 我 们 的 医 生 是“ 手 术 刀” 气 质 太 甚。 其 实, 一 个医生具备冷静、果决的“手术刀”气质,也是职业的一种要求,但千万不能同时还渗透出种种“漠然”,缺乏同理心的医生永远无法与病人真诚对话。今天我们的医患危机其实就是始于医患双方的真诚对话。

  比如,像我这样的骨科病人,漫长的康复期基本是在家度过的。其间,一旦出现一些症状,又不方便门诊,那我们该咨询谁?医院哪个部门会接我们的电话?我们真的很无助。所以,在医患关系中病人总是处于弱势的一方,但我的性格和我的职业会自觉不自觉地想改变自己在医患关系中的弱者地位。

  我是那种做什么事都得“整明白”的人,又是当教师的,职业要求我对知识的传授,只有自己“明明白白”了,才能让学生不糊里糊涂。而且我作为一名学者,几十年研究学问的逻辑思维方式,让我对待世事始终保持一种独立思考的冷静心态。就拿我今天对待自己的股骨颈骨折的手术方案来说,到底换不换人工关节?这是一个方向性的治疗思路问题。所以,我必须穷尽我能获取的信息,而后冷静地独立思考,选择一种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思路与方案。很多医生并不喜欢像我这种“依从性”差的病人,其实,我只是不盲目依从罢了。

  有人会问,那我们病了,究竟该把身体交给谁?我毫不含糊地回答:交给医生。因为医生是专业的,听取专业知识,节省自己读医学书的时间。但又不完全交给医生,因为病是生在你的身上,你对疾病治疗过程中的诸多体会,医生对此是没有第一手感性认识的。

  除非这位医生,他本身也曾得过这种病。所以,对待疾病我们还是应该多动动脑筋,多做做功课,如何针对自身情况进行选择,这个选择权应该在你自己手里,而不完全在医生。

  有一位曾经当过医生的作者讴歌,在《医事》中给一些像我这样的病人画了一张像:

  他能意识到自己的愿望和需要,是积极、主动提问题的病人,想知道每项检查和手续背后的原因。他是为自己的健康着想并时时刻刻要求求证下一步是否正确的人。他拒绝被操纵,不因为别的病人都对医生唯唯诺诺就会全盘接受,但他同时又在沟通中表现了对医生足够的尊敬、坦率和真诚。

  然而,现在的医学,医学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出现了分离,成了“单向度”的医学。而我期待的医疗模式是“互动治疗”。他不像传统医院的医生,只是诊断和治疗,而是耐心倾听患者的诉说,与之探讨身心的各种致病原因,提供治疗方案的建议,讨论治疗后的各种反应,这会使患者的自信心增强,那么,治愈疾病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正如著名医师特鲁多(Trudeau)所说,医生应该“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最好的医生其实是和病人一起作战的。

  4 ﹒ 潜伏的病灶

  没想到,这次骨折住院让我终生难忘的竟然会是 3 床病友马永美。马永美,江苏海门农民。她和我同龄,属虎。改革开放后,土地被征了,她就带领丈夫、儿子、儿媳弃农投工,替人加工床上用品。永美性格开朗,喜欢与人聊天。但 2 床—上海人却不怎么搭理她,甚至连护工小孙对她也是凶巴巴的。我生怕永美介意,就经主动与她搭讪,朋友送来的水果也拿一些让她分享。永美比我早出院。她出院回江苏的那天,给我写了她的家庭地址和手机号码,邀我痊愈后去她海门家住住,过过农家乐的生活。

  14 天后,我出院了。因为我家住 18 楼,担架进不了电梯。120救护车将我送到一家社区小医院养伤。我和永美都在各自的床上遵守医嘱,绝对卧床 120 天。大约卧床到 60 多天时,永美给我来电,说她躺在床上用手摸到左乳房有一个小小的肿块,很紧张,会是坏东西吗?我说,不要乱猜,好好养病。

  此后的两个星期里,竟然没有接到永美电话。我有点担心,打电话过去。她家却一直没人接电话。我就纳闷了:她的腿是不能下地的,她去哪儿?我紧张了。于是,我早中晚不停地打电话,终于打通了。她丈夫接的电话,说永美在医院,昨天刚开刀,手术很成功,是上海华山医院一位医生来海门主刀的。

  “怎么又动手术了,什么病?”

  “乳腺癌。”

  “啊?!”我惊叫。

  “医生说,还好,是早期,很小很小的,1 厘米。我回来拿东西,马上就回医院。”她丈夫一口气将病情全部告知了。

  我的心在一阵一阵地撞击,永美啊,你人都还没坐起来,又要挨一大刀。人不是砧板上的肉,哪能扛得住?

  我,今夜无眠。想想永美,又想想自己。我的这两只乳房也够折腾的:纤维瘤、小叶增生都光临过。不过,到了更年期,她好像安分多了。每年体检,乳房都健康。但今天永美的事,提醒了我,还是不能高枕无忧。我躺在床上,开始自检,用手摸自己的两只乳房。

  当我的左手在右乳房的外侧碰到一硬块时,我的心“怦怦”直跳。然后,我深呼吸,让自己安静一下,换一下右手去体会刚才的地方,心里想:但愿刚才是自己神经质。可事实,却是千真万确地存在一个东西,还不小呢,好像有蚕豆那么大。天哪,这是怎么回事?我招谁惹谁了?转而一想,什么惹不惹的,永美不也摊上了吗?凡事真的轮到自己,既来之,就不那么安之了。着什么急呢,这东西姓“良”、姓“恶”还没准呢!于是,我开始自语:

  “你是谁?你什么时候来的?你是不是就是 30 年前的那位乳腺纤维瘤?如果不是,我怎么办?……”一连串的问号,反反复复地陪伴我度过漫长的黑夜。

  第二天,我让妹妹请来了我们家的老朋友、外科专家—上海仁济医院终身教授王平治主任医生。王教授 70 多岁了,还在临床一线,每周上手术台,病人不少。我 20 多岁时两个乳房的纤维瘤都是她手术的。

  傍晚时分,王平治教授来到我病床边,她用手开始摸我的两个乳房。我感觉她在右边乳房的外侧摸到了那个硬块,她在仔细检查“它”的活动度,是否推得动?体会“它”的硬度与边缘是否规则?

  我知道这是外科医生手检乳腺疾病的三部曲。而后检查我的腋下,摸摸淋巴的状况。

  我的眼珠一动不动地看着她的眼神,眼睛是人的五官中唯一不能掩饰思想的。几秒钟后,我发现她的眼神有点凝重,眉头稍稍一皱,她对我说,抓紧手术吧。我问她,是不是癌?她说得很职业:“开出来看吧。”“能不能等到我股骨颈骨折痊愈后再手术?”她干脆地回答我:“不行。”我信任王平治教授,所以,我服从了她的决定。

  天又暗了,躺在床上的我又要挨一刀了?!难道真要让我和永美成为同患两种大病的“双料”病友?人间居然还真有这档子事?

编辑:杨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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