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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夜未央

时间:2013-10-30 10:27   来源:中国台湾网

  命运偶尔会留意到你,发现你太过安逸,他觉得这样会毁了你,于是帮你改变。

  做《娜可不一样》的那段时间,很喜欢吃牛蛙,因为长沙还不流行,所以经视本部的同志们非常期待录影时来北京。

  录完,大半夜浩浩荡荡去簋街吃火锅。一大锅牛蛙,吃到最后,火灭了,火锅里还冒着泡,大家仍然伸着筷子捞啊捞,若又找出一块,激动得像中头彩一样,很有成就感。每次录完回湖南之前,肉丸子他们一定会去趟动物园淘货,一个月来回几次也不喊累,反而觉得是极大的福利。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很容易满足吧。

  我和粟智更是开心,工作如鱼得水,还结交了不同的伙伴。

  认识了萧蔷。她发了唱片上节目宣传,我租了辆车把她接来。那时她绯闻缠身,被媒体戏说得有点麻烦,节目组如临大敌,谁料她简单利落,配合度也高。当时她的经纪人穆小勇,后来创办公司经营影视剧,事业如日中天,而萧蔷却与我和粟智结缘,从工作到情感,相互扶持与倾听。她出道很早,年轻时身边便少了些真心实意。这些年,媒体将她妖魔化,负面新闻缠身,说到整形与富豪便会和她扯上关系。我与她走得很近,深知都是捕风捉影,她洁身自好,保持吃素的习惯,亦是虔诚的佛教徒。网上那些恶言攻击,她不生气,说看看就好,还反过来安慰我:大家各为其主,开心即可,若能为他们赚足稿酬,也算我功德无量,如此大版面刊登我的照片,倒是省了我的广告费。这话我始终铭记在心,成为面对流言的武器。

  还认识了洋洋。有朋友介绍,说华谊兄弟的新片《天下无贼》和《情癫大圣》要上,有兴趣与我们合作,宣传负责人叫洋洋,业界有名的年轻电影人,年纪还小我两岁。在西边的一个餐厅,我们先到,她略微迟到一会儿,进来以后热情大方,我也矫情地和她握手问好。

  常听到有人说,步入社会,知己寥寥。不以为然,认为这些话都是极其狭隘的。我觉得只要真心待人,缘分到了,随时可以遇见和你相知相惜的朋友。

  自那次合作之后,我们与洋洋成为了时常聚会的好友。她是北京女孩,直率简单,工作起来风风火火,却沉着冷静,不像湖南女孩泼辣胆大,但更具大将之风。她是华谊兄弟比较早一批的员工,家境平凡,学历也不高。起初只是普通的文职人员,收发邮件,制作表格,但认真细致,深得领导信任,转做宣传。她亲和力十足,沟通能力颇强,记者都爱跟她打交道,几年后升为电影宣传总监,22岁的她游刃有余。

  又认识刚来北漂的小乐,朋友介绍来,拜托我们为他找份工作。虎头虎脑,不吭一声,像是我和粟智当年的模样。甚至经历也一样,他父母离异,中途退学,但不妨碍他热爱电视行业。粟智找到北京台的朋友,为他谋得一份实习的差事,那感觉,像是穿越回几年前,帮助的是我们自己。

  我们也常混在一起。在简陋的小店划拳,喝到大醉,莫名其妙掉泪。小乐说,这是想家的泪,平常都藏起来,醉了才会掉。半夜坐着火车跑去北戴河,在海边奔跑,租条小船在海面上摇晃。我对着大海吐得翻江倒海,仍坚持捞上十来斤蛤蜊,运去餐厅一半葱姜辣炒,一半清水煮熟蘸酱,美味可口得让人想哭。

  有时真的会哭,遇到爱情的挫折,不该受的委屈,我们会抱头痛哭。抱得很紧,觉得不会松开。

  北漂的人,必须有一段混着的时光,那是我们的必修课。

  那段时光没有生活的重压,好像命运就在头顶,伸手可触。不用想未来,就开心地活着。大笑的那一刻希望时间停滞,每次喝醉都会承诺永远——永远相亲相爱,永远是小孩,永远没有明天,永远这么自私地活着。

  命运偶尔会留意到你,发现你太过安逸,他觉得这样会毁了你,于是帮你改变。

  湖南经视当时开始转型,大规模进行原创电视剧的拍摄,想再造当年《还珠格格》的辉煌。台里决定停掉《娜可不一样》,同时撤掉北京节目中心。尽管节目给台里赢得了不俗收视,也赚到大把真金白银,但两位主持人要去拍戏,“娜可”没有“娜可”二人,便没有了存在的意义。团队人员另作其他安排,我的工作也便终止。

  为北京节目中心租下的公寓已经到期,台里自然不会续租,接下来的房租得自己掏,我和粟智赶紧找了其他更便宜的住处。

  那时来北京已经快三年,搬了三次家。我们搬家打包裹有自己的诀窍,几张不再用的床单,往地上一铺,所有衣物倒在上面,打个结,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包裹。每次搬家,我们都不觉得繁琐,清理细软反而是一个回忆与感叹的过程,这个,留着,那个,扔掉。好像在审判自己的过去,哪些精彩,哪些索然无味,哪些握在手里,可以感受到时光的颤抖。

  行李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重,它们跟着我们去了一个又一个地方。这就是我们在北京的全部家当。很少请搬家公司,只是租辆车,咬牙,把包裹背起。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尽管累,但这就是我生活的重量,我必须一力承担。

  粟智开始全职在天娱,新一届的超女又选出,巡演启动,他继续忙碌起来。我突然闲了。

  之前没想过会闲下来。在做《娜可不一样》时,有工开,无人管,稳定的薪水,体面而丰盛;不时与粟智接到其他零散的项目,有一搭没一搭,积累起来却是丰厚的收入;闲暇时光全用来创作,一本接一本。分秒都不曾浪费,让我每天都过得饱满充实。闲下来,便明白,这万分满意的状态都建立在拥有稳定工作的基础之上。闲下来,心便慌了、垮了,又变回无业游民。

  我们自己做公司吧。我跟粟智说。

  他想了很久说,早了点,现在还不够。

  不够什么?

  不够阅历、不够资源、不够钱。租个写字楼,一个月上万开支就没了,招来员工若干,有没有稳定项目都得养着吧。对了,创业,做什么?想过没有?

  那我就专心写作吧。我有点绝望,反正北京,我是赖这儿了,不可能走,但是我真的拉不下脸又去找工作。

  粟智想了想说,先赚钱吧。

  我大致明白粟智的意思,创业不是不可以,甚至可以作为一个梦想。但24岁的我们还太年轻,需要有原始积累。

  踌躇不定时,因《娜可不一样》认识的香港演员安先生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与原有的经理人公司解约,需要一名协助他工作的执行经纪,为他开拓内地市场,不必上班,没有底薪,但按我接洽的工作收益来提成。

  安先生入行二十多年,拍戏唱歌,经典之作众多。他为人谦和有礼,很受内地剧迷欢迎,中学时我还曾每晚在电视前等候他主演的连续剧。我告诉粟智这事,问他的意见。他说,好啊,做!

  我不太情愿,印象中的经纪人,都穿奇装异服,工作时狐假虎威,阴阳怪气,而且门槛很低,普遍没什么文化。我自认著作若干,又有着清高傲骨,怎么可能去做这种点头哈腰侍候人的工作。后来,认识几位德高望重的前辈让我改变了这一看法,但当时,有种根深蒂固的印象,觉得做节目还算是媒体从业人员,跟着艺人做事,那便是真正进入了所谓的娱乐圈。我不要。

  粟智说,工作不分贵贱,多少人想做呢。

  可我偏偏不是他说的这多少人。我知道执行经纪的意思,跟他们走南闯北,和不同的陌生人打交道,从生活起居到工作琐事的安排,想想我就够了,真的做不了。

  我抱怨说,早知今日,还不如不离开光线呢。

  粟智说,可你已经离开光线了。

  我沉默了。

  粟智很坚持,先赚钱,够了就创业,行不行?

  仍不吭声。

  他继续说,又有哪份工作不必侍候人呢?只是对象不同罢了。你向往那咖啡店小工的悠闲,他每天坐在那里发呆,平淡无奇的小清新,也许有他朴素的幸福,但是,那你何必来北京呢?

  好吧。

  我错误的倔强在于,常常偏激地把任何一个决定当成一辈子的事。那就做嘛,我那么清高,无非是担心他人的议论,觉得我大小算个文化人,怎么去做了侍候艺人的事。其实,哪有人在意我在做什么啊,偌大的北京,大家各自忙碌,管得着自己就谢天谢地了。

  有位长辈跟我说:四十不改行。意思是,四十岁时,人的秉性、习惯与职业能力已经经不起折腾,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人生路线。那时我才二十多岁,哪怕是选错了职业,也无所谓。人生哪来那么多对对错错,实在做不来,大不了跟安先生请辞,还能杀了我不成?

  我迅速展开了工作,成为了安先生在内地的经纪人。

  我做得还不错,安先生也并没有想象中麻烦。生活琐事都由他的助理完成,我更多负责工作事务上的过滤和执行,以及他形象宣传上的推动。我尝试着这个新的身份,不断告诉自己,赚钱,赚钱,赚钱!不会让这个身份跟随我一辈子。这样说着说着,竟然说服了自己,开始积极地面对这份工作。我表达精准,看合同绝无纰漏,读剧本也能作出最合理的判断,他很信任我。

  几年后认识郑秀文的经纪人郭启华。他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曾是一名优秀的电台主持,又任职新城电台节目总监,还曾为不少流行歌曲填词,许多作品成为了传唱经典。他不像印象中的娱乐圈中人那般乖张,反而言语低调,措辞淡雅,甚至有种香港人少有的书生气。尽管如此,他却是在香港娱乐圈呼风唤雨的角色。他行事冷静,把与郑秀文的合作当成普通职业对待,并不会给自己打上什么特别的标签。他给我很多启发。无论我们做什么,归根结底就是一碗饭而已,不必倔强地把它看得太沉重,这样才能最大可能地获得你想要的回报。

  我成为安先生极好的拍档,他充分尊重我,让我维持着最佳的工作热情。但也出过糟糕的错误。

  说起来也挺好笑。那是个湖南吉首的活动,邀请函发来,说是一个环保主题的晚会,电视台播出,请安先生献唱两首歌曲,但因为活动属公益性质,所以费用有限。他问我的意见,我未做太多调查便匆匆答应。飞到张家界,再坐三小时的汽车才到达当地,山路崎岖,也没有路灯,一路提心吊胆。第二天一早的活动,到了现场才知道,那并非所谓的“环保主题”晚会,而是“环保食品主题”。场地设在一家生产绿色食品的工厂内,台下坐着企业领导和员工,根本就是一场企业年会,和公益没有半点关系。

  我着急了,跟主办方理论,年轻时受不得半点欺骗。安先生把我拉到一边说,算了。我悔得两眼通红,觉得都是自己的责任,于是还很执着地说,不行,不可以,必须要一个说法。安先生却淡然地说,无非是因为他们的欺骗让我们少收了钱,但我一向有个原则——站上台,拿起麦克风,便不管今天赚了多少。所以,既然来了,就完成表演,那么多人坐在台下等着看我们呢。

  越是这样,我越愧疚。我问安先生,就这样让他们骗?

  他半开玩笑地说,这么偏僻的地方,我们不唱,你以为他们会放我们大摇大摆地走?所以,算了吧,我上台10分钟而已,大家都安全。

  姜还是老的辣啊!

 匆匆唱完,回到酒店。收拾好行李,我打给主办方负责人,派车送我们去张家界机场。电话不通。再打,还是不通。问其他同场的歌手,也都在酒店待着,找不到对方。问酒店前台,说演出方已结算了住宿费用,我们12点之前必须离店。另一位歌手的经纪人说,明摆着,演出结束就跑路,懒得派车送我们了。再一问,才知道,对方也被欺骗误以为是公益演出,看来大家都集体上当了。大伙儿全窝在酒店大堂,狼狈得很。我主动负责牵头为大家找车。酒店前台帮忙,在当地租了辆大巴,刚好装下所有艺人和随行人员。

  路上,我问安先生,是不是怪我,要不,就扣我钱吧。

  他说,当然没有,多一些经历不是坏事,虽说折腾了点,但大家平安无事就很好了。你入行晚,早些年市场不规范,通常是抵达演出现场后才结算另一半酬劳。几年前我去东北某地,下飞机后便被挟持,演出完后不肯结钱,要我陪当地一个大哥打牌,说,若我赢了,便算作演出酬劳的余款,若我输了,便是我运气不佳。当然不肯,我拍戏唱歌这么多年,哪受过这样的委屈,结果对方刀子拿出来,只好硬着头皮坐在牌桌前,无奈我手气不好,不但没赢回尾款,还输掉不少。

  我听得目瞪口呆,设想一下如果是我遇到这样状况,还真没其他办法,只得就范。不过,想要赚钱,走南闯北,怎可能做到完全平安呢。我也可以不来内地奔波,在香港住个狭小的房子,吃鱼蛋喝甜汤,饿不死却也过不上更好的生活。但,谁又愿意这样得过且过呢?

  人生就是一个取舍的过程。

  你放弃老家的优越安逸,就得接受北漂的疲于奔命;你放弃上班族朝九晚五的稳定感,就得接受自由自在的不确定;你放弃循规蹈矩的命运节奏,就得接受生活压力给你带来的挑战;你想站在原地,就得放弃别处的风景;你想去远方,就要离开你现在站着的地方。总之,你放弃甲,就得接受乙,但那不也是因为乙有更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你吗?比如,疲于奔命练就的强大内心,不确定带来的惊喜,挑战让你变得独当一面,等等等等。这些那些,都是你被保护、被豢养所谋求不到的财富。

  对了,还有钱。

  安先生待我不错,提成丰厚,比之前上班时的工资高,这是我为他操劳的最大安慰。不仅仅是工作,还要应对他远在香港的妻子因为不信任而追来的连环call。他工作敬业尽责,却是个风流浪子,每逢进内地必有红颜知己相伴,饭桌上见到不同的女子已经习以为常,只是内心仍同情他的妻子。她没有工作,在香港照顾他的家,唯一的快乐就是电话里与他聊下家常。于是我帮他撒着慌,他在忙、在录歌、在拍戏、在表演、在应酬……仿佛看得到电话那边的人神情失落,却必须违背良心讲着不该讲的话。人生的谎言还算少吗?也不在乎多这一点点,倘若可以换回她的安心的话,也算做了件好事。

  但因为一件事,我们渐行渐远。

  有一次去上海,安顿好他,我也准备休息,第二天要一早起来去苏州演出。我们之间有个默契,我说休息之后,便不再管他,他若要跟女友出去喝酒玩乐都由助理跟着。差不多凌晨一点,他打我电话。

  我问,安先生,怎么了?

  他支支吾吾,问我,你有没有朋友有冰,能不能买?

  冰?我迷糊中,不明白,说,我打给客房中心要点冰。

  呃……算了。他挂了电话。

  也许是我敏感,但从那一次起,他开始跟我保持距离,对话也渐觉客套,大小事均吩咐助理去办。我问粟智,他也不明白,却突然问我,他找你要冰时,是不是感觉不太清醒,说话断断续续?

  我回忆了一下,是的。

  他谨慎又小心地说,如果我没猜错,安先生吸毒。冰,指的就是冰毒。

  印象中毒品总是离我们很遥远,我们几个连烟都很少抽,于我们而言,在火锅店喝几瓶啤酒都觉得是种放纵,而传说中无处不在的冰毒竟然就在我身边。心里有了抗拒,圈中传闻,众多大腕明星,生活富足,缺乏目标,便寻求刺激来填补空虚。冰毒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若邀请了你,被拒绝,会认为你与他并非同道中人,也不会再给予信任。这种信任我宁可不要。我洁身自好,断然不会为了一份工作而堕落了自己。

  与安先生的工作关系慢慢转为项目合作,但我们仍是朋友,偶尔来京也会一起吃饭聊天。我尊重他的选择,但我也有我的原则。

  合作的艺人逐渐多起来,在家买了打印机和传真机,每天起来看邮箱,对合同,小作坊的工作室模式,时常电话都接不过来。我没想过请帮手,都自己扛着,有点赌气的感觉,想看看自己的底线在哪里。就像一根橡皮筋,你拉长,再拉长,感觉快要断了,又再拉长一点点,于是可以越拉越长。

  全国飞转,累得筋疲力尽,偶尔发短信给粟智说,太辛苦了,我不想干了。他都已习惯,回复两个字,赚钱。这两个字每次都让我正能量满满。

  来京三年多,终于存了一些钱。在东北四环买了个98平的小户型,付了首期。打电话告诉妈妈,再等等就可以来北京看看我的生活了,还特别嘱咐她,不用你来,不用操心,装修的事我来,家具家电的事我来,一切都我来。

  房子装修接近尾声,继父心脏病突发去世了。赶回去,北京的一切交给粟智。所幸有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帮忙处理这堆琐事。我在家陪了妈妈很长时间,回来的时候房子都弄好了,一个不算完美,但完全属于我的新家。坐在客厅里发呆。我终于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算是告别漂泊了吗?

  那些日子,为了能多赚钱,什么都揽着做。

  四处为艺人奔波赚着提成,做着一个不太喜欢的自己,精明地算着帐,存着钱。稍有空余用来写作,保持一年一到两本的速度仍出着书,版税尚可,重要的是不肯丢掉这个珍贵的身份,却倔强地拒绝宣传,唯一做的事就是查账确认稿费已收到。

  每周几篇给不同的报纸、杂志写着专栏,领取微薄酬劳,日积月累却也可观。收到读者的邮件,说一些赞赏的话,是巨大的欣慰,却从不回,只因觉得这仅仅是卖文的行为,不值得被欣赏。

  粟智偶尔接下公关活动,让我去执行,背着笔记本,挤进汹涌的地铁人群,去到陌生的写字楼,跟不同人等开着策划会,人前人后说着不一样的话。

  以上哪一个都是我。

  人越成长,越会去思考人生的意义。所以,当我有了足够生存的钱,买了房,却更不快乐了。因为,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发现,原来我并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当然我是渴望成功的。梦中竭尽全力攀岩,爬到最高点,然后得到一个奖杯,奖杯上写的什么却恍惚不清。是不是每个成功者都会带着一点悲壮的意味呢?

  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了香港功成名就的关导演。他说,人这一辈子,越长大越要做减法,你的头衔、你的热爱、你的追求、你的优点、你的朋友,越少越好。太复杂的人,一定不如单纯简洁的人容易成功。你知道吗?很多事业上让人侧目的强者,约人谈事,往往就点一杯白水。那些看着菜单眼花缭乱不知作何选择的人,最后都沦为了loser。

  很打动我,却又没完全懂。

  他继续说,命运就在那里,你选择什么,它便回馈你什么,绝对公平。香港有个作家李碧华,她擅写奇情,编写的剧本让无数职业编剧只能望其项背,但她选择远离人群,不用电话与网络,家中只有一台传真机与外界联络。她保存孩童的纯真,拒绝入世,于是写出让世人惊叹的作品。她当然可以选择做编剧进入主流视野,但那是不同的成功,都值得敬佩,看哪种生活让你更舒服。

  我点点头,有所悟。

  因为合作出版小说《蝴蝶飞不过沧海》而认识的编辑朱娟娟,是我在文学领域仅存的好友。她是个精致的南京女子,妆容美丽,说话的声音像丝绒般温柔,挑选下午茶的场合总是很写意。我们常坐在阳光下讲彼此的故事,谈喜欢的书,偶尔还会说起北岛,那个神秘忧郁行走远方的诗人。娟娟说,很多人都渴望他那样的生活,世俗了便做不到,我们能这么热烈地活着,又自私地宠爱自己,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

  那一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长篇小说《不能偷看的日记》。这本书2006年就已完成,因为我坚持一字不改,换了几家出版社,拖沓一年多才出版。编辑苏红雨找我出席发布会和研讨会,算是常规的推广活动。我考虑良久,婉拒了,同时也拒绝了台湾印刻出版社邀我赴台的宣传工作,他们推出了《我丢失了我的小男孩》的繁体版,在台北文化界有一些影响,希望我能去台湾和当地出版界文友一聚。

  请苏红雨编辑代为宣布我不再写作,从此封笔,不再参与这类活动。她很惊讶,为什么这样,工作和写作,一直不也相得益彰,并无冲突吗?她是善待我多年的编辑,从数年前便约我写稿,一直未能有缘分合作,没想到第一次合作便是最后一次。因为这些年,我视她作知己,也是难得的工作伙伴,所有作者都清楚,遇到善良又懂你的编辑真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我的苦恼也在这里,写作是神圣的事,无法做到一心一意,就放弃了。这样,不就可以做到单纯简洁了吗?

  潦草又任性的决定竟坚持至今。

  不是伟大的作家,我的封笔不会被人讨论。这就是渺小的好处。

  依旧奔波,苦不堪言,做着那根越来越有弹性的橡皮筋。每月顺利还着房贷,过年时还能拿出红包给小孩哄抢,朋友聚会敢于抢着埋单。收起一些梦想可以换来手头的阔绰,想想也还是划算的。但那梦想就像一根弦,哪天我事业有成,环游世界蓄积新的激情,会再去拨动它吧。

  有天晚上,和粟智、洋洋、小乐去吃牛蛙火锅。火红地翻滚着,我们吃得大汗淋漓,说着八卦,讲着段子,干杯才是此刻最重要的事。末了,回家。粟智说很撑,要不走一会儿。于是,我们四个比赛说冷笑话,从簋街慢慢走出来。也不记得走了多久,发现一个路口,之前没有注意过,在浓郁的黑暗笼罩之下,这个路口却明亮得好似白天,几盏路灯闪耀着强烈又刺眼的光芒,延伸开来,宽敞壮阔,像是通往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我有点震撼,奇妙的感觉。

  这样一个平淡无奇的北京夜晚,凌晨两点的路口,抬起头,遇见这么明亮的光芒,好像是特地因我们而点亮,为的是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

  我突然明白,我们走过的路,都是必经之路。而每条路,都可以是金光大道。

编辑:杨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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