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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在最低处

时间:2013-04-01 10:52   来源:中国台湾网

  母亲生病以后,我和哥哥就成了没人管的孩子,一年四季也没洗过衣裳。父亲穿的衣裳都是谁家死了人以后,扔给他的—父亲帮他们看门,他们就把死人的烂衣裳胡乱收拾一大包给父亲!

  每年秋天快要到来的时候,一身病的母亲便到别人家地里,把干枯的芝麻叶子和秋收后的红薯叶子一点一点捡回家,留着过冬吃—她很少去赶集买菜吃。

  那时我们一家四口人,吃的红薯面都是用两只巴掌拍打成的锅巴子。每天早晨吃饭的时候,我们四口人都会粘一手的红薯面锅巴子。家里条件不允许,我们连一毛钱的小苏打都没买过,那时我们家每个夜晚的照明灯都是靠上级供应的洋油,每年口粮不够也是靠上级的救济和廉价的供应粮来维持,父亲拼命卖力用工钱跟他们兑换。

  那些年要不是靠吃救济,我们一家人也许早就变成空气了。有一年春天,母亲用公社救济的布票从杨庙大队代销点裁了几尺花洋布,要用她那双巧手自剪自缝给我做一件花褂子穿。第二天早上,花褂子做好了,年幼的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这天中午,我穿着母亲做的花褂子屁颠屁颠地围着村庄走了一大圈,村里无论是谁看见我穿件花衣裳都会说:“扛事,你娘啥时候给你做了件花衣裳啊!”他们看着都觉得新鲜,除了公社救济,我小时候能穿件新衣裳简直比登天还难!

  我们邻村的年轻人,每到秋收结束后,都会三个一群两个一伙拉起网子逮狗熬着吃。有的“聪明人”骑着自行车跑到几十里开外的长官集买专门给狗吃的迷药“三步倒”;还有人把羊骨头在我们村东地池塘边的空地上点燃,那香味能飘出十里八村……每次吃狗肉的时候,人们都跑回家拿个粗瓷大碗,我们家没有大碗,只能远远地闻着狗肉香。

  父亲没有出过远门挣钱,母亲总是看不上我这位背驼如山高的父亲。有一次,他和同村一个人到淮南去拉了一车煤回来,中途却掉进河里。父亲走路抬不起脚,走路总是蹚着走。母亲只要看到父亲从地里背着个破粪箕子斜斜歪歪地回来,就气得说不出话来。

  八十年代的老姚家日子仍旧过得十分艰难,每天吃两顿饭还得悠着点过。一家四口人每人一个碗,每到吃饭时筷子都是从柴火垛上掰。中午吃顿擀面条,可不是白面,而是红薯面,就这样还要把擀好的面条用老切刀在上面横着切几刀、竖着切几刀,那面条锅里稀得放几条小鱼进去都能撒欢游泳!我早上起来喝的稀饭被邻居看到,他就说:“看你们一大家子喝的稀饭,还没生产队里的马尿稠!”母亲这么做是为了防范我父亲。如果做得太稠,父亲就会把锅里稠的都盛完,母亲和我们哥俩就只有大眼瞪小眼的份儿了!于是每到吃饭的时候,母亲总是提前盛出一大碗稠的藏起来,等父亲背着粪箕子离开家门时,再偷偷把提前藏好的吃食端出来给她的两个儿子。母亲这么做是为了这个家好,她怕自己的两个儿子嘴受了屈,个头长不高。父亲挣不来钱,家里的地也种不好,外面不了解情况的人都对母亲指指点点,说她不给自己的丈夫饱饭吃。殊不知,天下再巧的媳妇来到我们这个破烂摊子家庭也做不出无米的饭呀。母亲实在是没办法啊!

  我们家穷,没有人缘却有“畜生缘”。家里的锅台就是我们家屋里老鼠打架嬉戏的舞台,就连邻居家养的几只羊都跑到我们家供桌上、锅台上、我的破烂床上打斗,天天如此!那几只羊最看得起我。每天我只要看到它们跑来了,就火冒三丈地追打它们想把它们轰走,而我越是追赶,这几只该死的羊就越是从供桌、锅台、破烂床上玩命地跑上跑下!而我们自家养的羊呢,不是病死,就是被别人顺手牵羊拉到集市上卖掉。至今我也不知道这位帮我们把羊卖掉的“热心人”是谁,不过话说回来,即使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

编辑: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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