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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扳不倒的智慧

时间:2012-11-13 04:21   来源:中国台湾网

  不止一次,尤其是在1834年同法国进行战争时,李鸿章就察觉出自己受到了朝廷里主战派与拥护他们的御史们的批驳与弹劾,理由是他与法国签订的那些合约,尽管李鸿章的本意是打算倚仗合约的签订,来阻止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入侵中国的外国军队侵略的步伐。因为京城的漠然与地方各省官僚的冷漠态度,前后发生了多次危机,在这几次危急时刻,拯救一个山穷水尽的局面的重任则被强加到李鸿章的身上,譬如《 东京撤军条约 》就是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签订的。在全部类似的情况下,李鸿章均竭尽全力令一个注定利益受损的交易取得最好的结果。然而每次和谈结束之后,京城中那些宣扬不惜牺牲一切背水一战的狂热的主战派均会对他展开势头迅猛的攻击,驳斥他将大清帝国的神圣领土拱手相送。倘若没有老佛爷慈禧太后持续的保护,李鸿章肯定已经无法在猛烈的攻击下支撑下去。手握实权的太后的保护,令李鸿章有惊无险,安安稳稳地立在朝堂之上,将政敌的弹劾视为“狗吠”,甚至不屑于采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方式,譬如指使拥护自己的御史弹劾驳斥自己的敌对势力。

  不过,中日甲午之战结束后,虽然独揽大权的慈禧太后继续令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一职,但也不得不削减其手中的权力。慈禧太后对李鸿章的海军、陆军防御体系的瓦解非常失望,对《 马关条约 》的签订所导致的耻辱异常恼怒。之后革命派开始有所行动、戊戌变法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满人与汉人由此而明显地分化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各自筹划宫廷政变的发生,所有的事件均在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中会聚为高潮。于是慈禧太后将所有的事情均理所当然地归咎于清政府权威的丧失,而造成清政府权威丧失的原因则直接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以及《 马关条约 》的耻辱。慈禧太后是一个难以主宰自己情绪的女人,她的想法注定会受到李鸿章同日本的伊藤博文签订《 马关条约 》这件在全国造成巨大轰动的事件的左右。地方各省全部的高级官员,无论满汉,均不谋而合地提交请愿书,要求政府反对《 马关条约 》,继续与日本殊死作战。刘坤一尽管已经年老体衰,但仍旧愤怒异常地挺身而出,声称如果要将中国领地割让给日本,除非他战死沙场。但是实际上,当年的中国已无任何力量继续进行战争。

  张之洞多年来一直与李鸿章格格不入,他批驳说,李鸿章在三年之前还因为所谓的忠心耿耿的爱国情操而被国人虚伪地称颂。甚至有数封密奏以“警示背叛国家者”为理由请求判处李鸿章及其主要党羽以死刑。虽然慈禧太后极为恼怒,不过她对李鸿章这位政治家仍旧十分信任,这是由于李鸿章已经怀着毋庸置疑的忠心耿耿的爱国情操替她奉献了几乎40年。她并未恢复李鸿章直隶总督的职位,不过仍旧采取措施使李鸿章暂无性命之忧,并替他在别的地方安排了职位。

  1896年,李鸿章被任命为特使,奉命出席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毋庸置疑,此事是由俄国大臣提议,经慈禧太后一手策划的,其真实动机则为,以此为契机令李鸿章逃出其政治敌人的控制范围,并为他提供一个自由呼吸的空间,以及一个挽回“丢掉的尊严”的机会。

  甲午战争过去五年后,李鸿章事实上依旧没有参与朝政,在他自国外游历回国之后,他所担任的官职显然已经成为人浮于事的职位,要不然就是职位上已经有暂时的替代者。当年夏季,他游历欧洲与美国,然而他的政敌却始终在京城中苦心经营。在西方各国对李鸿章热情而隆重地招待之时,他在国内的政敌却费尽心机地寻找一切时机给慈禧太后与她的心腹传递这样的信息,李鸿章已然将慈禧太后自始至终强调务必坚守的谦虚有礼、忠心耿耿以及极富担当的精神抛在脑后。而且,北京此时已经发生了宫廷密谋与党派间势力的重组,因为李鸿章身处国外,因此他的切身利益遭到了损害。同他亲密友好、推心置腹的同伴——大太监李莲英此刻依旧拥护李鸿章,不过这个奸诈狡猾的阉党迅速就察觉到了这样一种可能,即他能够趁着宫廷动乱的契机在妥协退让之中从事中饱私囊的勾当。满清贵族与保守派官员结为一派,而改革派与思想进步者结为一派,在两派逐渐增强的敌意里,李莲英因为职业的原因更为偏向于前者,不过为了可以从中获取利益,李莲英认为,倘若不支持进步者,起码也应当保持退让性的中立态度。因此,在李鸿章由国外游历回国之时,圣上下令免除其官阶与荣誉头衔,所以,尽管朝堂之外的世界对此事的发生感到异常惊诧,但是对宫廷动乱内部历史稍有了解的人则不会因此有所感慨。此次贬谪的冠冕堂皇的罪名是李鸿章在某次觐见圣上之后,擅自进入颐和园。此诏令的颁布显然是为了警告他的政敌,同时也是在指点他,通常发生了类似的状况,务必需要支付巨额的财富来让那些对自己充满怜悯的宫内伙伴高兴一番。当巨额的财富有用武之地之时,折中应当立刻被提供的,这是由于李鸿章自己在提及此时期的北京之行时总是一脸苦大仇深的表情,宣称自己花费了巨额的财富。但是,大量财富的上下打点为他谋取了颇具希望的结果。随即,圣上下令恢复了他的荣誉与头衔,并令他在总理衙门担任官职。据说,李鸿章此次大约花费了三万九千两白银来打点关系。

  1900年初的时候,李鸿章随即被调往广州担任总督一职,结合下文的事件可知,此次任命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此职位的授予以及担任的条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在逝世的前一年,决定自己行为的关键动机。当李鸿章的直隶总督一职被罢免时,英国公使馆认为此为英国外交上的一次胜利,不过俄国人对这个结果却反应冷淡。虽然驻扎北京的外国办公处以及公使馆均十分富有远见卓识地参与到了1898年至1900年两年间所发生的任何事件,不过,自这以后,它们之间并未有任何不同。

  李鸿章调任广州总督一职起码说明以下情况:首先,尽管慈禧太后已经十分依赖端亲王和他的义和团领袖,不过她依旧是李鸿章的支持者与护卫者。其次,此事说明,李鸿章自己已然推测出一场暴风雨马上就要到来,所以,他想要努力躲避开暴风雨的中心区域。再次,此事还说明,京城中对进步与改革持抵制态度的人已然察觉出李鸿章是位坚强的对手。在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阶段时,在那些不甚清醒的人看来,“将蛮夷驱逐到大海中去”的想法依旧是切实可行的,例如徐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徐桐甚至总是高调呼吁说,唯有将荣禄与李鸿章通通处死,才能实现彻底的胜利。在慈禧太后对端亲王的计划以及措施深信不疑之前,李鸿章早已多次提醒甚至警告慈禧太后,觉得他们的主张是绝无任何希望可言的。不过慈禧太后在期盼与担忧之间遭受了难忍的痛苦,以至于导致所有人的建议与劝告均于事无补;而且,作为最大的满清贵族,她无可避免地受到了满汉民族之间剑拔弩张的气氛的波及,此种憎恨的氛围恰好为义和团运动的最后时期赋予了全新的特色与理念。李鸿章奋不顾身,竭尽全力地想令慈禧太后知道她的愚蠢行为将会引发的无法挽回的后果。最后,他虽然奔赴南方,但是却始终坚定地相信,时隔不久他就有再一次充当和解人的身份的机会了,这会令他再次陷入国家利益与统治者盲目自大相龃龉的尴尬境地之中。

  义和团民众宣布自身携有超自然的能力而且无法被战胜,由天津开始的八国联军的枪炮声令这一夸张的说法碎成泡影,慈禧太后试图对外国人发泄愤怒与不满的美梦完全破碎了,而且,她也不再对端亲王、军机大臣刚毅与他们的狂热追随者充满忧虑;一时之间,她又变回了老佛爷,处理政策谋略又如往常般谨慎细致;为了力挽狂澜,挽回铤而走险所形成的危险局面,她只能请求李鸿章施以援手。在解决公使馆围困的半个月之前,慈禧太后在朝堂上下达懿旨,令李鸿章官复原职,继续担任直隶总督一职,宣布“迫切需要熟知外交事务的官僚”,令李鸿章即刻迅速返回京城。李鸿章此时年事已高而且病患缠身,次年则因此病而驾鹤西归。然而他根本无法拒绝朝廷分配给自己的这个危险且让人厌烦的工作。对他而言,无论怎么样,他始终会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朝廷忠心耿耿;终其一生,他一直凭借自身的勇气宣扬并践行着这一原则,而且将这一原则视为一位学者与公仆的首要任务。此时此刻,虽然他精疲力竭、情绪多变,然而他仍旧无法抵挡天性使然的冲动去答复一句“我告诉你如何去做”,不过,他的确可以凭借官复原职的契机去挽回曾经在1896年所丢掉的某些“尊严”。他回复了慈禧太后的紧急来信,对朝廷对自己的信任表示诚挚的感谢;不过他“不由自主地会回忆起那个愚蠢的举动,正是因为这个举动,将我自担任直隶总督一职来二十多年间所改革过的尚且称不上失败的管理机构彻底毁坏了”。

  在李鸿章身上,最令人注目的就是他对朝廷无可置疑的忠心耿耿的品格,此种品性对他一生中的诸多方面均有重要影响。此种忠诚的基础为儒家学说的基本原则,这种忠诚本身有时也会超越且独立于他自己对慈禧太后个人的服务,譬如,他坚持正统思想,贯彻春秋大义,对慈禧太后肆意妄为的、违背法律规定所提出的政策坚决抵制。以1898年为例,在军事政变之后,当老佛爷慈禧太后打算罢黜光绪皇帝,并将端亲王之子立为皇帝时,李鸿章则坚决予以反对。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李鸿章颇有胆量地挺身而出,并争取到了南京总督的支持,联名以法律政策为根据抵制慈禧太后所提议的行动方案。但凡处理与治国之道相关的问题,李鸿章绝对是一位坚定不移的保守主义者,更是固守于传统礼仪之人。只要他的行为有违祖制,与传统相悖,那么他则良心难安。他与慈禧太后关系最为亲密的时候应当追溯回那个日子:1875年那个时候,慈禧太后之子同治皇帝驾崩不久,慈禧太后请求李鸿章率领淮军抵达北京,支持她将传统的皇帝继位方式打破,拥护太后扶植年幼的光绪当上了皇帝。正是在如此的情况之下,慈禧太后毕生对李鸿章感激不尽。不过由于他的拥护行为是违反合法继承政策的,所以他自己也受到了正统派的批驳。不过,无论怎样不合祖制,他的行为并未达到背叛新继任的皇帝的程度。因此,李鸿章倚仗自己的实力,逐渐成为慈禧太后忠心耿耿的拥护者而且愿意在大部分的事务上支持她;但是,作为一名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官僚,在慈禧太后打算将莫须有的罪名扣在可悲又无助的皇帝,也就是自己的亲外甥的头上的时候,他却坚决地对她表示反对。

  如今,他受到了国民那种东方特有的方式的嘲骂和讽刺,他们对他进行批评所持的理由经常是他的行为,他们认为这位总督之所以富有远见,就是出于为他的个人利益考虑,其所作所为均是为他的个人利益服务的。也许,他在1875年所作出的举动可以为这样的嘲骂讽刺提供证明,说明它是合理而且正当的,因为当时慈禧正是借助于他的力量,才得以继续摄政和扶持幼帝,而李鸿章本人也获得了他预期的每样东西。不过我们有理由确信,他和这位帝国夫人一样,对于在当时的场合下不得不作出违反所有儒家统治的原则的坏事而心存懊悔。1898年,由于考虑到皇帝和他的广东改革者们的目的就是将权力交到维新派手中,所以,为了个人的既得利益,李鸿章依旧依靠太后的支持,依靠和太后身边大太监那种友善的关系。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李鸿章对皇帝的这个政策加以反对就是相当自然的事情了。不过,对于太后要将皇帝罢黜的想法,他却联合长江流域的总督们共同加以阻止。所以,公正地说,李鸿章之所以这样做,也要归因于对好些远高于个人利益的事情的考虑,其动机更为高尚,更为明智。

  据说,李鸿章终其一生,数次怀有秘密夺取帝位的野心,尤其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1863年,这个谣言出现在一封戈登写于中国的信中。不过,在这封信中,对此谣传只不过是一笔带过,所以,信中涉及的与此相关的内容很少。还有一次,即1900年,在俄国将其计划公开之前,列强的代表们依旧在对关于让满洲人继续执政是不是对己有利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在此期间,李鸿章的名字数次出现在他们对下一个的朝代可能的创建者的讨论中。然而,诚如赫德爵士在当时当地所看到的情况那样,也诚如中国最近的历史所明确表明的那样,一旦将满洲人赶走,那么必定不会发生值得为之欢呼雀跃的好事。理由相当简单,那就是在中国,在令人民满意或取得人民敬重的条件下,对这个国家加以统治,并具有足以影响这个国家的权威的,还不曾被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拥有。凭着自身的睿智,李鸿章深刻地理解到,让这个王朝就这样平静地继续存在下去是中国当前的最好选择,那就是让这个王朝成为帝国社会制度完整的组成部分,也为整个民族对祖先崇拜奠定基础。他从不曾心存幻想地认为自己的家族可以建立一个王朝。对于满人大权在握,他一直表示支持。其原因并不是出于他对他们有多么爱戴,或者说在他的心目中,他们是一群令人满意的统治者,只是因为他们原本就在那个位置上存在着,那么就不如让其继续存在。他所一贯执行的政策就是正统,就是唯利是图,就是个人对慈禧太后的忠诚,等等,是这些因素明智的混合体。我们观察到的一个相当有意思的现象,它可以对此加以证明。1901年,李鸿章提出了自己之所以支持满洲人继续统治的正确性的理由,而到了1912年,身为著名儒学大家的梁启超则用相同的理由对袁世凯企图在中国建立一个自己的朝代而加以反驳。

  从李鸿章对慈禧太后施加的影响来说,1875年的政变让他的权势得以确立,而且是相当坚实地确立起来;从此之后,他采用直接或间接的方式( 借太监李莲英之手 )利用慈禧太后,以便让人们始终认为他就是朝廷和政府各部中占优势的力量。1884年,恭亲王在总理衙门中的职务被慈禧太后解除,之后,政府中臭名昭著的不法商人庆亲王和醇亲王取代了他的位置,成为政府中徒有虚名的首脑人物。发生这件事后,李鸿章的名字出现在最高的权威中,尤其是在涉及对外事务方面,他的名字更是频繁出现。就在此时,他的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他意识到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海军和陆军集权化有多么重要。为此,他在醇亲王的协助下,开始致力于让海军部门及其海岸防御由以省为基础向以国家为基础的转变工作中。在若干年前,也就是差不多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他就曾刻意地将谢拉德—阿思本舰队计划破坏掉,不对此计划予以支持,即让这支新的军队处于外国人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却不让北京控制的各省当局对其加以利用。如今,他已经身为直隶总督,受着环境力量的引导,而他本人也意识到了集权化的优势;经过李鸿章的据理力陈,最终在北京建立起海军衙门,而李鸿章自己则在天津承担起了这一部门的执行首领的任务。所有这些事情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实施,都是得益于慈禧太后的同意和支持,倘若没有她的支持和协助,他根本无能为力。李鸿章相当精明,他猜测到,想要引起慈禧太后的兴趣,就要让中央集权化思想在北京政府中行得通;要让她意识到,倘若能够拥有一支规模大又装备精良的舰队巡行于大沽入海口,那么这会为她的帝国平添威严。

  不过,有一个事实都不曾被太后与李鸿章注意到,当然,或者这一点已经被他们意识到了,但却被他们忽视了。那就是实施初步改革的财政中央集权化是军事力量中央集权化的前提。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海军计划看上去好像前景相当广阔,可是到甲午战争后一切都化为泡影了;在此期间,和官僚的财政思想密切相关的官吏腐败现象还被严密地包裹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不曾遭到质疑。不过,对于集权化或安全性的获得则缈无希望这一点,李鸿章本人已经完全意识到。他在内心深处相当清楚地认识到,在相当长的时间以来,遵照慈禧太后的旨意,重修或装饰颐和园已经将户部手中用来制造舰队和加强防御的那几个钱用光了;他也明白,自己那个贪婪成性的女婿张佩纶已经将那些拨到天津用来建设海军的钱中饱私囊了,当然,其中落到自己口袋中也有一部分钱财。为此,直到暴风雨降临,也就是在偷工减料的情况下建造起来的那些劣质大厦轰然倒塌的时候,对于这样重要的国家大事要投入巨额资金这一点,不管是李鸿章本人,还是海军衙门中的随意一位负责任的官员,他们都不曾用官方的名义将此事向清政府提出过。当然,仅有的一次提及此事,还是发生在1896年崩溃之后。那次在谒见慈禧太后时,李鸿章冒着触怒慈禧太后的危险将此事提到了议程,他声称倘若一支海军得以维持的资金被剥夺了,那么它绝不会产生高效力,自然也不会具备精良的装备。倘若在财政事务上,李鸿章还算有自知之明的话,他或许会出言为自己辩解,对在纸糊的巨龙坍塌的原因中其他那些重要的事实或人物加以解释,不过,李鸿章却在此选择了慈禧太后出自感激的保护和大太监的帮助,放弃了出言为自己进行解释,凭着一贯圆滑处事的态度将此事了结。当然他的智慧也证明了此举相当明智。

  正当中日双方将谈判或许确定在日本马关进行的时候,众多奏折被送到朝廷。在这些奏折中,李鸿章毫不意外地受到谴责,他们指责他对中国遭到的耻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在众多奏折中,这位总督唯独对安维峻的那份奏折感到特别气愤,理由是这份奏折相当明确地提到了战争期间的财务情况这一敏感的问题。可以说,安维峻在奏折中所表达的观点代表着绝大多数李鸿章的批评者和同僚的心声,这是毋庸置疑的。公正地说,除了左宗棠和张之洞这两位总督之外,差不多每个中国高官都会同样被牵扯到财政腐败问题。在天朝统治制度之下,按照通常的规则,此种事情不会在公众场合被指出,且发生在一位大人物身上,除非事情已经相当明确,或者说除非这个遭到谴责的人已经被人们认为是无可救药且无耻到了极点。

  在这样的制度之下,这个被谴责的人就可以据理力争,对攻击自己的人进行反击,不过就算是这样,此人身上的财政污点依旧是无法洗掉的。这就是沉默交战状态中的不成文法典,此种情况在紫禁城里长久地发生着。在这场游戏中,李鸿章将双眼睁大,就如同游戏中的其他玩家一样去冒险,想碰碰运气;不过他无论何时都会坚持将一个令钱袋可以鼓起来的颇具保护价值的原则。安维峻在奏折中谈到李鸿章的钱袋是怎么鼓起来的时候,用词相当犀利,其语言表现出近乎残忍的直白。李鸿章对于这种在公众场合揭露官员们老底的做法相当憎恨,原因是这样的做法会断送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不过,从揭露中国官员集体贪污方式来说,尤其是揭露李鸿章的贪污方式来说,这个文件还是具有相当长久的好处的:

  安维峻奏称李鸿章平时挟外洋以自重,现在当倭贼犯顺,担心自己寄顿倭国的私财付诸东流,所以他不想作战,这本来就是有隐情的。等到诏旨严切,一心主战,大大背逆了李鸿章的想法,于是他就倒行逆施,借为倭贼提供煤米军火,日夜盼望倭贼到来,以便实现他的想法,可是对于我军前敌所需的粮饷火器,却有意勒扣之。有声称要作战的人,动不动就受到呵斥,听到战败的消息就非常高兴,提到战胜的消息就相当生气。淮军将领,望风希旨,还没看见贼,就先退避三舍,偶然遇到贼,马上就惊慌溃逃。李鸿章之丧心病狂,九卿科道也多次提到,我就在此不再赘陈。

  只有叶志超、卫汝贵都以革职拿问之人,藏匿在天津,以节署为捕逃薮,人言啧啧,恐怕不是没有原因的。而于拿问之丁汝昌,竟敢代为乞恩,并声称美国人有雾气者,一定得丁汝昌驾驭。这样怪诞不经的说法,竟然敢在君父之前直接说出来,这是将朝廷之事当作儿戏。可是枢臣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与之争论,良由枢臣暮气已深,过劳则神昏,就像在云雾之中。雾气之说入而俱化,故不觉其非耳。

  张荫桓、邵友濂是全权大臣,来没能接到明确的谕旨。在枢臣也明知和议之举,不可对他人说,既不能以生死争,复不能以利害争,只得做一些掩耳盗铃的事,而不知通国之人,早已皆知也。倭贼和邵友濂有过节,竟敢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做全权大臣,尚复成何国体!李经方是倭逆的女婿,以张邦昌自命,臣在此前已经弹劾他,如果让这样悖逆之人前往,正中倭的下怀。倭贼之议和,诱我也,彼既外强中干,我不能激励将士,决计一战,而乃俯首听命于倭贼,然则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此举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没有一个不切齿痛恨,想吃李鸿章的肉的。

  而又声称和议的主张出自皇太后之口,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这纯粹是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为什么呢?皇太后既归政皇上,如果乃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至于李莲英是什么样的人,敢干涉政事吗?倘若情况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莲英岂复可容?

  只是朝廷受李鸿章恫吓,等不到详审,而枢臣中或系私党,甘心对他进行袒护。或者担心李鸿章反叛,姑息调停,而不知道李鸿章久有不臣之心,不是不敢反,而是不能反。彼之淮军将领,都是贪利小人之辈,绝无伎俩,其士卒横被克扣,离心离德。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制李鸿章有余,这就是他不能反之的实在情形也。如果能反,那么他早就反矣。既然不能反,他就犹事挟制朝廷,抗违谕旨,彼其心目中,不再有我皇上,而且不再有皇太后,所以敢用雾气之说戏侮之也。

  臣对此深以为耻,只希望皇上赫然震怒,明正李鸿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如果能这样,那么将士如果不能奋兴,倭贼如果不能破灭,那么请马上斩臣以正其妄言之罪。祖宗鉴临,臣实在不害怕,用是披肝胆,冒斧锧,痛哭直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对于中国失败的原因,进步人士和中国南方的革命党人经常将其归结到大太监李莲英的身上,并以此说法作为攻击满清政府的武器,不过在此时时刻,慈禧太后敏感的自尊心会因为这种直接的进攻方式遭到伤害,从而激起她对李鸿章的强烈保护欲。对于整个中国的官僚阶层联合起来共同对自己要保护的人进行谴责,并对他所构想的中国外交关系前景加以诋毁,在此过程中,太后持相当淡然的态度,既不刻意表现出在意之情,也不表现出犹豫退缩之意。对于安维峻那措辞犀利的奏折,她所能给予的就是一纸敕令的答复。安维峻由这个赦令得到的结果就是被解公职,同时发配到边境驿站上。对于这种做法,慈禧太后借由皇帝签字的一道圣旨如此说道:

  近因时事多艰,所有遇言官论奏,没有不虚衷容纳,纵然措辞失当,也不会加以谴责。其有军国紧要事件,必仰承皇太后懿训遵行。此皆朕恪恭求治之心,天下臣民,早应共谅。乃本日御史安维峻呈进封奏,托诸传闻,竟有皇太后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之语。

  像这样的肆口妄言,一点忌惮都没有,如果不严行惩办,恐怕开离间的开端。安维峻马上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示儆戒,原折着掷远。

  如同后来发生的事件所证实的那样,1900年,李鸿章倾尽自己的余生之精力对慈禧太后的知遇之恩予以报答。在那次事件中,从广州急速返回北京的李鸿章尽全力挽救由于太后的愚蠹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北京和谈中,他利用列强之间的利益关系,使得俄国和其他列强之间撕破脸皮,从而达到坐收渔翁之利的目的。正是凭着他的这种治国之术,慈禧太后才在自己的权威没有受到影响的前提下安全地返回北京城。同时,这种做法也将大太监李莲英处于死亡边缘的一条命救回。凭着他过人的精力和超凡的外交能力,这位77岁高龄的老大臣受命和列强坐在了一张谈判桌上,最终以自己的能力和辛劳赢得了满朝上下以及外国人的敬重。对于他来说,其一生事业中最值得骄傲、最引人注目的事情就是在自己的任上为自己的国家倾尽自己最后的能力;我可以相当负责任地说,在中国,不曾有其他官员能够如同李鸿章那样,在1901年的北京草约中借助谈判,为中国取得这样的结果。

  不管是曾国藩时代的官员,还是袁世凯时代的官员,但凡曾在李鸿章的身边做过总督的同僚们,都一致认定慈禧太后的帮助是李鸿章在生活中获得如此巨大成功的最重要原因。不过,他所获得的这份帮助,是依靠自己在管理方面的才华、外交方面的才能以及精明的商业本能加上老练的贿赂行为得来的。可以说,几乎是李鸿章本人凭着个人能力得到的。与其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并不特别喜欢他,甚至在清政府的高级官员中,始终存在着一种观点,那是一种针对他的反对舆论。相反,他所获得的赞扬,竟然绝大部分来自他谈判桌上的对立面——外国人口中。中国的官僚群体从来不是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集体,相反,这个团体里充斥着争权夺利的斗争,此类闹剧每天都在上演着。在这样的斗争中,最后得以留下的只是独属于东方人的那种嫉妒、仇恨和敌意。每个踏入官场的高官都学会了当自己的敌人和对手放松警惕的时候,趁其不备发动进攻。在他们看来,只要给他们一个机会,他们就会借助于密谋的方式,令敌人和对手彻底失败。适当地对此事实进行斟酌,我们就不可能简单地用嫉妒和不怀好意来解释左宗棠和张之洞之流在对待李鸿章时所表现出的怀疑和敌意,也不可能简单地用嫉妒和不怀好意来解释这些官员在内心深处对李鸿章所制定的外交政策的怨恨。就好像这些官员在自己心中所想的那样,他们的感情才是爱国主义思想的最真正的表现。在以李鸿章为首的外交谈判中,当中国的领土一次又一次地被割让,当中国遭到一次又一次的耻辱的时候,掠夺者对李鸿章的极力赞扬也传到了全中国人的耳中。

  1884年至1885年,爆发了中法之间的战争。要此次对法作战中,中国的福州兵工厂遭到了法国政府军毁灭性的打击,奇怪的是旅顺口竟然安然无恙。原来,法国人之所以放弃旅顺口,完全是因为李鸿章的原因。在他们看来,旅顺口是以李鸿章而闻名世界的。此后,这个理由也让法国人放弃了对清政府提出的赔款要求。十年之后,由于日本政府的坚持,李鸿章受命奔赴日本马关,担任了中方的谈判代表。等他刚刚结束日本这方的任务,他就不得不应俄国政府的要求,以清政府的特别大使的身份,去俄国参加沙皇的加冕庆典。而这个结果也是俄国利用自己在北京的影响力做到的。于是在中国人看来,一个外国人如果对某人加以赞扬,那是值得令人质疑的,是需要慎重考虑的,因为李鸿章被外国人赞扬,所以,他的行为举止就令人生疑。身为李鸿章的主要政敌,同时作为一位文辞犀利的哲学家,张之洞对于李鸿章所说的中国难以在军事力量上击败西方国家这一说法持反对态度,相反,他却经常认为胆小和贪污腐败才是李鸿章提出这种对外政策的原因。同样,尽管左宗棠是一位做事坦荡、性格直率的斗士,不过他在内心深处对于自己的祖国的认识也不正确,因此当李鸿章的对外策略提出后,他同样毫不掩饰自己对李鸿章此种策略的轻视之意。1871年,李鸿章和左宗棠分别为北洋通商大臣和南洋通商大臣,在当时中国的政界,此二人之间激烈敌对的状态众所周知。在那段时间里,天津发生了屠杀法国传教士的事情,不过,李鸿章在此事发生后,马上声称此类事情今后不会再发生,无论是针对哪国人士的。此举又激起全国人民对他的厌恶之情。1900年,义和团火烧教堂的事情发生后,由于李鸿章不曾站到义和团一边,因此他同样招致国人的厌恶。

  左宗棠在去世之前才明白李鸿章其实早在青年时期就已经从经历的事情中吸取了教训,换句话说,即一个军事实力薄弱的国家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更不要主动挑起战争。因此,左宗棠最后凭着自己那宽阔的心胸弥补了此前对李鸿章所做的不当之处;不过,其他各省和左宗棠同级的高级官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却仍然没能认清现实,仍然对李鸿章所持的对外策略极度蔑视,甚至这些人直到合上双眼,仍固执己见。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在旅顺口被日本人攻陷之后,皇帝为解决问题,急忙召集各省的最高官员,令他们就战争是否继续下去呈递奏折,提出自己的看法。结果是一半以上的官员强烈要求与日军对抗到底,寸土必争。而这些上奏的人中,无一人具备战争知识,有作战的经验,更不曾有一人提出如何积极作战,以及积极作战的具体步骤;而李鸿章这位在他们看来胆小而令人唾弃的总督,恰恰因为他们所持的观点反而无形中表达了对李鸿章的有力的赞扬。

  张之洞与李鸿章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批评家和对手之间的关系,单纯凭借经验做事而想法不合实际是张之洞的特点,相反,具备强烈的现实感,对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则是李鸿章做事的原则。1880年,即日俄之间因为伊犁而关系紧张的时候,张之洞第一次名扬朝廷就是靠着自己言辞犀利的政治批评家的身份,不过,他之所以会凭着这样的角色而出名,完全是由于他具备渊博的文学知识,以及对民众的心理把握程度,当然他不是依靠在斗争于民众中间形成的巨大的影响力。正如张之洞在后来坦承地那样,1880年6月1日,尽管当时自己是李鸿章的崇拜者,不过他仍在呈递给朝廷的奏折里针对《 里瓦几亚条约 》进行了强烈的批驳,奏折中用以作为证据的内容,不仅包括了对所探讨话题的背后潜藏着的危险的无知,而且还暗藏着以乱发牢骚的方式对同事表达敌意的目的。他在奏折中向朝廷提出建议,建议不但要对主持签订这个条约的中国特使崇厚进行处罚,还要对此条约予以拒绝,此后,他又进一步说明了中俄战争中,中国之所以可以获得取胜机会的原因。与此同时,他还让朝廷强迫李鸿章用事实证明他没有辜负朝廷对他的信任,并督促朝廷将拨付给李鸿章的用以筹备海军的费用花掉。以上内容就是出自那篇奏折中的一部分内容,其中所隐含的教育特征极其明显:

  李鸿章高勋重寄,岁糜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不能一战,安用重臣?伏请严饬李鸿章,谕以计无中变,责无旁贷,及早选将练兵,仿照德国新式,增建炮台。战而胜则酬以公侯之赏,不胜则加以不测之罚。

  设即以赎伊犁之二百八十万金雇募西洋劲卒,亦必能为我所用。俄人蚕食回疆,吞并浩罕,意在拊印度之背,不特我之患,亦英之忧也。李鸿章若以此开悟英使,辅车唇齿,当可同仇。

  张之洞既是一位做人过于愚昧却比较坦诚的幻想家,也是一个对工业梦的实现充满信心和耐心的追求者,同时,他也对李鸿章可以在慈禧的帮助下取得那么高的地位心存嫉妒。不过,作为一名儒家的研究者,也作为一名坚定的保守主义者,他对于李鸿章对慈禧太后的耿耿忠心还是相当敬重的。他也像左宗棠一样,直到最后才不得不承认李鸿章在处理中外关系时采用和解的方法是合适的。尤其是经过1900年事件之后,他也认识到那些只知道一味地对李鸿章的和解方法多加谴责的人,是多么无知,而李鸿章则是多么富有先见之明。1892年3月,适逢李鸿章七十大寿,为了向这位大总督表达崇敬之意,各地的官员和朝廷纷纷作出反应,张之洞则一改之前犀利批评的态度,用他那超古典的最佳表达方式,书写了一份美妙无比的贺词。就轰动程度而言,这篇赞美之词对文学界的影响,要远胜于政界。一般来说,对于贺寿这类的事情,张之洞通常只做表面功夫,不过他却能采用相当艺术的方法将事情处理得相当完美。单纯从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来说,他们对张之洞与李鸿章之间的斗争以这样的结果收尾还是颇为失望的,不过,那些儒学士子仍然坚持着这种原则,尽管他们对李鸿章的学问仍然心存羡慕。现在,让我们再捡拾起发生在过去的一件相当有意思的事情。这件事发生在李鸿章所筹建的那支堂皇威严的海军防御部队和海军舰队遭到毁灭的前两年。当时,身为帝国笔杆子和栋梁之才的张之洞用极尽赞美之词为李鸿章修书一封:

  克虏伯之号犄角取势,山斗入海,台上通天,设伏兵于羊马之墙,藏军资于蛰虫之户。八面受敌,则如斗运中央;左右旋抽,则如月缺半晕,旁贵四下,故受攻击而不伤;直角相交,故合首尾而相应。顺八风而列八阵,循环无端;藏九地而攻九天,高下皆准。易京十丈,受降三城,方斯篾矣。

  试想一下,有这样极富智慧的体制存在,有建立在虚情假意之上的整个官僚机构,也就无怪乎当中国遭遇失败和挫折的时候,张之洞和具有与他一样想法的人会向李鸿章发起激烈进攻了。纵然李鸿章已经在国际上赢得了俄国、法国和德国的支持,并凭借这种支持强迫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但那两位镇守着长江流域的总督依旧对他予以激烈的谴责,而且强烈要求对李鸿章主持签订的条约予以拒绝认可,同时持续不断地表达着他们一心想找到一只替罪羔羊的想法。正是在这些人的鼓励和引导下,朝中所有的御史于是对李鸿章开始穷追猛打,并强烈要求朝廷对李鸿章和他的拥护者进行严厉惩处,理由就是这些人背叛了自己的国家。不论是对于李鸿章本人,还是对于整个中国的命运来说,幸运的是,在此关系到国家和个人命运的关键时刻,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却一改之前对他的强烈反对的态度,成为他的支持者。这位帝师第一个意识到了倘若战争继续发展下去,将会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尊重事实的诚实人翁同龢力促皇帝加紧批准条约执行,于是皇帝采纳他的建议。多亏了慈禧太后的强有力的庇护,当这群反对者停止叫嚣,安静下来后,她考虑到李鸿章的个人安危,于是临时决定,让他到天津去。这样一来,李鸿章才得以保全性命;经此一事,能够认清现实的官员越来越多,他们渐渐明白这个老人是不容忽视的力量,于是他们开始再一次对老人处事的精明大唱赞歌,声言中国之所以能在侵略者和压迫者之间得以生存,并获得自己的利益,完全是得益于这种精明。

  可是,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眼里,李鸿章已经成了国家的叛徒,其原本那种中流砥柱的形象已经遭到破坏,其声望也遭到严重的毁损。李鸿章借助组织中国的军事力量,尤其是筹备建立海军,使得他在众官僚中卓然独立;从实际的功效来看,他所从事的这些活动已经经过了实践的证明,其价值要远胜于中世纪时期北京战场上手持弓箭的军队。李鸿章是一位将西方军事方法进行改造后用于中国的成功者,但是经此一事,他历经25年建立的威信和显赫的地位在一夜之间崩塌,他很快就被降职,成为一名一般行省长官。事实上,经过这次事件之后,那些一直对他不断声讨的人开始变得精明起来,他们开始转而声言李鸿章之所以为军队配备战舰和枪炮只是为了替李家获得更多的财富。1895年,李鸿章从令人瞩目的权势的巅峰坠落到了遭人耻笑的深渊。如果不是因为发生了这些事情,他或许就能够在其人生之旅的最后六年里,借助于自己那旺盛而充沛的精力,以及在外交活动中锻炼出来的胆量,还有丰富的人脉,从而将自己从前拥有的东西一一夺回。最后的结果是,李鸿章对于自己的失败并不予以认可,也许这正反映了他的过人之处。

编辑:刘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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