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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时间:2012-11-23 07:41   来源:

  第六章

  我把车开进屋前的车道时,米勒正从他的前门大步走过来,好像一直在等我。不到十点时我在弧光电影院里吃爆米花和奶球权当晚餐。我曾答应一个学生去看一部所谓的独立制作影片,就是他正在做翻录作业的那部。与看过的其他同类片子相比,我觉得这部电影还不错。而且看片子也可以减少我在家逗留的时间。

  米勒和我在路边见了面,我走上前去接过邮件。米勒身材魁梧,曾

  是一名运动员,自信而且帅气。他清了清嗓子,说道:“哦,对了,我们两座房子之间的栅栏倒了,就是屋后那段。”我把干洗的衣服往肩膀上一甩说:“我注意到了。”

  “我早就想叫人来修,只是想先和你说一声,征得你的同意。”我看看他的手,又看看他的嘴,还有他的山羊胡子。强烈的仇恨本能地涌上心头,但我还是点点头说:“好啊!”

  “我……啊,我知道你最近不怎么宽裕,所以我想所有费用我都包了吧。”

  “我付一半。”我转头往屋里走。

  他走过来。“听我说,帕特……”我低头看着他那只穿过人行道踏在我车道上的靴子,他停下来,我们对视了一会儿。他满脸通红,抽回脚,点了一下头,又点了一下头,往回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直到他把前门关上,我才往屋里走。

  进屋后,我把邮件和干洗的衣服扔到厨房的桌子上,咕噜咕噜喝下一杯水,靠在水槽边。我抬起双手在脸上搓了搓,尽力忘掉柜台上那堆灰褐色的信封,这些信都是律师的财务部寄来的:他的常绿预付卡上的预付费又低于三万美金的门槛了,还需要再提高。信件堆旁边放着一张被遗忘的干洗取货单,是艾瑞娜昨天留下的,早上我急急忙忙出门,忘拿了。尽管发生了很多事,我们仍然努力分担家务,保持相互礼让,在平静的表面之下躲避飘浮的地雷。她明天要参加一个大型客户会议,需要穿套装。也许是奇迹吧,干洗店竟然把套装和我们其他干洗好的衣服一起给了我。我走过去查看时,一个小邮件袋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个红色网飞公司的预付费信封看起来与众不同,似乎有人动过。我感觉血液上涌,脸颊发烫,于是把它捡了起来,信封的封口被打开过,然后又用粘胶重新粘上。我把它撕开,向下倒了倒,一个没有标记的护套从中滑出。

  里面又是一张没有标记的光盘。

  我双手颤抖,把光盘放到播放器中。尽管尽力克制,避免反应过度,我的皮肤还是变得湿冷。虽然讨厌承认这一点,但自己确实像一个偷溜出门到篝火旁听鬼故事的孩子,恐惧浸入骨髓,然后又向外蔓延,反过来把我吞噬。

  坐回沙发,我按下快进键,跳过我们前廊的画面。真是怪异得很,恐惧又变成了焦躁,如同上断头台的人等待斧头落下。图像质量同样低劣,拍摄的角度是倾斜的。我慢慢意识到,这一定是从邻近的屋顶上拍摄的。

  是米勒夫妇的屋顶。

  今天早上我还把沙发布置得像张床一样,但我的坐立不安已经把床单扯得皱成一团,紧握的拳头压在膝盖上,等待屏幕上出现的后续画面。

  果然又是我。看到自己的脸,我的脊椎阵阵发凉。看到自己在监视画面中无所适从的样子,这就是我目前的境况,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很快适应这样的生活。

  屏幕上的我步入了镜头,不安地环顾四周。镜头里我穿的衣服与现在穿的一模一样。我显得很憔悴,精神不佳,愁眉苦脸,心事重重。这些天,我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去年的风光已经演化为今天的恶果。我刚售出剧本的时候,他们给我拍摄的照片被刊登在《综艺》上,那炯炯有神的眼睛让我看起来年轻很多。

  我走出了门廊。为保持我能在画面中,镜头有些颤抖,于是我变得模糊,接着成了一个点。

  尽管这样的拍摄技法比较拙劣,但还是让我紧张到极点。上次那张光盘的拍摄角度一直没有变化,摄像机的位置是固定的。这说明是有人把摄像机架好,过后再回来取拍好的录像。而这次新拍摄的视频则无疑表明:是有人在摄像机后面,跟踪拍摄我的一举一动。

  我看着录像中的自己沿着房子走过,仔细查看地面,在浴室窗口旁停了一会儿,调整位置,检查湿漉漉的草地。米勒家烟囱的边沿进入了画面。我环顾四周,不安的目光扫过摄像机的位置,如雷蒙 伯尔的电影《后窗》中被怀疑的凶手,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在一个缓慢的变焦特写镜头中,我拉着脸,怒气冲冲地对着窗口说了些什么,然后百叶窗封闭起来,是艾瑞娜在房内推下来的。我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门廊,走进屋里,渐渐消失。

  屏幕变成了黑色,这时我突然意识到,不知不觉中我已经站到了沙发和电视屏幕的中点。我喘着粗气,向后退了几步,回沙发坐下。我把手插进头发里捋了捋,发现额头上沁着汗水。

  艾瑞娜在二楼的床上,我能听到透过地板传下来的电视声。我不在旁边时,她总喜欢和情景喜剧为伴,而不喜欢独处,当然,了解她的这个习惯也让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几辆车呼啸着穿过科梅尔大道,车灯光扫过了客厅的百叶窗。

  我狂躁不安,跑到楼下,先关上百叶窗,又把帘子拉上,然后透过帘子的缝隙向外望:现在有没有摄像机正瞄准我们的房子偷拍?想到这里,我有些神志混乱:担心变成了愤怒,愤怒又变成了恐惧。不时受到楼上电视里传来的笑声的干扰和刺激,我的动作越来越快,近乎疯狂。首先是报纸的娱乐版,然后是网飞公司的邮件,这两件事都指向基思或电影制片公司的某个人。可在拍摄现场发生的口角是好几个月以前的事,对于好莱坞来说更是历史事件,因此,圈外人也可能会读到相关信息并利用它来误导我。

  米勒家的卧室灯光明亮,屋顶一片漆黑。我想到了米勒,我停车时他突然从房中冒出来,而且新的视频是从他的屋顶拍摄的;比如说今天早上,要想在这个时段偷偷溜到屋顶又不被别人发现是件很难的事。显而易见,只有他才能做到。

  我向他的房子走去,但到了马路边又犹豫起来,我突然觉得自己可能是被误导才走向米勒的。对我来说,他是我十分熟悉的家伙,当然也是个浑球,可他偷拍我干什么?

  我走到他家门前,在离路边一步的地方观望,但无法看出屋顶上是否有摄像机。按常理,我应该爬到上面去查看。但现实告诉我,我不应该这么做。

  在原地转了一圈,我审视着马路对面购物区的半条街上的屋顶、窗户和停靠的车,想象那些镜头从每一处阴暗的角落窥视着我。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人跟踪我或哪里隐藏着摄像机,在等着看我爬上米勒的屋顶。事实上,我也看不清楚。

  我需要找一个更好的角度,确认摄像机是否还在那里。从马路对面的公寓阳台只能看到米勒屋顶的局部,从最近的两个路灯和电线杆旁边看,效果也是如此,而杂货店的屋顶则太远。也许我可以从地面上的其他位置看到那儿?我在马路上急匆匆地来回尝试不同的角度,搞得头昏眼花。但米勒的屋顶过于平坦,要想清晰地拍摄到我是不可能的。显然,唯一不受遮挡的视角就是我们自己的屋顶。

  想到这里,我慢慢走回家。从车库低矮的屋檐翻到屋顶时,大风直吹过来,穿透了我的衬衫,牛仔裤的裤脚被风吹得翻起来。榆树挡住了附近路灯照出的黄色灯光。我尽量让运动鞋在木瓦覆盖的屋顶上不发出响声。经过厨房上方的斜坡,我用一条腿钩住了二楼的排雨槽。

  “嘿!”艾瑞娜叫道,她身穿运动裤和长袖T恤,双手横抱胸前,“又去查看那段倒塌的栅栏吗?”口气不是挖苦,更多的是不快。

  爬到一半时,我停顿了一下,腿仍然跨在排雨槽上,“不是,风向标很松,咯咯地响。”

  “我怎么一直没有发现。”

  我们几乎是在喊着说话。想到跟踪者的摄像机可能正在捕捉艾瑞娜,更不用说我们之间的对话,我就更加不安。我的双肩骤然紧张,像被激怒的狼一样愤怒、警觉。“喂,进屋去吧。别在外面冻着,我马上就下来。”

  “我要早起,先去睡了,给你足够的时间来写更精彩的故事。”她说着就消失在屋檐下,一会儿就听到前门被重重地关上。

  屋顶很陡峭,我弯着腰,一边的膝盖和前臂保持不离开屋顶板,像螃蟹一样勾搭着向上爬,颤颤巍巍地到了屋顶的最高点,这里离米勒的房子很近。我抱着自家的烟囱放松一下。

  没有看到米勒家的屋顶上有摄像机。

  在这里,别人家的阳台、路灯和其他屋顶一览无余。这是最好的观测点,能找出任何藏匿东西的地方,附近的楼房、周边的树木、后院、车辆、电线杆等。我仔细地查看,直到眼睛隐隐作痛,什么都没有发现。

  什么都没有。

  失望混合着些许的放松,我靠着砖墙坐下,长长地呼出一口气,转身往回爬。突然,我看到在昏暗的灯光下有个闪闪发光的东西,就在我的工作室上方向东延伸的那部分屋顶,屋顶边上规整地放置着一个三脚架,上面固定着一部摄像机,镜头正警觉地对准我。我心里一沉,感到一种平静的恐惧。这种恐惧一般都出现在噩梦中,但因为你怀疑自己是在做噩梦,所以恐惧能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三脚架离屋顶的最顶端只有几英尺,并且根据屋顶的斜坡作了调整,它背后隆起的屋顶正好成为挡风屏障,而上面颤抖的风向标正好可以卡住三脚架。是谁把摄像机放在那儿的?镜头不是对着米勒的屋顶,而是对着我来查看米勒屋顶的线路,看来那个人已经设计好我的行动线路,想到了我想的一切,并在我行动之前抢先一步。跨越黑暗中凹凸不平的屋顶板,我和空白的镜头相互对视,打量对方,就像两个枪手在一个尘土飞扬的新兴城镇的街头对峙,寒风从我耳边呼呼吹过,如同埃尼奥 莫里康内的西部牛仔电影里高潮部分的再现。

  我的橡胶鞋底紧紧扣住粗糙的屋顶表面。我离开烟囱附近的平坦地带,朝着屋顶与屋顶的交接处爬去,手脚贴着屋顶板,沿着屋脊爬行,口干舌燥。从这里往下看,两层楼房似乎显得更高,风虽不算强劲,依然寒气逼人。我来到屋顶边缘往下一看,巨大的落差使人眩晕。我抱住生锈的高高的风向标,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安放在下面的摄像机,几乎触手可及。

  这是我的摄像机!

  摆好的取景框正好对准我刚爬过来的屋顶。摄像机的绿灯还没有亮起,说明我爬过来的这一段并没有被录像。

  车辆哀嚎着驶过转弯处,光束滑过金属表面,晃得我失去了方向,眼前一片模糊。我俯身抓起摄像机,数码储存库早已被删除,摄像机也不在录像状态。问题是,它为什么会在这里?难道是作为诱饵吗?

  只见米勒家的卧室灯随即熄灭。好准时,正好是十点半。我不能不怀疑,这时间也是有人设定好的。

  我笨拙地拿着摄像机,这是一台很便宜的佳能摄像机,我几乎弃之不用。沿着屋脊返回,我从靠里的角落纵身而下,跳到常春藤花圃上。

  我急忙回到屋内,坐在油光锃亮的深色胡桃木餐桌旁,桌子是艾瑞娜设计的。我把摄像机放在桌上摆弄,它配有光学变焦镜头,可延长电池寿命,还有DVD直接刻录选项,是个地道的傻瓜摄像机。

  我站起来,捧着水洗了一把脸,站在那里,摊开双手撑着水槽的边沿,茫然地盯着封闭了的百叶窗,百叶窗与我的鼻子距离不到两英尺。

  最后我上楼回到了工作室。里面有一张破损的办公桌,那是在甩卖时捡的便宜货,也是房间里的大件。我检查了存放摄像机的柜子,愚蠢地想证实我的摄像机的确不在那里。下楼,目标明确了,我的思绪像导火索在嘶嘶燃烧。拿起那两张光盘对比了一下,完全相同!我强迫自己不要一会儿工夫就两次回到工作室,这样在楼梯上走动会吵醒艾瑞娜,但我还是再次回到工作室。

  我从工作室的书架上把那摞空白光盘全部拿下来,果然同样是便宜的那一种。从写入速度、存储容量到聚碳酸酯加盖的品牌名称都一模一样。自从去年我开始用硬盘数字录像机刻录电视节目,一摞光盘已经被我用去了三分之一。塑料包装上写着每摞三十张。一数,还剩十九张,空白的光盘仍堆放在轴杆上。我能想起那十一张不见的光盘去哪儿了吗?

  我再次转到楼下,就像是在做赛前集训。在休闲房,我发现了四张刻录了重播剧目《盾牌》的光盘,两张《反恐24小时》的光盘,一张《绝望主妇》的光盘(艾瑞娜的),还有一张刻录了乔丁 斯帕克斯参加美国歌手选秀赛《美国偶像》片段的光盘,上面还留有啤酒杯底的痕迹,总计八张。虽然我很少重看这些刻录好的节目,但一旦刻录,就不会扔掉。这也就意味着有三张光盘下落不明。是的,三张!

  于是我再次翻查电视柜,伸长脖子,看看光盘是否跌落在电视机背后。没有!有三张光盘不见了,而我只收到了两张。

  我又去检查门廊,开门让一股冷空气猛冲进来,并没有人魔术般地递过光盘。我关上了门,还上了防盗锁和防护链。我从窥视孔往外看了看,然后转过身,背靠着门。

  难道第三张光盘还在路上?难道当我在屋顶发现自己的摄像机时,还有另外一部摄像机在什么地方拍摄我的行踪?难道这就是我的佳能摄像机当时没有处于拍摄状态的原因?

  理由显而易见,我终于顿悟,不禁哈哈大笑;但不是开心的笑,绝对不是,而是那种当你走路时突然踩空要摔倒时发出的笑声,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笑,仿佛是自我安慰地说:“没事。”

  我穿过客厅走到厨房,在餐桌旁坐下,打开摄像机的光盘装载区。

  第三张光盘赫然躺在里面。

编辑:刘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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