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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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12-07 02:11   来源:中国台湾网

  我接受了父亲的劝告,留在了校队,几周之后我们这只队伍也升入了甲级。1965年,南非从全国的大学里选拔球员,组队与阿根廷队打对抗赛,我被选中了,我第一次尝到了真正的一流比赛的滋味。

  同年,我大学毕业,先是在约翰内斯堡的埃德加连锁店的一个分店做实习经理,干了六个月,之后,赞比亚一家可口可乐装瓶公司向我发出了邀请。老板叫莫里斯戈什,立陶宛人,犹太血统,是二战中纳粹对犹太人施行大屠杀时逃到非洲来的。他当时很惨,有一段路甚至是赤着脚步行。他跑到了赞比亚的第二大城市基特韦,白手起家创建了一番工商伟业。他曾当过基特韦的市长,这事儿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就连我和他探讨公司是否应该与其周围的社区保持密切关系这类商业问题时也不例外。我和戈什的女儿蕾娜在大学里是恋人,这是我人生早期最纯洁的爱情,但后来我们分手了,因为她的哥哥娶了一个基督徒,家里为此闹得不可开交。她后来嫁给了一位犹太医生。蕾娜的哥哥伯纳德在梅奥诊所工作,是世界上顶尖的心血管医生之一,我们的私交一直很好。其实最早要雇佣我的人就是戈什先生,但考虑到我和蕾娜是恋人不方便,所以我拒绝了。可现在没了障碍,不可能再发生什么冲突。

  赞比亚独立两年之后,我回到了故乡。赞比亚的第一任总统是肯尼斯卡翁达,他既是个社会活动家也是个人文主义者。他领导了非暴力的独立运动,但从不仇视具体的白人个人,不过他也炸过铁路和电厂,也造成过破坏。

  卡翁达为不在种族问题上搞极端做法尽了很大的努力,他关心的是人。1959年,我十六岁的时候,我的地理老师就把他请到过我在卢萨卡上学的学校,当时他刚从监狱里出来,我们还一起吃了午餐。我本以为他应该脾气火爆,是个闹事的人。但这个人看上去安详平和。我记得我问他:“你干吗不对我们发火?是我们白人把你关进牢房的。”我不记得他的原话是怎么回答的,但基本意思是我们白人犯了错误,正义在他那一方,所以他大可不必为此发火。他说如果他在意关押他的白人对他的虐待,他早就会放弃他的原则,但以恶报恶不是他的原则。

  我父亲也认识卡翁达。卡翁达虽是赞比亚的总统,也是爱尔兰学会的名誉主席,每年都要出席圣帕特里克节的夜晚舞会,而舞会就是我父亲组织的。父亲是这个学会真正的主席。

  我一向同情卡翁达领导的独立运动,但是这个国家独立之前,我也有过多次的迷茫。那时白人居住区都组织了安保巡逻队,连我父亲晚上也要出去站岗放哨,还要巡视社区的安全状况。 

  1964年,赞比亚独立。卡翁达把赞比亚的许多工业都实行了国有化,包括许多有利可图的铜矿。我的运气不错,软饮料不在其中。那时期,一些抱有良好愿望的领导人开始发起社会主义运动,但并不成功,反而给社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后来这场运动被一些非理想主义者利用,服务于他们个人的利益。

  卡翁达政府规定零售业只能由赞比亚的公民经营,没入赞比亚国籍的长期居民只能搞批发,这些人大都是在赞比亚居住了十年或十年以上的白人。如今赞比亚仍在执行这一政策。

  我先是在一个叫穆富利拉的小城做实习经理,管理着一个由两辆卡车组成的可口可乐供应站,给超市、酒吧和餐馆供货,年薪一千一百美元。

  虽说有两辆车,但其中一辆总是闲着,因为我的手下只有一名推销员。我问我的上司是否能再雇一个人,他们却不答应。于是我便申请了商业驾驶执照,开着载重十吨的卡车到各个站点送货。这样一来,就增加了客户数量,一年之内,我的销售额也增长了一倍。干体力活有个好处就是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对我打橄榄球也十分有利。不久,我就进入了赞比亚国家队。

  当时,由于英国对罗得西亚进行经济封锁,赞比亚的燃油施行配给制。英国在1965年发布了《通用独立宣言》,目的是保持白人在这些国家的统治地位。为了报复英国的禁运政策,罗得西亚中断了从莫桑比克港口向新独立的赞比亚的石油和其他消费品的铁路运输,因为赞比亚是英国的同盟国,而罗得西亚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基地,非洲国大是一个反对在南非实行种族隔离的组织。

  为了给两辆送货的卡车弄到燃油,我每周两次在漆黑的深夜带着现金沿土路开车去刚果边界,买回二十四加仑一桶的柴油。严格地讲,这是非法行为,但保住了可口可乐供应站的运营。

  辛勤的汗水带来了回报。不久,我被任命负责管理基特韦一处有八辆卡车的配送站,还拿到了一百美元的奖金,这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

  在赞比亚拓展可口可乐的市场需要付出惊人的努力并且也十分危险,要在一条被戏称为“死亡之路”的道路上来回奔波。这条路贯穿赞比亚、坦桑尼亚和达累斯萨拉姆港口。由于《通用独立宣言》的原因,罗得西亚的边界已被关闭,这条“死亡之路”便成了车辆通行的主干道,沿途也冒出了许多为卡车司机服务的小杂货店和餐馆。可口可乐供货主要是靠一些零散的小商贩,于是,公司就派我和一位叫萨迪姆维拉的赞比亚籍同事去这条路摸摸情况,看是否应该把销售网扩大到那里。于是,一天上午我俩坐着一辆达特桑牌的小型货车上路了。因为路途遥远,到坦桑尼亚的边界要走大约三百英里的路程,我们还在车的尾部放了两只装满沙子的糖果口袋保持车的平衡。

  1966年,《时代》杂志把这条死亡之路描述为“世界上最可怕的公路”,这里有让人头晕目眩、毛发悚立的急转弯和令人胆战心惊的沙漠、沼泽。我的妻子一向埋怨我在土地上开车比在柏油路上开得快,她埋怨得对。在这样的土路上开快车简直就是在无数的车辙和小沟小坎上面飞。

  这条道的路况极差,开快车要比在其他的土路上危险得多。罗得西亚的边界关闭之前几乎没人走这条路,可现在一夜之间就挤满了卡车。车一辆接着一辆,赶上又是旱季,路上尘土冲天,司机们就像瞎子一样什么也看不见,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开。还好,路面并不泥泞。

  一路上萨迪大部分时间都让我开车。我承认,如果我是车上的乘客,我会被我当时开车的速度吓呆的。当时年轻,天不怕地不怕的,我肯定经历了数不清的风险,但运气不错,没出事儿。

  离坦桑尼亚边界大约一百二十五英里的时候,我们停下来在一个叫姆皮卡的小镇过夜。我们当时热得厉害,浑身冒汗疲惫不堪,走进了旅馆,发现只有一个空房间,可事先我们定的是两个,而且这个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床倒是不小,但用的时间久了,床面明显变形,中间凹下去像一只碗。这就意味着,如果我和萨迪同睡在这张床上,我俩会一下子滚到中间挤在一起,萨迪还是个大个子。我们问旅店有没有垫子什么的可以放在脏兮兮的水泥地面上当床用,但答复是没有。看来我俩只好亲亲密密地挤一晚上了。疲劳是件不错的事情,我俩一上床便一动不动地睡到了大天亮。

  吃的比睡的条件强不了多少。睡觉之前我们去了旅店的餐厅,想喝杯啤酒美美地吃上一顿。可一看菜单,几乎没东西,只好点了些牛排和炸薯条。牛排端上来了,看上去颜色发暗,灰得像铅,餐刀几乎切不动。不是刀子不快,是肉太硬。我俩费了好大劲才从肉的边上弄下来一小块儿。可放到嘴里怎么也嚼不动,最后只能把牛肉推到一边不再碰它,就着啤酒吃了一肚子的面包。

  第二天早餐,我俩又冒着风险点了牛肉、鸡蛋和薯条。薯条潮乎乎的。我们祈祷早餐的牛肉别再像昨晚那么差劲,可牛肉一端上来我们就觉得眼熟,边儿上还被切下去了一小块儿。我们只好吃鸡蛋和薯条,别管怎样,里面还是有营养的。

  我们又上了路。这次我们离开死亡之路,绕了三十英里去看了一下卡桑卡附近的一座纪念碑。英国探险家戴维利文斯通的心脏就埋在那里,他身体的其他部分运回国葬在了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我们还去参观了庞大的西瓦恩甘杜庄园(位于鳄鱼湖边上),这处房产是一位英国贵族斯图尔特戈尔布朗于1914年建立的。读者可以想象,我们在非洲灌木丛中看到这处雄伟壮观的英式建筑群时感受到的震撼。里面有修剪整齐的花园和教堂,阔气的房屋,餐厅里面摆放着漂亮的柚木餐桌,银质的蜡烛台,图书室里存放着皮革封面的文学经典。戈尔布朗原是北罗得西亚的议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倡导北罗得西亚独立,搞得英国外交界一片哗然。到了晚年,他促使英国政府就独立问题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在赞比亚我亲身体会到了人们常说的可口可乐装瓶公司与可口可乐公司之间的对抗关系。

  基特韦装瓶公司的经理叫查尔斯哈钦斯,性情粗暴,人们通常叫他哈钦。他给员工们训话的时候总是让大家站在椅子上。想象一下,我这六英尺五英寸的大个子站在椅子上会是什么样子。但他就是这种风格,简直就是个恶魔。他这一套短时间内还行,长了我真受不了。

  哈钦对可口可乐公司没有好感。一次,公司派了一名新的代表过来,名叫莱昂内尔科克。科克来基特韦首次和哈钦会面之前,哈钦对我说:“我想让你见识一下。”科克到了之后,哈钦坐在办公桌前,我在他的身旁站着。房间里没有第二把椅子,科克只能站着。哈钦的用意很明显:瞧,谁是这儿的头儿。

  科克是公司的代表,其工作是要使装瓶厂扩大销售量,但上边的想法下边未必执行。哈钦不陪科克到基特韦的市场销售部去查看情况,他对科克说:“外面有辆卡车,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结果,科克只好自己开着卡车到处跑,到下面的售货点儿查看了三天。于是,他们玩儿起了游戏。客户把科克的一举一动反馈给哈钦,而科克却设法从客户的表现和市场销售情况搜集信息。最后,科克搞完调研来向哈钦辞行的时候,哈钦给他准备了一把椅子。按哈钦的说法,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是注定了的。但从多个角度看,游戏的赢家是科克。后来,科克在我的手下做事,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过这样的话:“要想剥一只猫的皮有很多种办法。”

  莫里斯戈什雇用我的时候就有想法最终让我来管理他这个产业。我的直接上司是销售经理,那个人生性粗鲁,很难相处。从我到这儿的第一天起,他便嫉恨我,认为我这个新来的是个有特权的后起之秀,所以,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对我百般刁难。其实他本人也清楚,他不可能再有晋升的机会了。尽管形势对我不利,但一个人只要闪光,就能克服障碍。

编辑:刘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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