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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12-07 02:09   来源:中国台湾网

  在约翰内斯堡的装瓶厂搞了两年营销之后,我被任命为南非境内所有三家可口可乐公司直属装瓶厂的营销总管。这三家工厂分别在约翰内斯堡、德班和比勒陀利亚。这次晋升让我遭遇了更大的挑战。

  其实,在这个新位置上我要做的事情并不多,因为三家公司都有自己的营销经理。所以,我从心底里认为根本没必要设这个职务。但是,亚历克斯里德说服我接受了这项任命。亚历克斯原来是约翰内斯堡装瓶厂技术部的经理,现在得到新的任命,统管全南非的装瓶业务,可他对营销一窍不通,而我在这方面是轻车熟路,所以我的任务是帮他熟悉这方面的业务。但是,干了八个月之后,我觉得自己简直成了累赘。只要涉及到营销,事无巨细在报可口可乐总部之前都要从我这过一遍。这种工作没任何效果,我很不满意。在某种程度上说,我好像整天就是装出一副在那儿工作的样子。于是,我写了一张条子,请求亚历克斯撤销我这个位置。也许很多人一辈子都在搞“写来写去没任何成果”的文字工作,但我喜欢的是能干出业绩的工作。他批准了我的请求。就这样,我被调去当南非的营销副总经理,总部在约翰内斯堡,平生首次为可口可乐搞特许经营。

  可还是一样,这个职务也很别扭。我是营销总经理手下唯一的直接下属,公司里其他部门的领导,比如广告部、营销部、市场调查部等等,都是我的下属。好在这只是个过渡性的职务,因为公司已经决定派我到哈佛大学参加一个为时十五周的管理培训班。回来之后,我将升任主管整个南非营销的总领导。这对我来说又是一次大的人事变动。

  当时我遇到一个大变故,那就是在我动身去哈佛之前,我的父亲在北爱尔兰去世了。父亲从赞比亚回了国,还在母亲去世之后娶了帕迪格林的遗孀。帕迪是父亲的同事,1954年在我们刚到赞比亚的时候很照顾我们,他年轻的时候死于心脏病,之后是父亲帮着养大了他的两个儿子。他这两个儿子就像是我的亲弟弟,根本没有“收养”的感觉。我们现在的关系也很密切。我还把侄女玛丽过继了过来,在她的眼里我是她的好父亲。

  1976年的秋天我是在哈佛的商学院度过的,这是我第二次到美国。头一次是同年的早些时候乘火车去亚特兰大。当时我只是觉得美国幅员辽阔、地貌多样,但这一次,哈佛让我明显感受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我选择到金融财会速成班学习,因为我以前没接受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虽然在赞比亚的时候也读过这方面的书,但那毕竟是自学。

  在哈佛大学的班级里我年龄最小,同学们的资历和阅历让我自叹不如。他们大都是已经进入最高管理层的专家级人物,类似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首席工程师这样的人物。

  对我来说,这次工商管理培训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确信在那时没人看得出我会是可口可乐将来的兼首席执行官。可是,在这个知识最渊博的群体里我却把自己排在了首位,因为我明白在这里收获最大的人一定是我。

  我知道,毕业以后会有更多的挑战,其中有一项是早就为我设计好了的,那就是我会被提拔到营销总管的位子上。所以,当时任可口可乐南非地区总经理的弗雷德梅耶尔后来和我通电话,告诉我要我出任约翰内斯堡可口可乐装瓶公司的总经理时,我颇感诧异。但是我仍立刻接受了任命,因为这是我梦寐以求的职务,尤其是在当时。可口可乐从南非啤酒公司手里买下史威士公司的产业,其中还包括南非啤酒公司的一些品牌的冠名权,我来哈佛之前还参与过这件事情的一些工作。所以,我的工作将包括把这些新产业融入到可口可乐公司的运营中来。这个挑战将意味着公司的变革,因为上一年可口可乐在约翰内斯堡的市场份额有些缩水。我马上打电话把事情告诉了帕梅拉,她当时要来波士顿和我一起过感恩节。这可要好好庆祝一下。我又要以装瓶厂商的身份回到产业的特许经营圈子里了,这样的工作让我兴奋不已。

  我把办公室安排在了约翰内斯堡市中心附近一片工业区内的厂子里,办公的时候能听到装瓶生产线工作的声音。当时的我三十三岁,主管着两家工厂,手下有一千七百多名员工。虽说公司的总部离我只有几英里远,但我相当于经营着“自己”的独立产业。不过,当关上办公室的门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会意识到自己是这里的头儿,尤其是一想到以前的很多同事都要向我汇报工作,而且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常常会有一种孤独感在心头弥漫。

  可口可乐公司把罐装的原浆运来,我们再配上苏打水勾兑成饮料,然后装瓶。原浆的配方属于绝密,在世界各地分几个点制成。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还曾为百事可乐装瓶,这是因为南非啤酒公司终止了与百事可乐联营的经销权。百事可乐公司为此还以反垄断法的理由在美国进行了起诉。为了能让自己的产品能够继续进入约翰内斯堡,他们不得已和我们做了这笔交易,就这样我接手了为百事可乐品牌装瓶的活儿。

  作为企业经营者,我曾面临过许多挑战,其中有两件事极为棘手。第一件是和史威士公司的磨合。尽管从技术角度讲这属于两家公司合并,但可口可乐在合并后的公司里拥有百分之八十二的股权。为了避免职务重复,公司进行了机构精简,结果第一轮调整下来,原可口可乐的经理们几乎把持了所有关键部门。到第二轮调整的时候,我想尽量保留一些史威士公司的部门经理,在一些位置上我特意选了一些地位稍低的史威士公司经理出任主管,想以此纠正我认为自身存在的偏袒可口可乐员工的做法。结果,我犯了个大错误。这些人中只有一个在岗位上待的时间超过了一年,因为史威士公司原来的文化氛围与我们不同,而我们还在按可口可乐的方式行事,没考虑建立一种让双方都能适应的企业文化(这一点我还是到后来才搞懂的)。

  第二件让我头痛的事是对沙利文规章的执行。沙利文规章是可口可乐公司的高管们在美国的亚特兰大一致通过的,但违反了大多数南非籍管理人员的意愿,有的规章甚至违反了南非的法律,当然,这大概正是里维兰德沙利文的意图。例如,沙利文规章中规定员工得共用卫生间和餐厅,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要求不同肤色的人使用的卫生间和餐厅必须是分开的,还规定里面的设备要一样。实际上,分开是分开了,但有色人种使用的设备质量相当低劣。从客观角度讲,执行沙利文规章没什么难的,只要把原来的卫生间和餐厅改建一下就行,但是执行起来却会遇到诸多的挑战。比如说,南非的种族分类方式非常乱,有时候同一个家庭的孩子会因为肤色的深浅程度或头发的卷曲程度不同而被划分成不同的种族。而我们的雇员有两种:一是部门经理,他们按月取酬,再就是普通工人,他们每周领一次报酬。普通工人全是白人,而经理们一半是白人,另一半是有色人种,其中有一部分是亚洲人。所以关于种族隔离工作的执行就异常困难。

  另外,沙利文规章的宗旨和字面含义,我必须一丝不苟地维护。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些白人女工悄悄地跑到街对面一家公司的隔离卫生间去方便。我就试着让手下的管理人员先在餐厅里做表率,让不同肤色的人故意坐在同一张餐桌上。一天,人力资源部的经理跑来告诉我,说有人贿赂餐厅的黑人服务员,让他们专门藏好一些碟子供一拨儿人专用(而且刷的时候也要分开)。我还以为这些盘子是给白人留的,但是查了一下才发现这些盘子的底部都抹了一些指甲油做标志,是那些亚洲人留着用的。

  接下来,政府的检察官就登门了。他们找到我,一条条地列举我们违反了哪些种族隔离的法律条款,还说要罚款,而且我本人也得坐牢。我只能承认违了法,拉着他们的手求情,表示下不为例。实际上,种族隔离制度正在土崩瓦解,当时要逮捕或囚禁一位可口可乐的高管是会引发国际事件的。还有,虽然南非政府的法律对各行各业的工作都分了类,列出了哪些工作只允许白人做,但这些规定有很多空子可钻,因此,不但外国公司,就连南非本国的公司也经常违反这样的法规。所以,奉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政府不得不重新通过新的立法强化这些规定。

  我尽自己所能想改变一下员工的种族比例,于是就破天荒地在南非雇用了首位黑人营销经理,名叫欧内斯特姆楚努。虽说可口可乐早已开始雇用黑人推销员,但经销经理却是清一色的白人,就连管辖黑人社区的经理也无一例外。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曾经和欧内斯特在约翰内斯堡的服装连锁店里一起打过工,知道他有搞管理的潜能。自从可口可乐决定采纳沙利文规章之后,就雇用了欧内斯特做公关干事,在这个阶层的雇员中基本上也就他这一张黑面孔。公司有事经常把他推出去,这是一种炫耀方式,让人们看看可口可乐的白领里有黑人。虽说他的职衔很响亮,但没有什么实际权力,手下也没有员工。我觉得根据他的能力应该干一些更重要的工作,于是就把他弄来做经理,负责索韦托那边的推销。

  而对欧内斯特来说这是个苦差事。搞公关可以坐在约翰内斯堡最好的饭店里用餐,到亚特兰大的时候还可以见见可口可乐最上层的官员和贵宾,可做推销经理得动真格的。开始的时候他拒绝我的邀请,我就对他讲:“你被利用了,欧内斯特。你是甘心做白人的驯服工具呢,还是想搞一番事业?你现在不来我这儿积累点工作经验,就永远别想进入管理层。”后来我又和他的妻子深谈此事,他终于答应了。遗憾的是,我离开南非之后,接替我的人思想守旧,和欧内斯特处不来,于是,欧内斯特便转投了百事可乐到乌干达发展去了。他已经积累了管理经验,所以在饮料行业的身价大增。

  在南非,我首次见识到了政府施行的物价控制策略,看到了政府对自由市场经济进行的干预而带来的古怪后果。

  那时候,南非政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强行干预物价。其实,要想有效地稳住物价,关键的一点是让市场保持健康的竞争秩序。南非不然,哪家公司要想抬价,首先要向政府部门提交一份详细的盈亏说明,但可口可乐并不认同这个做法。说来也怪,这反倒让我们大大挣了一笔。

  有几家小型的饮料公司,他们的市场份额极为有限。其中有一家叫戈德堡—泽弗特,在南非拥有七喜品牌的经销权。他们的营销策略是保持饮料的价位比可口可乐低百分之十五,所以利润极低。结果,他们总是第一个跑到政府那里要求提价。

  可口可乐的利润空间原本就不错,但每当政府批准他们提一次价,自然也就进一步提高了我们的价格底限。如果政府不允许提价,那么像戈德堡—泽弗特这样的小买卖就只能关门倒闭。

  摆在政府官僚面前的选择很简单:是看着那些小打小闹的商家出局呢,还是允许涨价看着大玩家们继续牟取高利润呢?这个难题很有意思,也充分说明政府插手市场的自然秩序会发生什么事情。最后的结果是南非的大多数消费者在饮料上花的钱不是少了,反而更多了。这就是政府干预物价的措施很少奏效的原因。

  我到约翰内斯堡的第一天就有种感觉,我在这儿的工作只是个过渡,如果顺利,它会让我从非洲走向世界。任总经理之后大约一年左右,我的想法得到了证实。一天,我接到伊恩威尔森的电话,他当时在亚特兰大,司职可口可乐在亚洲区的工作。威尔森在可口可乐算得上是位功成名就的大明星,经常陪着可口可乐德高望重的元老罗伯特W伍德拉夫在南乔治亚岛的种植园捕鸟什么的。每当威尔森过生日,伍德拉夫还给他捎去玫瑰。不过,伍德拉夫对可口可乐最高层的圈内人士都这样。

  “内维尔,你有没有思想准备到南非以外的地方工作?”威尔森问。我说准备不足,最好先在装瓶厂再干一段时间,等经验丰富之后再离开。“那就等你准备好了,到时候告诉我。” 他这样对我说。

编辑:刘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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