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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莫言从维熙

时间:2012-12-25 08:07   来源:中国台湾网综合

  话说莫言从维熙

  一段有趣的插曲

  今天已过冬至,楼身正在进行整体粉刷。一位乘吊篮上下粉刷楼体的工人,行至我居住的五层窗台,见我正在写字,便用山东腔对我说:“喂,听说您是个作家,您知道有个莫言吗?”

  天气虽然很冷了,我还是停下正在填写的护照申请表格,拉开窗与那小伙子攀谈开了:“你问这干什么?”他站在晃晃悠悠的高空的吊篮中,抹了抹脸上的灰浆点子,对我说:“俺是来北京打工的高密人,听楼里人说您也是个作家,几次过您窗口,看您在电脑上打字,不敢随便打搅您;今天您没开电脑,便乍着胆子问问您,认不认得俺的那位作家老乡。他在咱那地盘上,可是名气大着哩!”

  高处不胜寒。更何况那天刮着大风,我体谅那位高空作业的高密小伙的辛苦,便递过去一包“红塔山”,并对他说:“我老祖宗的根,也在山东。你拿去抽吧!”

  他把烟忙塞进窗子,连连说:“不行,我们老板定下纪律,不许……不许……”

  我说:“天这么冷,他不知躲到哪儿幸福去了,咋会看见你在高空挨冻。快收下吧,只当是莫言送给你的好了。”

  “那么说,您认识俺那老乡了?”

  我点点头。吊篮开始上升,小伙子的身影消失了。

  …… ……

  这本来是生活中的一个符号,并没想到将其写进文章中间。未曾想到的是,两天以后的一个中午,镇邦老弟打来了电话,点名让我给莫言用文字画像,他说在我们这代作家里,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了。我想了想,此话也算一矢中的。虽然这两天我正忙于办理去美国探望儿孙的烦琐手续,还是不得不暂停各种表格的填写,忙里偷闲地涂抹上莫言这幅由表及里的文字画像。也好,刚才谈及的小小插曲,正好可以成为莫言肖像的第一笔,我将其写在篇首,以示我“爱屋及乌”的心绪……

  文学之外的闲话之一

  用人体造型美的视角去扫描莫言,他不能算是文苑美汉。过早谢了顶的脑袋,没有窄腰而只有肥臀的线条;窄窄的一双眼睛,似乎也不具备穿透生活的光泽。老实说,从相貌上很难找到他一点潇洒的神情。记得,在他还身穿着橄榄绿军装的时候,有一次亮相于电视屏幕上,不是那身军服不合他的身腰,而是他的身腰没能撑起军装的一派英豪之气来。因而当我看到他按着导演的指点,时而行走、时而静立沉思的时刻,我当真笑出了声,并对正在收拾屋子卫生的妻子说道:“快来看莫言,你也当过兵,看看这个男兵,是不是有点像熊猫?”

  妻子甩了我一句:“你不能要求文职军人都像国旗班的旗手一样。重要的是,他的内在应该是个真正的男人就行了。”

  我和她争辩说:“我是说外形,又没有涉及他的五脏六腑。”

  她说:“外皮仪表堂堂,一肚子草的男人多了。你们文坛里这号人,也可以装几车皮。莫言这几年写了多少东西!这是那些酒囊饭袋的冒牌作家根本无法相比的。”

  我说的是外在。

  她说的是灵肉。

  她说这些话是由衷的。这些年来,凡是莫言发表在大刊物上的作品,她都是先于我的第一个读者。虽然她的文字表达能力偏软,可是感悟文学的能力却十分过硬。近两年内,她特别欣赏莫言发表在《收获》上的《野骡子》。我往往是在她的启迪之下,阅读莫言近年大量作品的。但当时面对电视屏幕,我仍然忍不住对莫言的光辉形象窃笑不止,心想莫言的尊容,真是有损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形象。当然,他脱了军装,我也就把“绿色熊猫”的印象渐渐地淡忘了。

  想不到的是,我的这一细节被她记住了。1998年中国九位作家应海峡对岸之邀,出访宝岛台湾。当天,她送我到机场时,像是发现了什么秘密似的对我耳语说:“当过军人的莫言,就是与别人不一样。你看,别人都慢悠悠地磨蹭,只有莫言像个搬运工,不惜力地帮大家集中行李。你应当承认你那天说莫言不像军人,至少是个偏见。”

  我说:“那是他从来具有的憨厚,当然啦,可能与他当兵也有点关系!”

  到底是孰是孰非,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莫言是个一贯没有文场中娇气而肯于在集体中吃苦负重的人。早在1987年,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德国的时候,莫言在团队中也拿出他的那份朴实,在往返机场上扮演搬运工的角色。其实并没有人让他这么干,其闪光点在于出自他的行为本能。因而,在访德归来作总结时,他是全团一致公认的劳动模范。这些看起来貌似平常的行为,正是身背娇骄二气的同行们最为匮乏的精神。不知是不是因为我经受过“劳改”的原因,我特别看重莫言身上十分浓烈、在知识分子中最为欠缺的素质。因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总把莫言看成我的忘年小兄弟。在访问德国和访问中国台湾期间,只要有两个人同住一间屋子的机缘,我都愿意与他为伍。

  文学之外的闲话之二

  该怎么说呢,那是一段文学低迷的时期。一场风暴过后,有的人提出来“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并同时提出“要用笔绿化全国”的口号。一时之间风声鹤唳,文化人重新嗅到了某种气味。

  这年的12月28日,友人们在我家中聚会,迎接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之春。那天,来的友人很多,我的同辈人自不必说,该来的都来了;在比我年轻一代的作家中,莫言也来了。在我的记忆中,他当天说话很少,酒却喝得不少。在我的认知中,文人有两种酒态:一种是酒后忘我,一种是酒后沉默。莫言属于后一种,当他与在座的王蒙、叶楠撞杯时,只是往嘴里倒酒,没有像叶楠等友人那样酒后高声喧闹。最有意思的是,当友人们离开我家之后,妻子才发现莫言带来的礼物:一个竹编篮筐里,蜷卧着两只颜色相异、绒布做成的小猫。

  “这有点像他今天的肖像。”我说,“像只无言的醉猫!”

  “在二十多位友人中,他显得最腼腆。”妻说。

  “那是老虎装猫。”

  “何以见得?”妻说。

  “你看他的《红高粱》不是充满了人性中的野气吗?猫的柔顺不过是他的外壳罢了。”我说,“蔫人出豹子。这个山东高密小子,骨子里藏有豪气、义气、霸气和匪气。”

  妻子笑个不住:“你别侮辱我们军人。”

  “怎么是侮辱呢,这是最高的褒奖。你没看见文坛上那些‘排排坐,吃果果’的乖乖们,骨头里最缺的就是这种钙质吗?”

  她无言了——她对文坛缺乏全面的了解。

  大概是第二年的早春,一位山东的编辑来我家组稿。言谈之间,他从背包里拿出了一瓶酒,说是奉莫言之命给我带来的家乡烈酒。那瓶酒的名称,今天我已忘得一干二净,但是酒瓶上的商标,我却一直记忆在心:那是《水浒传》中的汉子武松,在景阳冈上打虎的画面。没等这位编辑多费唇舌,我立刻应下为他们报纸副刊写稿。他连连对我表示感谢,我说你感谢莫言去吧,只要是莫言的委托,我一定尽其所能。之所以如此,我当真觉得莫言的躯体里蕴藏着打虎人的阳刚之气。

  他是个真正可以信任的朋友。事隔不久,华艺出版社找到我的家里,说是要突破一下文坛的沉闷局面,要我出面找上几个有创作实力的作家,出一套实力派作家的书。在比我们这代人更年轻一代的作家里,我找上了莫言。现在回头一看,那套丛书虽已黯然失色,但在1991年的特殊时日,“华艺”能把这些属于“可以清理”的作家捆绑在一起,并在建国门外的一家饭店聚会,也算是一次难能可贵的行为了。

  记得,在会议间隙,莫言曾对我说:“老哥还不忘我,我铭记于心。”

  我说些什么今天已然记不清了,但是我心里始终有莫言,倒是真情实话。在我的认知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了一批吃狼奶长大的后来人,他们心中只有自己,并只为自己活着——莫言与一些狼孩泾渭分明,他行文做人的野气里,始终不失中国传统中的忠厚。尽管后来,我们都忙于各自的写作,彼此来往少了一些,但莫言如日中天之后,并没有忘乎所以像有的廉价文人那般自吹自擂,或千方百计煎、炒、烹、炸自身。这是我尊重并深爱莫言的又一因素。

  文学之外的莫言话题

  我们很少通电话——除非有事要谈。记得,偶然通电话时,他常常劝我写写家族史。我说我不能,因为多年来让我梦里也相思的东西,是劳改队褴褛的衣衫,是一条茫茫的驿路。

  生活坐标和生活经历的不同,决定了各人笔墨驰骋的领域。可以这么说,从莫言发表《透明的红萝卜》开始,特别是他的《红高粱》问世之后,我就觉察出这是一匹挣脱了笼头的野马。基于这种认知,除了我激动地写下《五老峰下荡轻舟》,对莫言的告别文学惯式、另辟蹊径的艺术之勇表示赞美之外,他的处女作集是我主持一家出版社工作时,责令编辑迅速组稿并发稿的。当时,进入那套“文学新星丛书”的青年作家有四十多位,历经十多年时间的磨砺和检验,依然光束不灭的究竟还有几何?莫言不仅是长生的一个,而且作品越来越耐读。当然在其洋洋洒洒的笔锋下,偶然也分娩畸形胎儿,但在总体上是硬硬的干货。在良莠不齐、草苗争长的文苑,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奇迹。他的作品中,第一没有新新人类“宝贝”式的无病呻吟,第二不离开中国土地的原色。这个在斑斑杂色的文学路上的长跑者,心中百无禁忌,进入文学竞技的最佳状态。这是其一。其二,莫言的文风里比过去的野性又多了许多幽默的色彩,这是他过去的文字里所没有的。

  读他近期的作品,在暗自窃笑之际,不禁使我想起我们在台北图书馆,与台湾地区同行们共议21世纪文学命题的日子。当莫言走上讲坛,宣读他的讲稿时,有别于其他作家发言的是,他似乎不是在讲演,而是向在场的听众发出一连串的提问,加上他那张喜笑颜开的脸,使全场笑声不绝于耳。这个山东高密小子,不仅文字里多了幽默的润滑剂,连人也不是20世纪80年代的小莫了。他越来越像个非作家的平民百姓,既不作高深的哲理思考状,更睥视故作深沉的假道学。如果硬是把学院派作家与生活源的作家分开的话,他理所当然地属于后者。

  之所以如此,在于童年生活、高密田园对他的影响太深远了。如他笔下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包括《天堂蒜薹之歌》在内,都深深地刻写下家乡田园对他的影响。尽管他对我说,这是他的伪家族史,其创意之源泉也正孕育于其乡野的田垄之中。近时读报,见莫言的文学触角又伸向了话剧,说是要搞出莎士比亚《奥赛罗》式的《霸王别姬》来,我不知这只是宣言,还是要付诸行动,抑或是受他友人张艺谋的影响。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受自我的艺术局限,无论他是多么伟大的天才,也无法挣脱自身艺术的制约。张艺谋《图兰朵》的艺术实践,尽管各种媒体给予极大的热情,我仍然认为它是无法与《红高粱》的精湛相媲美的,一个半生不熟的夹生货。莫言要尝试一下这种艺术表现,只能让我感到其勇气可喜可嘉,但不会有预期的收获。孰真孰假,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本想勾勒一幅莫言肖像草图,没想到一发而不可收。电脑告诉我已然超过四千字了,就此住笔。我最后的几句尾语是:莫言是个好人,绝不是随风摇摆的“狗尾巴草”;是中国文坛的一个奇才,如果能在野虎出笼的狂奔中加上一点自审自识,未来的年代必将有惊雷般的佳作撼动世界文苑。

编辑:刘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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